中国的政治，主要靠强力政治家调度左右，而不是靠制度与规则惯行框定、规范、划一，所以随机性极强。遇到能人而昌盛，否则则谙弱——大率如此。
西周的兴起与强盛，就源于周文王、周武王的慧眼识人，人尽其用。在争国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不在于哪一种政治势力代表先进的文明因素，而在于哪一个政治势力能够聚拢人才。聚拢人才的一方必胜，哪怕这一势力是反动的。
春秋的齐国两度强盛，主要原因在于两度使用能人，先有管仲，后有晏婴。
管仲成为“能人”的代表。
管仲的智慧、人品与能力不容质疑，而且发现管仲的伯乐——鲍叔牙也确实是慧眼识英雄。连管仲自己都说“生我者父亲，知我者鲍叔也”管仲帮助齐桓公登上了霸主地位。
100年后的齐国晏婴再次让诸侯国不敢小觑齐国。晏婴成为智慧的化身，几乎家喻户晓。
关于晏婴，司马迁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以下变字体）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御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御子荐以为大夫。
（《史记·管晏列传第二》）（变字体完了）
这个故事可以看作是“能人政治”的绝妙注脚。一个赶车的“御夫”可以在晏婴的力荐下，一下子升迁为“大夫。这个御夫在”大夫的位置上称职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能人每每成为史家竭力赞美的偶像。作为个人，我同样对能人景慕不置。但从政治体制考查，我不喜欢“能人政治”。这种模式的成本极其昂贵（每一个能人的被用，都是以漫长等待为代价的），完全没有主动性。而且能人政治很难持续，管仲、晏婴在则齐国强，管仲、晏婴不在，则只能眼睁睁看着齐国衰落下去，束手无策。
现代政治的特点是一切政治家行为趋于“制度化”，有章可循，根本不必苦苦等待某位“能人”或救世主。特殊的天才人物出现更好，不出现也无妨，对政治局面影响并不大。现代政治只需要人才，不需要天才。在某种意义上，天才是好政治的瓦解剂，因为天才极容易被崇拜，从而忽视对他的制约。所以民主政治是异常平稳的，不因个把人而产生了不起的波动。从这个角度看，能人政治的传统非但无助于现代政治的推行，反而是实施现代政治的一个桎梏。
管仲、晏婴人品与才能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政治体制并无丝毫值得留恋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