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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首都北京名胜古迹(3)

“江宁织造署西花园说”来源甚早。在脂砚斋主人对《红楼梦》的评语中已有暗示。从60年代起,台湾赵冈力主此说,他在《红楼梦考证拾遗》

和《红楼梦新探》中都认为江宁织造府行宫西花园即大观园。1980年他发表的《再谈大观园》以《红楼梦》所描写的大观园与南京行宫图相对照,最后指出:“这个荣府西花园,也就是南京行官的西花园。”南京吴新雷在1979年写了《南京曹家史迹考察记》,考出大行宫小学操场的一角即当年西花园的西堂。

周汝昌在50年代写的《红楼梦新证》,提出了“恭王府说”。吴心柳的《红楼梦散记》提出了同样看法。陈从周在1978年写了《关于恭王府的通信》。信中从古建筑特点出发,指出了恭王府与大观园的惊人相似之处,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周汝昌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于1980年以《恭王府考》为题,出版了11万字的专着,全面论证了恭王府的地理环境、景物遗存、建筑布局、府第沿革等与大观园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年“恭王府说”曾得到周恩来的关注,他亲自参观了恭王府,发表了意见:“要说人家是想象,但人家也总有些理由。”“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周恩来还指示保护好府第,作为纪念曹雪芹的地点之一。

“一梦红楼二百秋,大观园址费寻求,燕都建业浑闲话,旱海枯泉妄觅舟!”大观园的真实园址,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谜。

天安门得名趣谈

天安门早先叫“承天门”,是明、清两代的皇城正门。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命苏州人士蒯祥设计,共用四年时间竣工。天顺元年七月初七,“承天门”忽遭雷击,一场大火,使城楼焚毁大半。到成化元年修复,崇祯十七年(1644年)重建,即今日之城楼模样。清初的顺治皇帝下令“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

天安门取意于“受令于天平安吉祥”一说。这里的“安”字作太平天下之意外,据说主要是为了不再遭火灾雷击的意思,这不仅可以从城楼名字的意思中看出,另外从天安门与承天门的设计构成也有“消防安全”之意。十分突出的一点是在天安门前开凿了一条五百尺长、十八公尺宽的玉带河。我们如仔细观察天安门,不难看到许多龙的形象。龙固然是封建帝王的象征,但也有治水防火之意。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了避雷针,并在城楼内配备了特殊消防器材,使这天安门更加名副其实了!

京城特殊景观——国旗观礼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沿着天安门城楼西侧的百级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3点10分,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毛泽东用力地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被蓝天搂到怀里,定格在225米高的白色旗杆上。

岁月流逝,红旗依旧。但由于没有重视对国旗意识的宣传,国旗意识逐渐在一部分群众中淡漠了。

在50年代和60年代,升旗任务是由历史博物馆几名供电工人承担。每天早晨,他们中值班的就肩上扛着国旗来天安门广场,将国旗升起,傍晚再降下收起。每天升降旗并没有严格固定时间,时早时晚,显得极不庄重。

1969年冬季,不少群众对国旗升降提出意见,国旗代表国家的尊严,国旗升降是严肃的事情,应该规范升降国旗仪式。在群众的呼声中,国旗的升降任务移交给执行天安门地区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某部官兵。但也仅仅是一人扛旗、一人护卫,升降国旗虽有固定的时间,但仍显得很不庄重。

1982年12月28日,武警部队成立,天安门守护国旗任务由卫戍区移交给武警部队。武警部队很快便组建了国旗班,开始酝酿庄重、规范的升旗仪式方案。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一遍遍地演练,一个简洁、庄重的仪式产生了。三名身穿司礼服的战士,由中间一名扛旗,两名战士护旗前进。为了表现祖国与日月同辉的意思,每天让太阳与国旗同时升起和降落。根据多方提供的资料测算,太阳从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的时间为2分零2秒。所以,国旗从地面升到旗杆顶也必须是这一时间,经过多次调试后的升旗机关,恰好使两个时间相吻合。

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时间是由北京天文台的天体力学专家林亨专门计算的。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的地平线相切时,为升旗时间;傍晚,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保持水平时为降旗时间。季节不同,国旗的升降时间也就有所差异。每年1月11日至6月6日,升旗时间由早晨7时36分逐渐提前到凌晨4时46分,平均每天的升旗时间依次提前约一分钟。6月22日至12月30日,升旗时间由4时46分逐渐推迟到7时36分,升旗时间平均每天推迟52秒钟。12月31日至1月10日之间与6月7日至6月21日之间,每天升旗时间分别为恒定的7时36分与4时46分。国旗的降旗时间同样也分为逐渐推迟或提前的两个阶段。

这样的升旗仪式一直采用了近8年时间,1986年中央电视台还将天安门的国旗升旗仪式作为电视节目的片头,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三名英俊、潇洒、威武的武警战士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1989年起,全国各界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旗升降仪式。北京市委市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通过认真的规划和论证,1991年3月,决定对旗杆和基座进行改造,旗杆由225米增加到33米,使国旗飘得更高,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映成辉,显得更加协调。旗杆由不锈钢制成,阳光下银光闪闪,基座周围有56个钢制隔离栏杆,用铜链连在一起,象征着我们国家56个民族手拉手,紧紧地团结在国旗下。里面一层有四块绿草坪,四块草坪一年四季长青不败,象征着我们祖国欣欣向荣。草坪里第一层是褐红色大理石石带,象征我们祖国江山万代红,大理石里面一层汉白玉栏杆和汉白玉基座平台,象征着我们的祖国洁白无瑕和纯洁高尚。基座四面开口,都有三级汉白玉台阶,象征我们祖国的改革开放。国旗旗杆顶端的金黄色小圆球,能保持20年不变色,它是我们祖国光明前程的象征,同时也是我国炎黄子孙的象征。

1990年6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四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从国旗的诞生到国旗的立法,经过了漫长的40多年时间,终于迈出了一大步。

在进行国旗旗杆和基座改造的同时,北京市委、市政府把新的国旗升降仪式提到了议事日程。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和武警北京总队很自然地承担了这次重大任务,并组织有关人员组成了方案起草小组。

1991年3月初,方案起草小组在充分吸取外国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根据天安门广场国旗存放位置和新的升旗路线和地形,终于拿出了《关于改进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仪式的初步设想》第一稿。方案出台的当天,便被印成几百份,送呈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按计划,从5月1日这一天起,正式执行新国旗升(降)仪式,而此时此刻,离“五一”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了。为争取时间,3月13日,总队命令,在几万名官兵中挑选思想品德好、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军事技术过硬、个头在175米以上185米以下的优秀士兵,并将十几人的国旗班改编成40人左右的国旗护卫队(中队建制)。解放军总后勤部京内外各大仓库向武警军需部门敞开了大门,由他们挑选出最好的武装带;西安某边械仓库为他们准备了崭新的枪支;接着,他们又到山西绛县取回漂亮的金色锦锻绶带。

1991年4月9日,在充分吸取了专家意见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关于天安门广场国旗举行新的升(降)仪式的请示》呈送北京市市政府,市长和几位副市长签了“同意”后,报告被火速呈送中南海。李鹏同志认真而仔细地审阅了这份报告。4月23日下午,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兼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杨登彦传达李鹏的指示:李鹏总理很关心新改革的升(降)旗仪式,他指示:“护旗队员应增加些,东队能否跟着走,节日伴奏是否太少了。”

遵照李鹏同志的指示,方案又作了改进,最后,终获通过。国旗护卫队由38名身穿毛料礼服、腰扎新式武装带、肩挂金色缓带的武警官兵组成,其中,掌旗员(旗手)1名,升降旗手2名,领队警官1名,护旗兵34名,新的升降仪式包括节日和平时两套方案。每月逢旬的第一天,即1日、11日、21日,逢重大节日,即元旦、春节、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建军节、建党节,由武警北京总队军乐队印名队员集体演奏《歌唱祖国》乐曲,升旗时奏《义勇军进行曲》;平时则播放国歌录音。

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新改建的旗杆基座开始启用。

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上2000多名身着漂亮服装的少先队员,整齐地排列在旗杆基座旁,上万名群众驻足止步,武警官兵精神抖擞,立正就位。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垂手肃立,在等待着建国以来新的隆重庄严的节日国旗升旗仪式的到来。

6时10分,军乐队奏起《歌唱祖国》乐曲,以国旗为先导,领队警官和34名护旗战士在后,其次是60名士兵组成的军乐队,列四路纵队从天安门出发,跨过金水桥,正步向旗杆基座行进。这些武警战士个个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们身着武警制式礼服,腰扎武装带,胸前佩带金黄色绶带,步伐整齐,威武雄壮。

掌旗员将国旗交给升旗手,6时15分,只听一声令下:“升旗!”军乐队高奏国歌,国旗徐徐升起。广场上,国旗护卫队持枪行礼。公安交通干警、少先队员举手敬礼,在场的群众肃立行注目礼。国旗伴着红日冉冉升起,2分7秒后,升至旗杆顶,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

满天朝霞,使整个广场沐浴在一片金光里,为国旗、基座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更添几分妩媚,几分壮丽。

旗杆下,护旗战士威武雄壮,他们是国旗的护卫神,他们是祖国的骄子。

现在,升旗仪式已成为首都北京特殊的一景。每天清晨,都有数不清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的情景,并在这庄严的地方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和熏陶。

如今,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旗杆和五星的设计制作者们虽然都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们为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所付出的智慧和汗水,将永远留在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中。

金水河与金水桥

紫禁城内外有两条河流——内金水河、外金水河。金水,旧说象征神圣之意。据《古今事物考》记载,帝王阙内置金水河,是表示天河银汉之意。

为宫廷用水而开凿。

2700多年前的周代即已有之。宋建隆二年(961),凿渠引荥阳京水东过中牟县,抵开封之西,架渡槽横跨汴渠,引入皇城内苑,这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一条金水河河道。当时的金水河,民间也可以汲用。

回头说故宫的金水。有人认为元代流入大都(北京)的水,源出昌平的金水河。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名称,所以把承天门(今天安门)前的河叫外金水河。至元代,情况起了变化,据《元史·河渠志》记载:“金水河濯手有禁。”老百姓不仅不能汲用金水河里的水,在里面洗手也是违法的。

明初,因改建北京大城北墙,元代金水河上游被切断,城西金水河故道湮废,改引玉泉水从德胜门西入积水潭,并开通积水潭与太液池的渠道,新凿南海,引水东下,经承天门(即今天安门)前注入通惠河,号称“外金水河”。另外又从太液池北端东岸开凿一渠,经煤山(即今景山)西墙外,南入紫禁城,过太和门前,而后与外金水河合流,叫作“内金水河”。

内金水河在紫禁城内蜿蜒曲折,犹如一条碧绿玉带,为皇宫添色不少。

更重要的是它既为宫廷内的消防提供了水源,又为暴雨之后排泄洪渍提供了渠道。因此,明清两代的皇帝都很重视它,每年要清理疏浚,使之保持流畅。

辛亥革命以后,金水河一直无人过问,致使河道淤塞,水污严重。1980年,国家拨款对内金水河进行了彻底清理,挖出河泥4700多立方米;1983年,又对外金水河护岸进行了整修。

天安门前现在的金水桥叫外金水桥(它是相对故宫太和门前的内金水桥而言的),也叫玉河桥、御河桥,是清朝康熙二十年(1690)重建的。元明两代所建之桥因水而名金水桥。清朝重建了桥,但并没改变名称。

金水桥的设计者是谁较难确定,一般认为金水桥的蓝本是元代宫城的周桥。元代宫城正门叫崇天门(大体在故宫太和殿的位置上),周桥就位于崇天门前,它的设计者叫杨琼。杨琼,河北曲阳人,出身于石工世家,他的石雕“每自出新意,天巧层出,人莫能及焉”。修建周桥时,杨琼的设计方案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并命他监督建造。(故宫遗录)中写到: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百石龙,擎载水中,甚壮”。明代的金水桥大约建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它吸收了元代周桥的许多建筑形制,所以有人认为金水桥的设计者是杨琼。

外金水河上一共有七座桥,中间五座统称外金水桥。其实它们各有各的名称,正中间的桥最宽,叫“御路桥”,当时只有皇帝才能在上面经过,别人不能涉足。在装饰上,这座桥也与其他桥不同,其他桥玉石栏杆的柱头上雕饰的是荷花图案,而御路桥雕饰的却是蟠龙。御路桥两旁的桥叫“王公桥”,只限于亲王等人行走经过。王公桥左右两边的叫“品级桥”,供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行走,而四品以下的官吏只能走东西两端的“公生桥”了。公生桥位于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门前,解放后这两座桥曾经扩建。

北京九坛小史

北京九坛指的是天、地、祈谷、朝日、夕月、太岁、先农、先蚕和社稷坛,均是明、清的帝、后举行祭祀的地方。

最早的社稷坛,建于明永乐八年(1910)。皇帝在皇城内午门西边北侧建起此坛,于每年春秋第二个月第一个戊日,到这里祭祀社神和稷神。

明永乐中,又建起大祀殿,配有日月星辰云雨风雷四从坛,是天地日月等一起祭祀的。到了嘉靖九年才在大祀殿南建起圜丘坛(天坛),于冬至日祭天;在安定门外建起方泽坛(地坛),于夏至日祭地;在朝阳门外建起朝日坛,于春分日祭日;在阜成门外建起月坛,于每年正月第一个辛日“恭祀上帝,以祈年谷”,也叫祈谷坛。清乾隆十六年改称祈年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