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和苏联模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十分深远。20世纪初的俄国，不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这决定了它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是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单独取得胜利的理论，并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布尔什维克党灵活地运用革命策略，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领导人民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问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探索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党内围绕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斗争，最终确立了以政治经济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在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联共（布）领导苏联人民，探索出了一条依靠自己力量，在最短时期内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使苏联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但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对以后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事业，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第一节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
一、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俄国及其社会矛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它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矛盾，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垄断资本同封建农奴制残余相结合；金融寡头同封建君主沙皇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国经济对外国资本具有极大的依赖性。这种独特的现象，使俄国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和尖锐，成为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是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俄国原本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奴制国家，但是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迅速发展。到1913年，俄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已占世界第5位；石油开采量、木材出口量、铁生产量居世界第2位；棉纺织品产量居世界第3位；机器制造业、铁矿石、水泥和钢产量居世界第5位；采煤量居世界第6位。
俄国工业资本主义从其发展初期开始就具有相当高的集中化水平。1879年，100人以上的企业的工人占全部工厂工人的67%，1890年增加到71%。到1913年，产业工人人数增至350万人，其中40%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工作。企业和工人的高度集中加剧了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垄断和联合。20世纪初，垄断组织已成为俄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45个工业部门中约有200个全俄或省级规模的卡特尔和辛迪加，全国12家大银行集中了国内50家股份银行80%的固定资产和债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垄断资本进一步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垄断组织机构同国家机构结成一体。
但与此同时，俄国还保留着大量的封建农奴制残余。在俄国农村存在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和宗法式的经济形式。农民的经济技术水平极其低下。据1910年统计，全国正式使用的有1000万把木犁和2500万个木耙，铁犁仅420万把，铁耙不足50万个，农业机械几乎等于零。在一些地区一直存在着半公开的“短期农奴制”。俄国的许多边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甚至保留着原始的宗法经济；除了羊肠小道之外，没有铁路、公路，几乎同现代工业文明相隔绝。因此，俄国经济“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①（①《列宁全集》第16卷第400页。）。
此外，俄国经济的相对落后性也表现在本国经济对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依附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60%的石油开采量，约90%的电力和电机企业资本，以及南部70%的生铁及成品，均属于外国垄断组织。
随着农奴制改革的深入，俄国先后颁布了地方自治机构法规，司法程序法规和市政自治法规，建立了“国家杜马”和自治局，政治民主化有了些微小进步。但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日臻完善，森严的等级制度已成为传统，以沙皇为核心的统治形式基本没有改变。沙皇制度是一种集权君主制。沙皇独揽大权，可以随便颁布法律，任命大臣和官吏，豢养大批警察、巡官、宪兵和乡丁，警察统治像蜘蛛网一样窒息着整个俄国的政治生活。沙皇统治还推行愚民政策，文盲几乎占俄国人口的3/4.在普通居民心目中，上帝赐予沙皇享有管辖世俗事务的全部权力。沙皇统治还故意煽动民族仇恨，把非俄罗斯民族叫做“异族”，竭力阻碍其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在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上，俄国存在着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复杂的阶级关系决定了俄国必然存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在经济方面有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与农奴制残余的矛盾，高度发达的工业地区与落后的边区之间的矛盾。在政治方面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国内各被压迫民族同大俄罗斯主义的矛盾，各族人民大众同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此外还有俄国人民同西方各帝国主义的矛盾，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同沙俄帝国主义的矛盾。在所有这些相互交织的社会矛盾中，人民大众同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是最突出和最主要的矛盾。
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争论
俄国作为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帝国主义大国，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是俄国日益迫切的现实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如何正确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为焦点，展开了关于俄国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震撼了整个俄国社会，各个阶级都纷纷行动起来，思考革命的道路问题，制定本阶级的行动路线和策略方针，使争论达到高潮。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顾孟什维克的反对，于1905年4月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列宁的主持下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孤立资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了代表会议，制定其策略路线。孟什维克认为：俄国革命和过去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不应与农民接近，以免吓跑资产阶级，缩小革命规模；可以通过国家杜马用和平方式改良沙皇制度；即使民主革命胜利了，也只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保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不应该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1905年7月，列宁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道路的争论作了总结，并结合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的具体情况，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
第一，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要不要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把革命推进到彻底胜利，还是革命半途而废的关键。
列宁并不反对孟什维克强调俄国革命从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他也强调俄国革命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沙皇专制制度，彻底肃清中世纪残余，为俄国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条件。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孟什维克否认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俄国，与西欧以前发生过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它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特别是革命的领导权和基本动力出现了新的特点。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资产阶级是进步的阶级而充当革命的领导者。现在，俄国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与沙皇专制制度有一定的矛盾，要求获得政治上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又在经济上与沙皇政府和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需要依靠某些旧制度的残余来反对日益强大起来的无产阶级，这就决定了它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不彻底性、妥协性和叛卖性。因此，俄国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相反，俄国的无产阶级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相比，它深受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是俄国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它已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已经组成了社会主义政党，力量已大大增长。因此，俄国无产阶级不能像以往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那样，作为其他阶级的助手，而应当成为俄国民主革命的领袖，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任。
布尔什维克指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在专制制度中除了遭受压迫和暴力外，得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而从资产阶级那里也得不到土地和自由。农民除了同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来实现自己争取土地、摆脱农奴制剥削的要求。为了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应对农民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和组织性，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应尽力支持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的革命行动，以便团结广泛的群众，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扩大革命规模，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是举行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民主专政，还是通过参加沙皇的立宪会议取得权力，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孟什维克把沙皇同意召集全国立宪会议当成革命的彻底胜利，指责组织武装起义是“空想”。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使国家暴力机器日臻完善，官僚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沙皇俄国是警察、官僚压倒一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决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统治权利，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暴力革命是战胜沙皇政府的唯一可能的现实道路，组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的军队，应该成为党的第一任务。
孟什维克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应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指出俄国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人口中占少数的无产阶级，只有和农民等城乡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绝对的多数。因此，革命胜利后应建立工农革命专政，直接代替沙皇政府，这是合乎规律的结果。工农民主专政是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政权，它的任务是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为争取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铺平道路。
第三，是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停顿下来，发展资本主义？
孟什维克认为俄国是“半亚细亚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许多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工人成为居民多数”的时候才有可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革命应该停顿下来，俄国应经历“较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以“发展生产力”，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起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驳斥了孟什维克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的观点，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链条中的两个环节”，是俄国革命发展的完整过程。两种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于两种革命的任务、性质、动力和对象都有很大不同，所以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任何贬低民主革命重要性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但是，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在于：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扩展了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顺利解决民主革命问题的关键。民主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完全、愈彻底，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但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不直接触动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也不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根本目的，民主革命应及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经过关于革命道路的争论，布尔什维克为俄国无产阶级制定了一条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了俄国无产阶级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胜利的策略基础，对于指导各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
早在1895年，列宁就注意到国际性大股份公司等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1899年，列宁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正确指出卡特尔加强了对生产的垄断，但不能消除经济危机。1905年1月，他使用“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特征，分析帝国主义和殖民掠夺、争夺世界市场及其与战争的联系。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国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急剧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各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使帝国主义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如何分析时代的主要特征和世界的基本矛盾，怎样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帝国主义与战争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是国际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需要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1915年，考茨基出版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书，提出了所谓“超帝国主义论”。他宣称，“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他认为由于垄断组织的发展，帝国主义可以进入一个由战争转向和平的“新阶段”，即世界帝国主义“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的阶段。这种“超帝国主义论”掩饰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危机产生革命的必然性。根据这一理论，似乎帝国主义本性可以改变，似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达到永久和平。
为了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进行深入的批判，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全面、集中和周密的研究。1917年4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在彼得格勒出版。这一著作总结了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以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阐述了帝国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发展规律，批驳了考茨基等人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观点。
第一，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本质。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在经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
列宁把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概括为：（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成了帝国主义对外剥削和压迫的基础；（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其中最根本的特征是垄断。
列宁进一步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本质。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引起垄断，并使垄断成为帝国主义浑厚的经济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垄断促使银行业集中，使银行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在一起，形成金融寡头，使一般资本统治发展成金融资本的统治。金融寡头在国内的统治，使少数发达国家出现大量“过剩”资本，要求输出到国外以攫取高额利润，过去以商品输出为特征发展成为以资本输出为特征。资本家的垄断同盟首先分割国内市场，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进而争夺国外市场。垄断资本在激烈争夺世界市场中形成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分割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确定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都是以垄断为基础而发展。所以，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本质。
第二，剖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历史地位。
列宁指出垄断必然带来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垄断引起技术停止的趋势；食利者的增加和食利国的出现；工人阶级出现特权阶层；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列宁在指出垄断造成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停滞趋势的时候，并没有否定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生产力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垄断是处在竞争的一般环境中的，它不可能完全排除竞争，特别是不可能排除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垄断组织为了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仍要利用改良技术的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垄断“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或在某些时期内惊人迅速的发展”①（①《列宁全集》第28卷第70页。）。在帝国主义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生产和技术仍有加速发展的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②（②《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6页。）。
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新特点的分析，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的结果，使生产达到全面的社会化，造成了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产生了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磨擦和冲突”，这就使整个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从而表明“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①（①《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8页。）。基本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必然会加深帝国主义的其他矛盾。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认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第三，阐明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指明了帝国主义之间争霸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列宁指出，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必然要在世界上争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并使世界霸权的争夺成为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帝国主义争夺霸权是以其实力做后盾的，但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其实力总是在变化的，这就造成了实力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要改变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战争。诚然，帝国主义之间可能相互勾结、结盟、订立协定，但这是相对的、暂时的，其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列宁进而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第四，论述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了全面分析后，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提上日程。他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指出“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②（②《列宁全集》第27卷第327、330页。）。据此，列宁明确断言，“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列宁在创立帝国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把它同时代问题联系起来，全面地阐述了20世纪初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是这个时代的中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指导此后半个多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理论。对于分析现代国际政治关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列宁的一国胜利说
列宁在全面深刻地分析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发现并且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以这个规律为出发点，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9世纪的具体条件，曾经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至少在欧美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但是，列宁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他运用革命的辩证法，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
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①《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7页。）。到1916年9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又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①（①《列宁全集》第28卷第88页。）
列宁关于“一国胜利”的理论指出：
第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帝国主义的绝对规律。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指各个企业、各个生产部门、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各个资本家之间为追逐利润而进行激烈的斗争，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就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规律在自由竞争时代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生产和资本集中的程度不高，资本主义还能比较平衡地发展，一个国家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缓慢地赶上或超过别的国家。特别是那时世界尚未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地向外扩张，而不至于发生世界大战。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不平衡规律更充分地表现出来。由于垄断资本的统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能迅速地、跳跃式地赶上和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陈旧技术设备的重负，有较大的可能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发展先进的大型企业。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受殖民地和资本输出的影响，寄生性和腐朽的趋势日益加强，生产发展的趋势也越来越缓慢。
第二，不平衡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能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爆发并取得胜利。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急剧地改变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对比，要求按实力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确定世界霸权。在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这种要求，必然会加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它们最后除了通过战争重新瓜分世界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帝国主义大战使各国陷入军事冲突和战争，并使帝国主义各国彼此削弱，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破坏，使其内部冲突加剧，从而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这里爆发并取得胜利。
第三，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形势日益成熟。
列宁指出，所谓革命形势具有三个主要标志：第一，统治阶级遇到危机，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第二，被统治阶级的贫困和苦难异常加剧，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第三，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已表现为革命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和列强中都出现了革命的形势。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使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人民，除了起来革命就没有别的出路，也使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高举起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指出，当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只有这些战时的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同农民结成同盟，强大到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如果这些条件汇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种直接的革命形势。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妄想制造革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解释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进而采取革命行动，建立适应革命形势的组织。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分析帝国主义时代实际情况而得出的新结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这一新理论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光辉前景，是引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指南。
第二节 十月革命
一、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1900—190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1904年日俄战争，促进了矛盾的激化。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彼得格勒工人及其家属14万多人向沙皇和平请愿。沙皇政府命令军队向请愿工人开枪，有10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这标志着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革命迅速扩展到全国，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农民开展反抗地主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在伦敦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不久，列宁又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全面地阐述了党的革命策略。
在列宁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逐渐走向高潮，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政治总罢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100多个县的农民发动了起义，黑海舰队“波将金号”也举行了起义，全国陷于瘫痪状态。12月莫斯科的政治总罢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革命高潮达到顶点，工人同政府军队激战了9天，由于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的被捕和孟什维克的投降主义，起义被镇压下去。1905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它是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加快了新的革命形势的成熟。战争中约有40%的工人和农村劳动力被征调入伍，工厂倒闭，农田荒芜。战争造成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前线士兵饥寒交迫，枪炮奇缺，军队节节败退，死亡众多。这一切引起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对沙皇制度极为满。1917年来临之际，首都彼得格勒等城市出现普遍饥荒，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布尔什维克从大战开始，就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路线，利用战争引起的革命形势，在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俄历1月9日，为纪念1905年革命的“一？九事件”（即沙皇下令枪杀请愿工人的流血事件），许多城市爆发了罢工和示威游行。不久，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又号召工人用政治罢工来纪念国际妇女节。2月22日这一天，有9万男女工人举行政治罢工，第二天，罢工人数增加到20万人。全国到处都举行了革命集会。布尔什维克抓住这个时机，号召把罢工变为总政治罢工并转为武装起义。工人们热烈响应号召。2月25日清晨，工人群众开始解除宪警武装，夺取武器库，并且深入军营与士兵联欢，进行革命鼓动。彼得格勒驻军开始转向革命。2月27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士兵和工人联合组成战斗队，捣毁警察局，占领政府机关，打开监狱，释放革命同志，解除军官的武装，逮捕政府大臣。傍晚，起义士兵工人已经控制了彼得格勒所有重要据点和部门，逮捕了沙皇，推翻了沙皇政府。当天晚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宣告成立。各地也相继摧毁了沙皇的地方政权，建立了苏堆埃，统治俄国长达三百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最终垮台。二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但是，二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出现了一个历史上罕见而复杂的局面，即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争取和平、面包和土地是二月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建立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起全俄苏维埃中央机关的作用。资产阶级为了抢夺革命的胜利果实，背着人民于1917年3月15日成立了以大地主李沃夫公爵为总理的临时政府。而掌握着苏维埃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敢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采取了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掌握全部主要国家机关，并拥有社会上层的支持。工兵代表苏维埃是由工人士兵群众组成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它是由群众的武装起义直接建立起来的。虽然苏维埃没有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但它却掌握了人民武装，得到工农士兵的支持，仍然拥有一定的实力，行使一定的政权职能。这样，就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两个政权并存，反映了俄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也说明俄国革命正处在一个不稳定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每时每刻都企图根除苏维埃，建立单一的政权。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公开活动，党的许多领导人相继从监狱、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在当时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时局特点与革命发展方向的认识很不一致。这时，列宁正流亡国外。当他得知二月革命的消息后，立即对俄国的革命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列宁给党中央连续写了五封《远方来信》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提出党的任务是：把革命推向前进，保持党的独立性，彻底揭露临时政府，进一步武装工农，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
1917年4月16日夜间，列宁回到了俄国。第二天，他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大纲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它提出了党领导人民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纲领。列宁分析了当时形势的特点，论证了革命转变的必然性。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列宁提出了党的政治、经济纲领。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不应当是一般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应当是自下而上，由全国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苏维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现土地国有化。这些措施不是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步骤。列宁在报告中制定了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鉴于人民掌握了武装，很多原属沙皇军队的士兵拥护苏维埃，而临时政府只能控制部分旧军官和少数武装，加上群众在二月革命中争得了一些民主权利，俄国是当时交战国中最自由的国家，所以，革命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发展。然而，列宁清醒地估计到形成革命和平发展的特殊条件可能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在争取和平发展的同时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实际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分析是正确的。
“七月事变”的爆发，说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不存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维持其反动统治欺骗群众，成立了由克伦斯基等6个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于7月3日出动军队血腥镇压彼得格勒10万工人和士兵的游行。随后又强行解除工人武装，解散革命组织，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工人。7月14日又成立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全俄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自愿把政权全部交给新的联合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
面对反革命的疯狂进攻，布尔什维克于7月26日至8月3日在彼得格勒秘密召开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行动方针。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重新武装了工人，许多大城市的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当时全国157个主要城市中，有118个城市的苏维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占77%。这说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以前，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已获得大多数工农兵的拥护，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列宁于10月20日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迅速成立了中央政治局，负责起义的政治领导。1917年10月25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当晚，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以后革命继续向全国范围扩展，开始了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时期。到1918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冲破了帝国主义战线，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十月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俄国无产阶级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创举。
十月革命完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使俄国彻底摆脱了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束缚，结束了剥削阶级的统治，解决了俄国社会最尖锐、最突出的矛盾。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人们不再只是从书本上去论证或设计社会主义社会，而可以在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国家创造新生活，建设新的社会制度。
十月革命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在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开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基地，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共处和竞争的世界新格局。十月革命的胜利还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榜样，即可能不通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减轻资本主义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走上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
那么，具有深远国内和国际意义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仅从下述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领导者看。十月革命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胜利，首要和关键的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拥有从事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议会内和议会外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的丰富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它善于根据俄国国情和各个阶段的革命形势，制定符合俄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战略策略；它善于把人民群众争取和平的运动，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汇合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引向一个目标，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是政权的支柱。在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党非常重视军队的工作，把军队中相当一部分士兵争取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这是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迅速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布尔什维克党在斗争中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布尔什维克虽然知道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坚定的分子，是暂时的革命同路人，但考虑到他们当时还得到相当一部分农民的信任，对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分化和团结的灵活政策。在革命期间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吸收参加领导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胜利后，又让他们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这样就削弱了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力量，打击和孤立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充分发挥了广大群众的创造精神。工人在革命斗争中创立了革命政权的新形式一一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通过士兵代表苏维埃去组织和发动群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动员起来并取得胜利的。
上面所述，是从布尔什维克的主观方面说其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从客观要求上说，是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政策符合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广大工农大众的愿望。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恶果使得当时俄国社会除了革命就没有别的出路，而俄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则由广大工农兵要求得到自由、和平、土地、面包反映出来。谁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呢？唯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
第二，从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看。十月革命所以能取得胜利，也在于俄国资产阶级比较软弱。俄国资本主义落后，并严重依赖外国资本，这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不坚定性和反动性。它既同沙皇政府有矛盾，又害怕它，需要依靠它的力量来对付工农革命；它既需要用工农革命来吓唬沙皇政府，以求同沙皇分享政权，又怕引火烧身。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特性使它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先是妥协，最终公开投靠临时政府，也暴露了它们的阶级本性，使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地位。而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集中，文化素质虽然不高，却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强烈的革命精神。它处在不同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他们有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主人翁觉悟。尤其是它有广大贫苦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军。俄国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一旦同工人一道行动起来，就为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最主要的条件。
第三，从国际环境看，国际环境也有利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革命爆发之际，世界资本主义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军事集团，正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更无法及时抽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援助俄国资产阶级。而且俄国幅员辽阔，当西方帝国主义腾出手来，扶植和支持俄国反动势力，企图扑灭俄国革命火焰，扼杀苏维埃政权时，革命力量很有回旋的余地。在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还有国际无产阶级用各种斗争形式，束缚帝国主义手脚，有力地支援了俄国无产阶级。这就为十月革命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有利的国际条件。
总之，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因素；既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当时国际和俄国国内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把这一划时代的大革命的胜利看成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或忽视其特殊的历史条件都是不合乎实际的，片面的。
三、十月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提拱了可资借鉴的基本经验。
第一，十月革命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一个适应新时代和本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这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经历了多次的革命运动，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的考验，政治上成熟的党。这个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创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最新发展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世情”和国情出发，确立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实际，正确地估计了革命形势，适时地调整行动方针，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和引导作用，从而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第二，十月革命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的特点，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斗争形式，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这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道路。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左”右倾机会主义不同，它既不迷恋“议会道路”也不拒绝议会斗争、和平夺取政权，而是要求无产阶级根据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利用一切斗争形式。资产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而资产阶级国家本来就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暴力工具，无产阶级必须随时准备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布尔什维克党坚持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执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方针，根据不同的形势，既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又随时准备武装斗争夺权。1905年革命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就曾利用国家杜马作为公开斗争的舞台，同时用合法斗争来掩护党的秘密斗争。二月革命后，俄国一度出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布尔什维克党力图使其成为现实。当资产阶级大屠杀堵塞了革命和平发展道路时，布尔什维克党毫不犹豫地改变斗争策略，决定组织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为解放生产力创造条件。十月革命是坚持革命原则又灵活运用多种斗争策略的典范。
第三，十月革命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力量。
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集合到自己革命旗帜下，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原则，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是阶级力量的较量，不是少数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农民的革命性，把建立工农联盟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二月革命后，农民和士兵（穿上军装的农民）一度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资产阶级存有轻信、幻想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党坚持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制定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纲领，引导农民从实际经验中提高革命觉悟，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他们才能获得土地、和平、面包和自由，最终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政党周围，孤立了资产阶级，从而使革命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绝大多数人民大众对少数剥削者的胜利，也是工农联盟的胜利。
第四，十月革命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革命胜利的外部条件。
十月革命得到了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一切进步人士的广泛同情和热烈支持。有的国家掀起了革命浪潮，与俄国革命斗争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直接给俄国革命以有力的支持。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包括中国在俄国的侨民，还在布尔什维克的统一领导下，直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共同斗争的产物。
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它是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
十月革命的某些经验也带有俄国独有的特点和局限性。各国无产阶级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灵活地学习和运用，避免把俄国革命经验模式化、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
第三节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一、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及其实践
不发达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提出的新课题。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伟大领袖，倾尽全心探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月革命后，经过工业国有化、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势力，并通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列宁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多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占优势的是小商品经济。苏维埃俄国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要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困难所在，也是它的特点所在。列宁认为，小商品经济会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敌人。列宁认为，战胜小资产阶级的现实途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①（①《列宁全集》第32卷第219页。）。根据这些思想，列宁指出，要停止对资本的进攻，要同资产阶级实行某种妥协，在企业建立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过渡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农村，由于国家掌握工业用品，可以用它来对小生产进行监督，还可以通过全民参加的合作社来实现国家的计算监督。列宁说：“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②（②《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8页。）
1918年春到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开始了三年的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个政策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以保证军队和城市工人的供应；禁止自由贸易，城市实行消费品定额分配，实际上取消了商品和货币流通，经济关系实物化；还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实行不劳者不得食的原则，迫使资产者参加体力劳动。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付诸实践，结果陷入了困境。燃料、粮食极端缺乏，工厂停工、轻工业品严重不足。这种困境固然同战争破坏有关，也同布尔什维克党直接过渡思想有密切联系。列宁后来说：“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①（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教训，使列宁和俄共（布）认识到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主要措施是：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国家调节下的贸易自由，大力振兴商业；实行租借制和租让制；在国营企业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来加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市场、商业把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建设牢固的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使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俄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列宁在这个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不发达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观点。
第一，不发达国家能够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但要充分估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②（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628页。）。但俄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复杂，而且漫长。列宁认为，在一个大私有制、大农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形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③（③《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3页。）。要经过许多年，经过许多小的过渡，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为此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机器大工业。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生产，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他说：“大机器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推广，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①（①《列宁全集》第42卷第159页。）列宁还把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具体化为一个具有先进水平的全国电气化计划，称为党的“第二个党纲”，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一著名公式。他特别强调，由宗法制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没有电气化是不行的。
为了实现工业化，列宁又及时地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上来。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②（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这里讲的文化，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既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
列宁指出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采取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加强劳动纪律，采用最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要使劳动者从个人利益上去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实行按劳分配和奖金制度，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还必须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团结和利用科学家、技术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三，在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
新经济政策实践中的重要内容，就是用商品交易代替产品分配。列宁认为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环节，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①（①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248页。）
第四，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正确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实践看到，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单靠剥夺剥夺者不解决问题，国有化并不等于生产社会化。因此，在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可避免。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由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中间环节。这就提出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明言，与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是幸福；国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他说：“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②（②《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7页。）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更明确提出通过租让制、合作制、租借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
列宁对于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的思想是明确的，对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更是如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③（③《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第五，通过合作制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但是，农民具有劳动者和小私有者的两重性，对他们不能驱逐、镇压，只能通过长期、谨慎的改造和教育。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合作社发展的经验，于1923年1月写了著名的《论合作制》一文。他指出合作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其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合作社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发展，使我们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俄国居民的合作社化，对建立社会主义有深远的意义，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①（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7页。）。
列宁还规定了合作化的原则、方法和步骤。他强调，实行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采取典型示范的方法，逐步推进。同时，国家要在物质、财政、组织等方面给合作社以大力支持帮助。
第六，有步骤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前是个军事封建国家，小生产占优势，没有资产阶级民主的传播。十月革命后，俄国要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直接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只能采取逐步发展的方针。
列宁在逝世前写了《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提出了两项划时代的任务：一是改革国家机关，发动群众参加管理，反对官僚主义；二是进行文化建设，提高工农文化水平。他指出反对官僚主义是改造国家机关的重要一环，他认为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可恶的敌人”。从当时的情况出发，他把改组工农检查院作为改造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措施最重要的，强调要让工农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国家的事务。由于官僚主义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俄国文化的落后性，因而克服官僚主义的长远根本措施是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列宁说：“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①（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0页。）
第七，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善党的领导。
列宁极为重视正确处理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认为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他尖锐地指出：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极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②（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589页。）他非常尖刻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如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化堕落、违法乱纪、骄傲自满、不负责任等。
列宁十分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应实行年会制，尽量做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他认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原则，但同时要实行个人负责的制度。党必须有一批经过考验、受过长期教育和训练、富有才能、并能密切配合的领袖群体。但领袖不是圣人，绝对不能培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列宁主张从严治党，纯洁党的组织。他还要求明确党政职权范围。他说：“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③（③《列宁全集》第43卷第64页。）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列宁主义最重要和宝贵的组成部分。它指明了不发达的俄国经“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①（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都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联共（布）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两次大争论
列宁逝世之际，苏联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
在国际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明显地转入低潮，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在国内，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告终结，党的最高层围绕党的民主化问题的争论开始分裂。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十分自然地影响到党内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问题的认识。斯大林（1879—1953）等先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和加米涅夫（1883—1936）新反对派，接着同托洛茨基（1879—1940）一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进行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次大论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苏联能否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能否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斯大林在布哈林（1888—1938）的有力支持下，取得了争论的胜利。
这一次争论是逐渐明朗起来的，早在1922年，托洛茨基就从“不断革命论”出发，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②（②《托洛茨基言论》（上）第177页。），否则，社会主义就不能在苏联建成。因为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形成世界性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整体，并存在明显的国际分工。经济技术落后的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①（①《托洛茨基言论》（上）第700、733页。）。
“处于世界市场的相对控制之下”②（②同上。）。因此，不顾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在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实属空想。同样，直至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中也说，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无法解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③（③《斯大林全集》第8卷笫60—61页。）到1925年5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苏联正面临两种矛盾：一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另一种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部矛盾。“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④（④《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1、101页。）。1925年12月，“一国社会主义”的论争终于明朗起来。在党的第十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向大会作副报告，其中心内容就是认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援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还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而是连续不断的退却，“走向一个在无产阶级国家中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布哈林反驳了季诺维也夫的论点，认为季诺维也夫根本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只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论点。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引述了斯大林先前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里那段话来答辩，并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是一种“民族狭隘气味”的“胡说”。
在论争过程中，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于1926年出版《新经济学》一书，把强制工业化主张发展成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只能依赖农民经济，在落后的俄国实行工业化，必然要把农村作为“殖民地”，用加重农民赋税和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即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实现国家工业化。布哈林针对这个理论，认为苏联在相当长时间内是“落后型社会主义”，继续保持着小商品经济。存在着广泛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正是俄国“特有的民族面貌”。他提出“发财吧”的口号，要求党应实行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政策，通过加速资金周转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1926年1月，斯大林在他的重要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作了完整而又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应当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获得最终胜利”作为两个问题区分开来，给予不同的回答。他说：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内建成，“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持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终胜利，“这就是说，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①（①《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38页。）。
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区分开来的思想，是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坚定了苏联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27年，是苏联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党的工作重点明显地转向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大幅度调整经济政策，党内分歧又开始尖锐起来。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直接诱发了联共（布）党内第二次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在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站在一起的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展开的，中心问题是苏联通过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1927年秋，苏联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危机直接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因而引起了联共（布）中央的关注。斯大林和布哈林在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和后果问题上产生了最初的分歧。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有三条：一是由于苏联还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这种经济“是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出产商品最少的经济”。二是由于富农的破坏，使农村中的主要粮食持有者中农拒向国家交售粮食。三是由于“收购机关松懈涣散”。布哈林则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计划工作和领导工作中的错误，主要表现于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太快、太多；农产品的价格不合理，谷物的收购价格太低；苏维埃的货币还没有稳定到使农民可以安心地把它作为积累手段的地步。
1928年4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公开化。5月28日，斯大林来到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作《在粮食战线上》的报告。斯大林认为，解决粮食困难的出路是建立“能生产最大商品粮食的公共的大农庄”，“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不断提高“单位面枳产量”①（①《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1—79页。）。7月，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讲话针锋相对。斯大林在题为“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他的“贡税论”。斯大林认为，工业化的资金只能靠内部积累，这种积累的主要源泉有两个：“第一个是创造价值、并把工业向前推进的工人阶级，第二个是农民。”“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农民给国家工业化缴纳的一种‘额外税’，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①（①《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页。）布哈林在《论农民政策》的讲话中对“贡税论”提出了批评。9月底，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重要文章，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市场经济平衡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主张。但是，斯大林把布哈林的理论同党内的右倾联系起来，予以全面否定。布哈林从1928年底至1929年1月连续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和科学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任务》和《列宁的政治遗嘱》三篇文章，阐发了列宁晚年的理论观点，同斯大林展开论争。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国家工业化问题。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把它作为区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的根本标志。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特别强调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为了高速度地实现重工业化，要求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
布哈林认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经济计划制定得不好，或者执行得不好，经济平衡的各种条件遭到破坏也会产生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的危机表现为“商品荒”，它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环节遭到破坏的表现，是因价格比例不合理，资金从一类生产部门流向另一类生产部门的结果。
第二，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建立在社会主义大生产和个体农民的小生产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要求尽快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尽快改变整个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保证国家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粮。对富农阶级的政策也要求从限制和排挤富农剥削的政策立即转变为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
布哈林认为解决商品粮问题固然要通过日益扩大的集体化，把个体农业生产改造为大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但是解决这个问题远不是以忽视劳动农民的个体经济为前提的，相反，必须在个体经济也同时增长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因此，他认为当时俄国个体农民经济还有发展的余地，反对搞全盘集体化。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并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斯大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越来越尖锐。他要求以加紧开展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建设。
布哈林反对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认为人民群众消费的增长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他也反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认为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对于富农，可以经过合作社的形式来组织和改造他们。
显然，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斯大林的方针实际上是要结束新经济政策，根据国家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计划，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而布哈林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
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问题
苏联党经过长期的争论，确立了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指导地位，并开创了一条从重工业开始，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道路。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决非一般的工业化，它具有特定的涵义。
斯大林说：“使我国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就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工业。”①（①《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57页。）他特别强调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②（②《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2—113页。）
苏联工业化道路是由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经济技术落后的俄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可能越过工业化，也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所走过的道路去实现工业化。这就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历史条件和基本出发点。苏联除了经济技术落后外，它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不能无视自己被资本主义包围这个外部条件。尽管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和考虑，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和经济关系，但是，苏联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武装进攻的威胁仍然是十分现实的，所以，苏联以重工业为突破口的工业化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1925年，俄共（布）十四大通过决议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要求党和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③（③《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1页。）从1928年10月起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任务是：在短期内建立技术改造基础——强大先进的工业，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使它成为一个经济上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强大国家。
在“一五”计划的宏伟任务鼓舞下，苏联人民经过忘我的艰苦奋战，于1933年1月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在这期间，苏联建成1500多个企业，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的234.5%。“一五”计划的完成，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1933年，苏联又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二五”计划的任务是，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为一切国民经济部门建立最新的技术基础。苏联党和人民在“二五”计划中十分注重干部和技术的作用，开展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较快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2%。第二个五年计划用四年零三个月时间提前完成了。到1937年，苏联已有4500个工业企业投入生产，工业总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这标志着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苏联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使苏联从根本上摆脱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依赖，保证了经济上的独立；改变了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缩小了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并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大大地促进了国防工业的发展，从而增强了苏联的防御能力，为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也充满了坎坷和曲折。由于它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引起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一方面是重工业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轻工业和农业的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相应的提高，到头来还是影响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央集权过多，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央工业占90%，地方工业占10%；1953年地方工业产值也只占31%。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盲目追求高指标，结果使苏联工业化走向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利用西方技术援助，指导思想不明确，引进和消化脱节。在工业化过程中，斯大林看到了发展国民经济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在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大量引进和利用西方资金和技术、机器设备，如苏联同西方资本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就从1924年的5个增加到1931年的124个，1932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的数量，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50%。但斯大林过分强调发展“独立”的国民经济就是要摆脱对西方经济的依附性，把发展“独立”的国民经济同加强世界经济的联系截然对立起来。这样，苏联在工业化的理论上始终没有承认对外经济开放的必然性。苏联还过高地估计本国的物质技术力量，认为苏联的科技已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否定接受技术援助的意义。苏联引进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大多集中在重工业部门，而基础工业、尖端工业和轻工业部门引进的数量很少，从而加剧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另外由于缺乏优秀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致使某些盲目引进的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无法使用或造成浪费。
苏联的工业化道路确有显著成就，也不乏值得注意的问题。它是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实现的，是以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而取得的。因此，不能把这条工业化道路教条化和神圣化。
如果说苏联工业化在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话，那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问题就更严重了。
在斯大林同布哈林的争论基本结束的时侯，1929年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变，出现规模很大的建立集体农庄运动。这个运动到1930年进入高潮。1934年7月，有71.4%的农户和87.4%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到1937年，有93%的农户和99%以上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苏联消灭了富农阶级，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同时，农业机械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苏联由个体小农业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
但是，苏联在实现农业集体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运动的高潮中许多地方出现了“左”的错误——如追求集体化的百分比；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加入农庄；在消灭富农阶级过程中，采取剥夺财富，“扫地出门”强迫迁徙，把许多中农也当成富农分子加以严厉处置等暴烈的手段和过激的措施，等等，使苏联农业生产力受到伤筋动骨的破坏，元气大伤。上述错误后来虽得到某些纠正，但是，农业生产管理制度的过分集权，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自主权的缺乏，粮食征购制度和方式上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以及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被忽视，等等，使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和停滞的状态中。这是苏联经济建设中造成长期性和全局性的影响的一个突出问题。
四、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利弊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就是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个体制被称为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高度集权。它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
在经济体制方面主要表现为：
首先，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是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另一种形式。1936年宪法虽然规定允许以自力经营，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规模私有经济的存在，但实际上苏联从来就把个体经营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使其毫无立足之地。
其次，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经济以部门管理，即“条条”管理为主，中央部门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于一身，直接支配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产、供、销大权。
第三，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种排斥价值规律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统一计划有三个特点：①高度集中性，主要的计划指标由国家自上而下地、集中地制订；②广泛性，囊括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一切经济过程和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连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以及种植什么都由计划规定；③指令性，国家集中制订出来的计划，经最高苏维埃批准后，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第四，主要以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管理经济主要通过由党和国家机关发布命令、决议的办法，或者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以严格执行上级下达计划为内容，与各级经济组织、企业发生联系，组织经济生活。
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是在列宁时期就已基本上构建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度集权，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共产党的地位及其与政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关系上，共产党一党单独存在，其他党派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党是政权的核心”，党“管理国家”，苏维埃实际成为把党的决定变成国家法令的表决机器，没有真正的立法权，行政和经济管理机关很大一部分管理事务均由党的机关取代了。社会团体只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成了“官办”的团体。总之，没有党的原则指示，其他任何社会政治组织就不能决定任何政治、组织问题。整个权力体系不存在互相制衡的关系。
第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关系问题。苏联名为联邦制国家，实际上成为单一制国家，各加联共和国的党、政、经、文大权过分集中于中央，历次宪法所规定的各民族的自愿联合、权利平等等原则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
第三，从执政党、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看，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很小。这表现在选举制度流于形式或被破坏，委任制被滥用；监督机制极不健全。这是造成官僚主义、滥用权力、特权以及各种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
第四，国家安全机关占据特殊地位和拥有特殊权力。它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一整套庞大的、自成系统的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不受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不受法律的制约，成为个别领导人控制的工具，可以逮捕包括党中央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在内的任何党政领导干部，包揽了从侦察、逮捕、审判、监禁到处决的整个司法程序，使公民乃至高级干部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
第五，执政党自身的领导体制。由于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贯彻，甚至遭到破坏，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能按时召开，党的领导体制变成一个与党章规定相违悖的金字塔：全党组织和党代会一中央委员会一政治局和书记处一总书记。权力的顶端是号令一切、裁决一切的总书记斯大林。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和终身制。
个人集权制的形成和强化以个人崇拜为其思想条件，同时又反过来助长个人崇拜的盛行。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苏联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它保证了苏联在30年代激烈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政局的稳定；保证了人、财、物力的集中，全党全国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从而保证了高速度发展重工业，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比较雄厚的基础；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物质前提。
但这种体制即使在当时也表现出其明显的弊病。它在政治上集权过多，民主不足以至于造成破坏法制，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等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造成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国防事业上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歪曲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毒化了社会政治气氛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导致了教条主义的盛行，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窒息了社会文化，给苏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
这种体制在经济生活中束缚和压制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使整个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在这种体制下，市场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科技发展与生产脱节，生产与销售脱节，产品价格与使用价值脱节，劳动成果与劳动者个人利益脱节，以及责任不明等缺陷，造成了经济效益差、劳动生产率低和浪费严重种种问题。
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导致管理机构庞大、重迭，官僚主义蔓延和管理阶层的特权的存在，造成新的社会矛盾。
苏联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根源。从国际环境上看，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战争危机的迫近，要求全党全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要求全国人、财、物力的高度集中。苏联体制是备战型的体制。从苏联国情上看，在经济文化落后，社会经济结构是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基础上，家长制、个人集权、个人崇拜容易盛行，官僚主义容易滋长，自然经济的思想，排斥商品经济的思想也容易被接受。
从历史传统上看，沙皇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存在着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不相容的传统。如沙皇的高度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的传统，以村社占有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宗法经济的传统，都对形成高度集权的模式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从理论影响来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存在某些教条主义的理解，也是原因之一。另外，斯大林个人素质上的缺陷，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形而上学对体制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斯大林模式是在一个特殊的国度、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也存在严重的弊病，当这个体制搬到新的历史阶段、搬到其他的国家，其弊端就更加明显，因此，改革这个体制也就势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