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历在以638年作为纪元以前，普遍采用干支纪年，这种方法可能在汉代就已被傣族接受了。638年以后，傣历开始实行数字纪年，现在所见傣文文献中最早的纪年时间是傣历542年，相当于公元1180年。傣历以六月为岁首，泼水节是辞旧迎新的年节。傣历同时将朔望月分为上下两个半月，上半月称“月出”，从月出一日到十四，次日为望，下半月称“月下”，从月下一日至十四(小月至十三)；最后一天称晦。同时傣历还有七日纪日法，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来命名日期。
傣历在计算日月行星的位置时采用黄道坐标，黄道一周为360度，而划分天区则二十七宿与黄道十二宫并用，这些又都显示了印度天文学的影响。
傣历中有关行星和恒星周期的计算已很精确，其中金星、水星的数值甚至与现代理论值一致。
清代以前，中国政府颁布的唯一一部少数民族历法就是回历，回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的历法，这些民族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和一部分蒙古族。在中国颁布的回历为太阴历，由于它与太阳运动周期无关，所以主要用于祭祀和纪年。
回历相传是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创制的，当时他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选择了与太阴历的朔日相合的一天7月16日星期五作为回历纪元，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回历于13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元明两代和清初，皇家天文机构都设有回回司天监、司天台和回回历科等专门组织。回历的太阴年法以月亮盈亏一次为一月，12个朔望月为一年，单月为大月，双月为小月，大小月相间安排，太阴年全长为354日。回历的闰法只有闰日而没有闰月，逢闫之年，闰日一律置于十二月末。回历以30年为一周，每周有19个平年，11个闰年，置闺的目的是为使月初和新年都在蛾眉月出现的那天开始，因为回历历月不始于朔，而是以新月初见的一天为月首。然而，由于回历采用平均分配大小月的做法，因此，尽管回历具有严密的月亮位置推算公式，但月首并没有按照真实的朔望来推定。
回历年比太阳年约少11日，因此岁首逐年提早，约33年循环一周。与此不同的是，回历还同时存在一种太阳年法，这种历制主要用于农业生产。
太阳年法以春分为岁首，依太阳行十二宫一周为12个月，称为“不动的月”。这种年法为纪年的波斯历，平年365日，128年置31闰，闰日设于十二月(双鱼官)之末，为366日。此种置闰法误差很小，须积8万年才差一天，比世界通行的儒略历和格里历都要精密。
苗族古历也是二种颇具特色的历法，二百多年以前，湘西的苗族不用汉历而有自己的猫历，而猫历更早的名称则叫子历。古苗历的岁首定在冬至，平年12个月，其中前两个月有单独的月名，分别叫作动月和偏月，从第三个月开始直到十二月，称为一月到十月。这种历制使人想起《诗经》中记载的豳历，它也是一种以冬至为岁首，的历法，而且前五个月有单独的月名，后七个月称为四月至十月。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豳历与殷历的某种联系。看来苗历的来源也很古老。
古苗历为阴阳合历，每月的日数都固定不变、动月和偏月各28日，其余10个月均为三十日，平年一年共356日，每三年置一闰月，用来调整与季节的关系。
除此之外，其他少数民族也多有自己独特的历法，不过在使用公历之前，这些历法大多还未能摆脱物候历的原始形态。拉枯族和佤族都将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又都是30天，不同的是佤族历法在此基础上还要安排闰月，称为“怪月”，置闰的时间由物候决定。由于原始农业更强烈地依赖于雨量和日照，因此很多少数民族的历法都与季节的变化有着密切的适应关系。哈尼族历法中的“季节月”以农事和物候划分，农季从“且拉”——种谷月(相当于农历的三至四月)到(“那彦”——尝新谷月(合农历八至九月)，而“种谷月”的前一月为“常阿”——地湿月。独龙族第四乡的历法以四月(阿薄)开始播种，五月(石发)大量播种，七月(可勒)收割小米，八月(巴恩)大量收割。傈僳族和佤族也都有类似的季节月。这些历法的编排虽然还不能说很严密，但显然已经自成系统了。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原始民族的历法从一开始便将农年的周期与历年的周期统一起来了，农年与历年的结合事实上是从这两个循环周期的终点开始的，准确地说，农年的终点也就是历年的终点。古代藏族曾以麦熟为岁首，古代黎族则“占薯芋之熟，记天文之岁”，台湾瑞岩泰雅族的历法是以播种、收获一次作为一年，一次农作物收获完毕计为一年，新年的开始则在收获完毕后的下一个不见月光的日子，等于元旦。这种传统一直沿袭到今天，甚至现在台湾有些高山族仍自称他们的丰收祭为过年。这种将农年终点转变为历年终点的做法，似乎是早期历法的一个共同特点。
根据民族调查，人们发现水族、白族、瑶族、壮族、侗族、布依族、赫哲族和鄂伦春等民族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历法，这些历法丰富多彩，它们反映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所具有的不同水平的天文学知识。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天文学宝库中的一份十分珍贵的财富。
灵台春秋
白天文学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了它自己的观测场所。夏代以前的天文台可能与祭天的圜丘是同一座建筑，但是到夏代，它已有了新的名称——清台。商代人把它改为神台，而相比之下，周人却似乎喜欢灵台这个名字，当时凡供帝王使用或具有皇家威严的东西几乎都加上了灵字，这个传统被后人一直沿袭了下来。
周代的天文台建在文王的旧都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周公经营东土，于古阳城也营造了一座测景台，它的遗址至今还保留在登封县的告城镇。不过现存的测景台石表却是唐代南宫说与一行在领导天文实测时，于开元十一年(723年)重建的，上面还留有南宫说的手迹。我们在文献中可以了解到，周代的天文台不仅是观测天象的地方，同时还是告朔的场所，重大的祭天活动虽然已经不在那里举行，但它仍是皇权神授的象征所在。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天文台(遗迹)建于东汉中元元年(公元56年)，史称东汉灵台，并且至少在4世纪初叶还在使用。天文台坐落在东汉洛阳城的南郊(今河南省偃师市)，当时的天文学家张衡曾经做过长达十几年的太史令，这使他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在这座灵台上进行他的各种实践，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等优良仪器就摆放在台上，日夜工作。
东汉的灵台虽然现在仅留下一片残迹，但仍依稀可见当时的规模。灵台是一座方形的双层建筑，高6丈(约14米余)，边长20丈(约47米余)，周围有12门，外有墙垣。高台四周的平台上建有屋舍，每面5间，西侧又向台内加辟密室，可能是安放浑象的地方。灵台是太史令管辖的机构之一，不仅规划严整，而且有一套固定的组织。全台由灵台丞主持工作，下设42人，14人候星，2人候日，3人候风，12人候气，3人候晷影，7人候钟律，另设处理后勤事务的舍人1名，分工明确。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测，当时在灵台上安放的仪器显然都与这些人员的工作有关，因此浑仪、浑象、候风仪、圭表或日晷、律管都应具备。
唐代长安的天文台比东汉的灵台至少要高出四丈，堪称百尺，白居易曾有诗咏道：“仰观俯察天人际，安知台高百尺为”，可见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唐代初年，灵台上安放着北魏留下的铁铸浑仪，李淳风认为它粗疏错漏很多，并重新设计制造了浑天黄道仪，但置于宫内没有使用。开元十一年，一行根据李淳风的浑仪制作了一架新仪，安放在灵台，用它做了大量的观测工作。
北宋时期由于对夫文学的重视，在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先后建立了四座天文台，其中主要的是司天监的岳台和禁城内翰林院的候台，两台的仪器完全一样，观测结果可以相互比较检查。宋代天文台的形制可能还是双层，台的形状为正方形，每层台的四周设有围栏。
金灭北宋后，将汴京的皇家天文仪象掳掠到中都燕京，并把它们安置在太史局的候台上，从此以后，北京开始有了天文仪器和天文台。元朝立国后，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大都城的东墉下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天文台。台高七丈，基座之上有三层建筑，完全是根据当时天文研究的实际需要精心设计的。台顶是观测台，安放郭守敬创制的筒仪、仰仪和正方案；中层分为八室，放置水运浑象、漏壶，张挂天文图、收藏天文历法图书；下层为太史院的天文研究和办事机构，共有星历诸生70人，分属推算、测验和漏刻三个局。台下还有若干附属建筑，左边另修一小台，安置玲珑仪，右边有四丈高表，表北有石圭。这座天文台以它宏大的规模和完善的设备，跻身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台的行列。
郭守敬同时又在古阳城相传周公测景台的旧址上建立了巨大的观星台和量天尺，与南侧南宫说重立的石表相映成趣。当时台上配有观测仪器和计时设备，能够进行系统的天文观测。这座古台虽然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但至今仍矗立在登封，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
金元两代的新旧两座天文台，一在中都内，一在大都，新台用郭守敬等改制的新仪器观测，旧台仅存宋室旧器，成为游览胜地。今昔对比，一直持续到元朝的覆灭。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将金元两京旧有的宋元天文仪器全部南运，安置在南京鸡鸣山观星台上。其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但天文仪器却没有同他一起迁运回来。
明英宗正统二年至五年(1437～1440年)，仿制南京旧仪的工作基本完成，正统七年(1442年)，正式在元太史院向南，过长安街不远的泡字河依城墙修筑观象台，并将仿制的浑仪、简仪等天文仪器安装就位，结束了明初京城司天人员目视观测天象的历史。四年之后造晷影堂，此时的观象台和附属建筑已初具规模，这座明代天文台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位于北京建国门的古观象台。
清康熙年间，南京所存的元代天文仪器被运回北京，安放在观象台上，与明代仪器共同使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南怀仁指导制成了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六架新仪，并用它们更换了观象台上的全部元明古仪。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德国传教士经理安以销毁大部分元明古天文仪器为代价制成他的地平经纬仪以后，为了能够在台上安置，不得不将台顶东侧进行拓宽。乾隆十九年(1754年)，玑衡抚辰仪制成并安装到台上，同时将明制的浑仪、简仪和浑象三器移置台下的紫微殿前，从而形成今天古观象台的面貌。台上放置的这八件清制仪器虽历经种种劫难终于保存了下来，但明制浑象后来却遗而不存，另三件明制仪器在“九一八”事变后被移至南京，至今仍安放在紫金山天文台。
北京古观象台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从明正统初年到1929年止，它已连续观测近五百年，这在世界现存古观象台的连续观测记录中是首屈一指的。同时，古观象台也以其建筑完整及仪器配置齐备在国际上久负盛名。台上陈列的八件清制铜仪大多出自耶稣会传教士的设计，除在造型上尚存些许中国特点外，刻度、游表、结构和工艺无不反映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大型天文仪器的制造水平，这已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
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始终是以目视为主的，观测人员一般有五位，他们每人注意一个方向；一人注视天顶，其余四人分别注意东西南北四方，这样，整个天区就都被视野包容了。在北京的古观象台上，原来保存着一个很小的坐更台，它的形状在南怀仁绘制的图上还可以清楚看到，但清代已经将它拆除。坐更台就是专为这些司天人员目视观测而设置的场所，因此可以说是古老天文台的缩影。在望远镜没有发明以前，肉眼观测是最重要的观测手段，即使在古代的大型天文仪器出现之后，它们也只能起些测量作用，而对于星象变化等一类特殊天象的记录，目视观测则是任何仪器都无法取代的。
草期的天文仪器很少，当然只能是一种辅助观测工具，因此那时的天文台显然不必另设坐更台。随着天文仪器的逐渐丰富，它们在观测活动中的作用也日趋重要，于是古人感到，目视观测必须作为诸种观测活动中独立的一种被确定下来，因而也就应该有它独立的观测位置，就你各种仪器具有自己独立的位置一样。在观象台上设置坐更台的历史究竟能够追溯到多久现在还不清楚，不过与目前北京古观象台受到西方天文学影响之后的种种情况相比，明代的观象台显然更具有中国的传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