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吧纸飞机
不稀罕跟在天花板屁股后面向校长办公室走去，由于天花板个头有一米八左右，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不稀罕只好一路小跑。此刻，同学们都在上课，整个走廊里空无一人。虽然不时从教室里传来老师或同学们的声音，但不稀罕依然觉得，天花板的脚步声铿锵有力，踩得楼板“咚咚”作响。他预感到，此行不是小祸，因为校方人士找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好事。
“你就是不……”校长看了一眼不稀罕，然后扭头冲向天花板，“你知道不知道，我在楼下操场上抬头一看，就你们班第三个窗户，我数得清清楚楚，就是第三个窗户，叠好的纸飞机，就愣（宁夏土语，即使劲）地往下飞。”校长用手指了一下桌子，只见上面堆积了一些大小不等、颜色不一的纸飞机。天花板低下他那驴一样的长脑袋看了一眼不稀罕，问：“在谁的课上？”“在大裤衩的课上，”不稀罕说，“那不是我干的。”
“谁是大裤衩？”校长一脸迷惑。天花板冷笑一声：“魏新明。”
“这都是谁给起的外号！”校长怒气冲天。
天花板则继续问不稀罕：“那你说是谁干的？”
在不稀罕他们那个时候，班主任一般都是教语文的，所以天花板就是教语文的。天花板上语文课时，手里面捏着两根白色的粉笔，高兴的话，就在黑板上把今天要学的课文的题目写下来；不高兴的话，一个字不写。但是临下课的时候，两根粉笔照旧荡然无存。一站到讲桌前，他就开始把粉笔掰成一小截儿一小截儿的，不到寸长，然后紧紧地攥在手里，看哪个同学不顺眼，“叭”的一声甩将过去，不是打在脸上就是砸在头上。一节课下来，手里的粉笔头便都“消费”光光。由于天花板讲课时喜欢把头仰得高高的，两眼只望着天花板，大背头跟着他的长脸一晃一晃，很是引人注目，几个挨粉笔头比较多一点儿的同学，便给他起了这样一个绰号。在这个中学的老师里，天花板的文学水平算是比较高的。记得他还曾写过一首顺应时代潮流的长诗，题目只有一个字：斗。当时还被他用毛笔大大地抄录了下来，张贴在学校的大门厅里。不稀罕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那是仿照马雅克夫斯基的所谓阶梯式格式，每个段落的开头都只有一个斗字。诗的末尾，天花板怒气冲冲地连写了三个“斗！斗！斗！”那时的不稀罕只能为自己的老师而骄傲，在他的心目中，天花板是学校里最棒的。当然，他有一个可比的对象，那就是二班的买老师。关于买老师，不稀罕记恨的就是那次“小人书事件”。那是他的好朋友老米从家里偷偷拿出来的，他们把大拐叫了出来，钻在学校三楼的天井里偷偷地看，不知怎么就被买老师发现了。可气的是，这个买老师并没有去制止他们，而是直接告诉了天花板。天花板老大的个头，竟然能够猫腰钻了进来。他翻了翻我们的小人书，冲着不稀罕说，只有你才能干得出来。而后，像狮子一样大吼了起来，这是反动的，知道吗？
我们傻了一样地看着他的背影，反动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讲实在太可怕了。一连几天，我们就像“三好学生”一样乖得连一句话都没有。我们等待着一个严重事件的发生，为此我们作好了足够的准备，甚至内心里已然升起一种庄严感。
但是这种庄严的时刻并没有如期而至。大约一个多星期以后，我们相约来到天花板的办公室，我们捏造了大量的理由，像往编织袋里塞垃圾一样塞进了脑袋里。我们喊了一声“报告”，天花板说进来。我们看到偌大的办公室里，只有天花板一个人在。让我们吃惊的是，天花板竟大模大样地在看着那本小人书，脸上的表情那么安然，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反动而带来的恐怖感。见我们进来，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嘴里不住地说，反动呀反动呀。然后，盯住不稀罕问，你从哪里搞来的？见不稀罕不言语，也不深究，晃了晃手中的小人书，我给你妈送去。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了不稀罕的另一个秘密：他妈和天花板认识。由此我们推断，不稀罕的狂妄或者说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原来是有根由的。那么，我们这些号称不稀罕左膀右臂的人，难道还有什么顾忌吗？他妈的，真棒！想到这些我们似乎完全可以目空一切了。
让任何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小人书事件”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画上了句号。我们认定，这一切皆缘于不稀罕妈。试想，如果没有他妈这层关系，天花板能饶了我们吗？无可否认，也因了这层关系，我们更加有恃无恐。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老米。与大拐同桌的杨子，毫无疑问是我们班最漂亮的，而且早已被我们内定为“班花”。不止老米，其实包括大拐在内的许多男生，都早已觊觎良久。不知是什么原因，杨子至今还“无人问津”，也就是说，还没有男朋友。这倒不是说她有多么本分，或者一尘不染；相反，她也是那种水性杨花的情种。老米认为，是因为没人敢对她下手，因为在她面前，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自卑感。他还指着大拐说，就你这个德性，你敢下手吗？大拐张了张大嘴，傻呆呆地看着老米。的确，老米在我们班里也算是一个靓仔（当然，那时还没有这种叫法，但我们都承认，他长得有点像杨子荣）。凭这一点，大拐无论如何也是赶不上的。
一开始，老米向班长提出要求与大拐换座位，但是立刻遭到了反对。班长就是那个瘦弱的刘芳，人也长得很丑，只有那张嘴，巧得像弹簧一样。也许就是因了这个原因，她才当上了班长。老米说，咋不能换？刘芳说，你要比大拐高出一头来，他坐在后面咋能看见呢，有本事你把腿锯掉半截。老米一脸的不高兴，那就把杨子换过来。刘芳立马露出了一脸的讥讽，说，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说罢，掉头就走。老米一把拉住了刘芳，刘芳一甩胳膊，也有点儿急了，大声嚷嚷道：“咱们去找天花板！”
当然，老米是不敢去找天花板的，但是天花板却知道了这件事。一天，天花板来上语文课，照例是手里捏着两根白色的粉笔。一站到讲台上，他就开始掰粉笔，而且掰得很认真。显然，他是不准备在黑板上写什么字了。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今天的情绪糟透了。他把掰成一截一截的粉笔头，捏在了那只干瘦的同时又是硕大的右手里。然后，他说，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48页。大家就开始翻书，一片哗哗的声音。这时候有一位同学开了口，老师，第一课还没有学呢，怎么就开始学第十一课了？余音尚在，就听天花板大喝一声：“你少管闲事！”于是，一片阒静。天花板也不吱声，好像有意识地在拖延这种气氛。可以说，有几位同学是连大气都不敢出了。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天花板的声音又开始在教室里回荡。而此时此刻，他的声音是那么清新、有力，富有感召力。他在教室两边的走廊里来回走着，一边走一边高声朗读着课文，驴头一样的脑袋上下左右不停地晃动着。他念道：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
这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叫《“友邦惊诧”论》，被收录在语文课本里，排名为第十一课。不知是因为天花板讲得过于深奥，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他的话认真听，也就是说，我们满脑子里就没有在想这回事，而是像野马一样在草原上毫无目标地奔驰。反正，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没有听懂。一位同学后来说，天花板真是腐朽，还教我们文言文。但是，天花板仍然在兴头上。正当他继续在兴头上的时候，清脆的铃声划破了天空。对不起，下课了。天花板似乎不相信时间过得这样匆忙，还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然后两眼像鹰爪一样地瞄了一下老米，一副无奈的样子，悻悻地走出了教室。也许他不知道，他鹰爪一样的眼睛，在我们看来，都已经成为一种信号，无论瞄上谁，谁都会成为他下一个打击的目标。那天，就在他高大的身躯还没有完全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的时候，我们已经把目光齐刷刷地扫向了老米。再看老米，完全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事情发展得非常奇妙，还没有等天花板把老米怎么样呢，老米就已经策划了十几个同学，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时刻，把一张大字报贴在了学校的大门口。其内容主要指出了天花板在教学中，故意违背教程安排，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撂到一边不去学，先拣起了古人的一篇文言文来学，等等。末尾，大字报指出：试问（注意，这里有三个字被抹成黑块块。据老米后来说，他们一时心急，竟然写成“试问天花板”，发现不对头，但又一时想不起天花板的真实姓名，就只好抹成了黑块块），是鲁迅重要，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重要？
立刻，在校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不是教语文的老师，也开始找来语文课本，翻找里面的古文。当然，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古文，再说鲁迅怎么可能写古文呢？有老师就说话了，说这些孩子简直是胡闹，还学会了扣帽子。但是校长并没有这样认为，他说，古文不古文的先放下不说，就说毛主席的这几首诗词吧，翻开书的第一页就是，为什么不先学呢？咋了，毛主席的水平还没有他鲁迅的高？老师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也对也对。在这种争取了大多数的情况下，校长无论如何也应该继续发挥下去的。果然，他声情并茂地说道：孩子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有感情的呀！他们长在红旗下，生活在甜蜜中，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冷静了一会儿，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很严肃地宣布：从今天开始，钟老师先停下课来，一时抽不出老师，我先顶上。
高红事件揭秘
西北的夏天有一个最让人感到惬意的地方，就是白天虽然热得人晕头转向，但是到了晚上，也就是太阳刚刚落下去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过来一股又一股的凉风，抚摸在人身上，那才叫爽快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不稀罕他们来到了邻县的一个小乡村——那时，他们管这种活动叫“学农”。在每个学期里，几乎都有这么一次。对于不稀罕来说，这是他最大的解放。
这是在天花板被停下课之后，而校长又一时没有找来新的老师，他也因为太忙，而没有能够及时顶上来。不稀罕他们几个，其实也不光是他们几个，包括刘芳在内，都对校长来为他们执教语文而感到惶惶不安。大多数同学认为，除了校长的语文水平逊色于天花板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校长的普通话是“夹生”的。也许是他在农村生活得太久吧，他在说普通话的时候，不出三句，就会带出一句地道的方言来。不稀罕就说过，他一会儿是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会儿又成地方广播电台的了。幸运的是，这个地方广播电台的人，还没有抽出时间来给他们上课，浩浩荡荡的“学农”大军，就已经出征了。
那天，天花板来给他们宣布这一喜讯的时候，他们一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嗷、嗷”地叫唤着。天花板好像也很兴奋，也没有去制止同学们，而是在嘈乱中大声说：“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学们一块去了。”显然，他的兴奋是缘于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天花板的出身就是地主，从小就好吃懒做惯了，也是属于那种五谷不分的家伙，要不是有点儿知识，不是共产党为他开恩，哪有他今天的吃吃喝喝？哪有他把一根又一根的粉笔掰碎了来砸革命同学？但无论如何，当大家听到他不去的时候，又是一阵欢呼。这自然让天花板有点儿尴尬，白白净净的脸上，有了一块块的红晕。
第二天一清早，大家就要出发的时候，杨子又来了故事。她说她忘记带一样东西，并且执意要回家去拿。大拐说我去替你拿吧，我知道你们家的。老米从后面跑过来，说我和大拐一块去吧。杨子听他们这样一说，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上。刘芳这时候喊了起来，说你们是怎么回事，不要以为天花板不去，就没有人管你们了，人家校长早都把咱们卖给买老师了。大家一听，顿时有点儿心灰意冷，一片唧唧喳喳的声音就出来了。老米对刘芳说，你们先走，我和大拐替杨子回家拿个东西，然后去追你们。刘芳问拿什么？老米这才想起来，还没有问杨子要拿什么东西呢。还没等他去问，杨子自己过来把刘芳拉到了一边，悄悄说了几句。这时候就听刘芳“哈哈”大笑了起来，你还让他们去替你拿？杨子大声说，没有没有。
说实话，那时的我们还非常傻；我们的的确确不知道刘芳为什么会笑成那样，杨子又何必要脸红成那样，而且委屈得眼泪都快要掉了下来。这些，我们都不懂。在我们青春的思想和身体里，我们只知道杨子是可爱的，因为她长得确实漂亮；而长着一副杨子荣面孔的老米，喜欢上她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那天，杨子最终也没有回家去拿什么东西，因此老米也就没有能够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热情。一路上，老米就不断地问大拐和不稀罕，她到底要去拿什么东西呀？
几个小时的行程终于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偏僻的小乡村。一下汽车，但见几个半大小伙子，手里提着一杆气枪，满树林里转着打麻雀。不稀罕立刻来了兴趣，他对老米说，我们和他们交个朋友吧。老米无所谓的样子，才没有意思呢。其实，哪里有他们打麻雀的闲情，满地里的农活，还在等着他们呢。起先，他们还下地割麦子，但只有两天的工夫，就有七八个同学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杨子的小绵手就划了一道口子，老米看了就说，以后你的那份就包在我的身上了。刘芳一听，满脸醋意地说，谁也没有给她包活呀，再说了，不能割麦子还不能干别的了？杨子也不是饶人的人。于是，两个人就干起了嘴。
这事反映到买老师那儿，买老师觉得，应该和生产队的领导商量一下。他就问老米，你们带了书包没有？老米说带了。买老师说，那就把本子和笔都给我。老米说，没带本子和笔。你不是说带了书包了吗？带了书包没带本子和笔。买老师一下子露出了凶相，声音恶狠狠地：那你带了什么了？
原来，买老师是想给生产队的领导带一些城里的东西，照他的话说，也有个见面的因因（土语，即由头）。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打开了书包，生怕自己的书包里没有什么好东西。这样一凑，竟然就凑成了一小堆堆。买老师喜不自禁，一样一样地挑选着。最后，他把这些东西全部装在了老米的书包里，掂了掂，笑哈哈地说，够意思够意思。往肩上一挎，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房子。
第二天，买老师给生产队长送礼的事，就在庄子上传开了。那时候，城里头是非常时兴“走后门”的，谁家要是有个人在菜铺子、肉铺子里站柜台，那可就牛了。别看你是老干部，也别看你手里拿着这个本本那个票票，站柜台的照样让你说买不上就买不上。不信你试试！但是在庄子上，这毕竟还算是一件新鲜事。据说，那天晚上买老师到队长家之后，还不及说话，就先把书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在了队长家的炕上。队长自然喜上眉梢，一双手不知所措地来回揉搓着，嘴里则非常谦虚地说：来就来嘛，还带什么点心！显然，他是看见了饼干和水果糖。然后，买老师开始进入正题。他先是详细介绍了个别同学的身体状况，并由此让人感到，他们是不适合干这种体力过大的农活的；接着，他又把他们受伤的情况向队长介绍了一通。在介绍这一情况的时候，他着重提到了高红。队长一着急，就问，高红是你亲戚？买老师当下就涨红了脸，忙说，不是不是。队长又问，那你说了半天，到底是个啥意思？买老师的脸更红了，眼睛就开始看炕上的东西。他说，你看，这都是同学们的心意。队长的目光也落到了饼干和水果糖上，他咽了一口哈喇子，继续问道：那你到底是个啥意思？买老师红着脸，使了使劲，从嘴里憋出来了一句话：“他们干不了这活儿！”
队长哧溜一下从炕上滑了下来，你看看你看看，谁让你们来了嘛！说着他就一把抓住买老师的手，充满感情地说：“快带娃们回去吧。”
“回去？”这可给买老师出了个难题。他敢带“娃们”回去吗？不管怎么样，哪怕整天在这里睡着，也得睡够一个星期才行。这话他当然不敢说出来，万一队长再给学校打个小报告可怎么办。后来，经过与队长的进一步协商，他们决定：从明天开始，女娃就捡一捡麦穗，男娃都到麦场上去。还有，队长很神秘地问买老师：“女娃们有没有来月经的？”买老师的脸又红了，一双眼睛像隧道一样幽暗地看着队长，心里骂道：这个下流坯！
看着站起来就走的买老师，生产队长一阵恍惚，但是冲着那背影，他还是大声说道：“要是真有来月经的，就不要下地了。”
买老师踏着夜色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着，生产队长的那句话，像影子一样地紧紧跟在他的身后。“有没有来月经的？”有没有呢？他的确不知道。刘芳会不会知道？但是怎么能问她呢？高红人高马大，甚至都算得上丰乳肥臀了，特别是夏天，一对乳房像小兔子一样活蹦乱跳。她肯定来过月经。还有杨子，眼睛老是水汪汪的，也是很成熟的那种，肯定也来过月经。至于刘芳，人小骨瘦的，一定是没有来过月经。要是去问她，同样会被认为是个下流坯。
买老师决定，去问高红。想到高红，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说句老实话，他多次向校长提过，要求和天花板对调一下，由他来带这个班。原因没有别的，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高红在一起。说他是暗恋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意淫，或许更准确。反正，在他自慰的过程中，高红的影子是出现最多的一个。
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稀罕都为自己成为“高红事件”的首席目击者而沾沾自喜。这也难怪他，因为在那段时间里，他同高红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要不是天花板成心跟他过不去，广播电台的记者也把他一同采访了。由此，他对天花板的怨气也愈加深重。不过天花板倒是得意了，两只手往屁股上一放，驴脑袋一摇一摇地，对着记者手里的那个铁筒筒，唾沫飞溅慷慨陈词。
不稀罕回忆说，那天晚上庄子上放电影，是他们早都看过的《奇袭白虎团》，唱来唱去没多大意思。他还说，听庄子上的人说，过去放电影都是在麦场上，这次是因为麦场上堆满了麦子和麦草，才把银幕挂在了队长家的后墙上。不稀罕是去找老米的，他想利用大家都去看电影的机会，与老米合伙到地里掰一些向日葵来。说实话，他可真有些馋了。在学校里的时候多好，不稀罕的大爷就是卖葵花子的。每天他都提着一个粮袋子，里面至少装着小半袋的葵花子；然后在不稀罕他们快要放学的时候，蹲在学校的大门口边儿上，用不知从哪儿捡来的一个小纸盒儿做容器，一小纸盒儿一角钱，不到半天的时间，小半袋子的葵花子就所剩无几了。在同学们一窝蜂似的奔向他大爷的时候，他则一摇三晃不急不慌地往他大爷身边靠。他知道，他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得到比别人花钱还要多的葵花子。这时候的不稀罕，特别自豪，还特别慷慨。他常常把大爷无偿送给他的葵花子，又无偿地分给他的铁哥们儿。大约也就因了这一点，不稀罕的口碑在同学们中间，特别是男同学们中间，还是很不错的。
不稀罕继续回忆说，那天晚上他没有找到老米，却先碰到了高红。就在麦场上，他用手一指，仿佛麦场近在咫尺。高红见了他就像贼见了警察一样，慌不择路，转眼就消失在夜色中了。接着，他又看到了买老师。买老师并没有慌里慌张，只是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不稀罕，便慢腾腾地走了。不稀罕说，他看见买老师的身上沾满了麦草和尘土。老实说，不稀罕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却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由于发生了什么事，要找到老米的愿望就更加迫切。不稀罕像发了疯似的开始找老米，关于葵花子之类的事已经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大拐和咪咪也加入了进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杨子也不在了。全班的同学都知道，咪咪是杨子的贴身保镖，外号虽然乖巧，人却长得五大三粗，打起架来出手很野。
我们是在“五保户”老爷爷家里找到老米他们俩的。不稀罕讲得绘声绘色，目光中流露出兴奋的神情。这两个家伙躲在老爷爷家里偷吃好东西，大拐一进去就说，老爷爷是“五保户”，你们还坑他呀。老米做了个鬼脸，说，你们这帮傻瓜懂个屁，“五保户”家里才有好吃的呢。说着，用眼睛深情地看着老爷爷，生怕老爷爷戳穿了他的阴谋。杨子见大家进来，脸红得像猴屁股一样。好在大家已经顾不了这些了，也就没有把她放在眼里。不稀罕简单地把事情经过给老米说了一下，然后问老米咋办？老米说还能咋办，先找到高红再说。
就在他们相跟着走出老爷爷家的时候，他们听到老爷爷沙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枸杞地，枸杞地里。”
按照老米的分配，不稀罕和大拐向东，沿着那条火花渠去找，他则和杨子、咪咪他们，一直向西，围着那片枸杞地去找。分配完以后，老米冲咪咪一挥手，三个人就消失在夜色中。
结果，找到高红的还是老米他们。高红像一个弱智儿一样，胳臂被杨子拉着，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这时候的老米，完全没有了主意，站在一旁目光呆滞。还是杨子“油”一些，开门见山，问的问题都是一些实质性的。比如，他是不是亲了你了？又指一下高红的乳房，是不是摸你这儿了？问这些话的时候，她都没有让老米回避一下。但是老米的神情，全都被咪咪收在了眼里。后来咪咪对不稀罕说，一副下流的样子。
当然，高红是不会说什么的，但是她的默认，就说明了一切。那一夜，老米他们始终没有合眼。有一点应该说明，就是不管老米的神情是不是真的像咪咪说得那么下流，但在朋友受到伤害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并且极具权威的人物，还是老米。不稀罕他们就是在老米的安排下，当夜打起了背包，天一亮，庄子上的人们还在睡懒觉的时候，就徒步向城里开拔了。当天下午，学校的大门厅里，三张大字报就齐刷刷地粘在了墙上。与此同时，高红的爸爸、妈妈和哥哥，也一并坐在了校长的办公室。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然，甚至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弄得整个学校里沸沸扬扬，混乱不堪。不稀罕就在校长办公室的门前，看到校长怒气冲冲地从屋里出来，嘴里还在骂着：“我×他妈的！”这是不稀罕平生第一次听到校长说这样下流的话。
我看得清清楚楚
“高红事件”的最后结果是：买老师和高红都相继离开了学校。对我们而言，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说实话，我们为失去高红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丧气；同时，我们心里面还有一种愧疚感，好像高红的离去都有我们的一份责任。那些日子里，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班里面的气氛也特别压抑。在这些压抑的人群中，还有一个人是我们所不知的，那就是天花板。天花板和买老师是至交，两个人的分离，当然是非常难受的。那几天，天花板来上课的时候，手里面总是捏着一大把的粉笔。一进教室，先不干别的，把课本往桌子上一撂，低下头来就开始不停地掰粉笔。他掰得那么认真，那么用劲儿，仿佛在掰去自己的痛苦和仇恨。每当这个时候，班里几乎鸦雀无声。也因此，他掰粉笔的声音便凸现了出来，脆亮脆亮的。
后来我们得知，买老师回了兰州，在那里，他有一个已入而立之年的妻子。正像校长后来说的：“这样好！这样好！”在学校里，除了天花板，大家都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了。但是，我们却非常怀念高红，她丰满的身体，带走了我们丰满的想象。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班里，能够引起大家展开想象翅膀的人，一个是杨子，再一个就是高红了。这就等于把我们的翅膀，无端地折掉了一翼。除了老米，谁还能够单翅飞翔？
这是夏季，1974年的夏季。没有故事的生活其实是寂寞的，相对于我们而言，就更是如此。在这个夏季剩下的日子里，不稀罕和大拐就像穿着一条裤子的人一样，形影不离。这也难怪，因为老米比他们都要年长两岁，身体发育得又好，自然不像他们那样单纯。比如老米就有过“遗精”，还绘声绘色地向不稀罕叙述过那个过程，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说实话，不稀罕看着他那种陶醉的神态，都有点不相信他的话，认为纯属杜撰。但不管怎么样，老米对于他们而言，属于那种“过来人”。这个“过来人”，在这个充满激情的夏季里，整日沉湎于对杨子的思念和追求中，也就无暇顾及不稀罕和大拐他们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稀罕才和大拐成为了一对亲兄弟，成天出双入对。他们先是学会了吸烟，因为不稀罕的老爹还在他不懂事的时候就不知去向，家里没有抽烟的人，这个重担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大拐的身上。大拐的老爹是个司机，在城里开公交车，一生几无爱好，就是喝茶和抽烟。茶是那种低廉的“砖茶”，烟也是那种九分钱一包的“白经济”。他是难得抽上那种一角四分钱一包的“绿叶”烟的，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在发薪水的当天，奢侈地买上那么两三包，还好像有一种不过日子了的感觉。不稀罕和大拐倒霉就倒霉在了这种感觉上。
那天，大拐和平常一样，趁他老爹上厕所的空儿（他老爹上厕所有一个毛病，就是把烟从裤兜里掏出来，然后抽出一支点上，其余的就撂在家里唯一的一张写字台上。据大拐说，他老爹这样做，是因为吃过一次亏。那次，他蹲在大院的厕所里，也是装了一盒好烟，也是虚荣心所致，也是想在大庭广众和众目睽睽之下显乎一下，把裤子都褪下来了，假装才想起来了什么似的，又去掏裤兜里的烟，结果出乎意料，烟“哧溜”一下子全部都倒在了茅坑里。当时，他老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去捡那些烟，要去抢救那些就要被污染得更加严重的烟。但是，他的那个动作太大了，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广泛关注。当然，这样无论如何也是下不了手的。这事他给他老婆说了，不仅给老婆说了，而且说得义愤填膺。于是，在他老婆听见了的同时，大拐也听得一清二楚。自此之后，大拐他老爹就养成了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非常好的习惯），迅速地从他老爹的烟盒里抽出了几支烟，然后溜之大吉。事情坏就坏在大拐把“绿叶”烟和“白经济”烟视为“一丘之貉”，根本没有考虑到“绿叶”烟在他老爹心目中的位置。
他老爹从厕所里回来之后便蒙头大睡，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抽烟。这时候，他发现烟盒里的烟少了许多，究竟少了几支他无从知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绝对少了。他开始回忆当天的抽烟情况，包括对外散出去的烟。他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像平常抽“白经济”烟那样奢侈，而且在抽的数量上也明显下滑。这就进一步说明，烟少了这一事实，不是他所为，而是另有原因。
让其他人都感到奇怪的是，他首先怀疑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老婆。他用那种疑惑的带有轻蔑的目光看了老婆好大一会儿，看得他老婆身上麻酥酥的。你啥意思，是不是那根筋又来劲了？他老婆知道，但凡大拐不在家，大拐他爹就不老实，总要折腾得两个人都爬不起来了才罢休。
搁在往常，大拐他爹一听这句话早猴了上去。可今天不同，今天的目光不是挑逗的，不是下流的。大拐他妈也是瞎了眼了，疑惑和轻蔑的目光能与挑逗和下流的目光混为一谈吗？这正应了大拐姥姥说他妈的那句话：“你眼窝子不硬。”这句话还是在他们找对象的时候说的，十几年了，仍然可以活学活用。
大拐老爹问：“刚才谁来咱家了？”
他老婆说：“没人来啊。”
大拐老爹又问：“真没人来？”
“真没人来。咋了，出啥事了？”
大拐老爹就拿起烟盒，重新看了一下，遂又抽出一支烟来，续上。“那就是说你越活越日能了，抽起烟来了？”就这一句话，把大拐他妈一下子惹急了，她一巴掌甩将过去，款款打在她男人那只拿着烟盒的手上，立马间，白色的烟卷儿撒了一地。大拐老爹什么也不顾了，生怕那些烟卷儿转眼就跑了似的，满地开始找烟。大拐他妈也是个不饶人的人。按说，男人没有言语，也就算是屈就了，总应该给他个面子。但她却得理不饶人，抬起脚来顺势就把脚下的几支烟跐成了白面面。她哪里晓得，那可是一角四分钱的“绿叶”烟呀。对于她男人来讲，一个月里头，充其量也就有这么两盒。而且，那还是他的最爱。
毋庸置疑，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最坏的境地。在不稀罕和大拐躲在城墙根上的防空洞里津津有味吸烟的时候，也正是大拐他老爹和老妈打得热火朝天和不可开交的时候。这一仗打得可真漂亮。结果是：大拐老爹的烟就不用说了，基本上被消灭殆尽；大拐他妈则主要是肉体上遭到了“重创”。这样一来，她就干脆睡到了炕上。
话再回到不稀罕和大拐他们待的那个防空洞上。在那个年代里，不稀罕他们动辄就要往防空洞里钻，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人就已经钻了进去。每逢这个时候，不稀罕的姐夫就挎着一杆冲锋枪，神采奕奕地在他们的周围转来转去，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当然，不稀罕也不甘寂寞，在他姐夫盛气凌人的时候，他也能跟着牛气一下。比如，他就可以对势力远远超过自己的一些同伴颐指气使。放在平常，他是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后来，鉴于防空洞里的拥挤，加之又在城墙根上，用一位领导的话来说，人还没有跑到防空洞跟前，早被敌人的飞机炸死了。于是，决策层就发出话来，街道居委会就首先行动了起来，不稀罕家院子中间的那片空地，便被立刻挖成了防空洞。再以后，遇到要钻防空洞的时候，不稀罕他们就不会舍近求远了。一大院子的人，也就更放心了，再也不会害怕被敌人的飞机炸死在半路上了。
那天，过了一把烟瘾的不稀罕和大拐，出来之后就各奔东西了。回到家的大拐，发现家里的气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凌乱不堪的炕上睡着他妈，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地上更是惨不忍睹，除了一地被碾成渣子一样的烟卷，还有家里唯一的暖水瓶的碎片。大拐知道，准是他们又打了架。这种节目对于大拐来讲，已经不足为奇，他见得多了。问题是，怎么会有一地的烟卷？莫不是与烟有关？说实话，想到这里，大拐全身都在发抖。大拐他爹打起大拐来，就像抗日战士打起日本鬼子来一样，满腔仇恨全都凝聚在拳头上。为这个，他妈和他爹也没有少吵架。说时迟那时快，大拐一溜烟便逃之夭夭了。
满大街涮了一圈以后，大拐又只好来找不稀罕。起先，他是想找老米的，但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限制了他，使他和老米不可能不生分。一是老米要年长他几岁，加之老米又有那么一种霸气，使得大拐在老米的面前，从来都只有当孙子的份儿。有谁愿意跑到别人面前去当孙子？另外一个就是，老米的家境要远比大拐好得多，这种差异，使本来就有些自卑的大拐，更是自惭形秽。
来找不稀罕的大拐，没有找到不稀罕，却遇到了他最不想见到的人——天花板。他敲不稀罕家院门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住着平房，每家又都有一个小院子，各有一方天地），恰逢天花板在开院门，两个人差点儿撞了个满怀。坦白地说，他们都吓了一跳。但天花板毕竟老道，脸就像杨子荣一样，只红了那么一下子，顷刻之间就变了回来。他厉声斥问大拐：“你跑来干什么？”大拐哪里顾得上回答，掉转头一个劲儿地就往外跑。他想，天花板一定是来找不稀罕他妈，告发不稀罕的什么坏事的。这个王八羔子，都放暑假了，还不放过他们，还要找他们的茬儿。
后来的事实表明，大拐的猜测是正确的。虽然天花板来不稀罕家，并不完全是为了“告发”不稀罕什么，但这至少是他来不稀罕家的一个由头。不稀罕告诉大拐，天花板对他妈说，让他今后不要再跟大拐来往，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大拐听了伤心地落下了眼泪，他感觉到，他们的友谊就要死亡了。那天，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大拐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到不稀罕家可以来去自由了。他们商定，大拐再找不稀罕的时候，就在不稀罕家的后窗下面，连喊三声“老米”。听到“口令”，不稀罕就会立刻出来。
这一招还真灵。第二天上午，大拐就来到不稀罕家的后窗下面，故意把嗓子变粗了一些，连喊了三声“老米”。话音才刚落下，不稀罕就乐颠颠地跑了过来，两个人会心地一笑。但是有一点他们疏忽了，就是如果大拐连喊了三声“老米”之后，仍然不见不稀罕的踪影，该怎么办？因为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想到过。但是俗话说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结果，这个“万一”就发生了。
那天下午，大拐的姐姐从包头回来探亲，一清早就让他到电影院去买了两张电影票，是他们已经看了好多遍的《鸡毛信》。姐姐还多给了他几毛钱，说是跑路钱。他买好电影票后，就顺便在电影院旁的甜食店里买了一个炸糕。要知道，那可是他的最爱呀。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他那个在部队里的姐夫没有如约回来，后来才知道，是临时有什么紧急任务。当然，他姐姐非常生气，爬在炕上一个人哭哭啼啼。于是，看电影的好事也就落在了大拐的身上。大拐兴冲冲地跑到不稀罕家的后窗下面，也顾不得把嗓子变粗一些，就一个劲儿地连喊了三声“老米”。他甚至想，要在不稀罕见到他的时候，给他打一点儿埋伏，不能把一个好消息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告诉他。但是三声“老米”之后，不稀罕并没有如期而至。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大拐有一些着慌，因为距离电影的开映时间已经不多了。又是三声“老米”，仍然不见不稀罕的影子。大拐想，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的全身。大拐找来了几块土坯，支在了不稀罕家的后窗户下面。我们知道，过去那种平房是很低的，大拐的几块土坯在下面一支，人往上面一站，脑袋就贴在了窗户上面。据大拐后来说，屋子里的一切，都被他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又据不稀罕家的后院邻居说，那孩子可没摔轻，我听见“咣当”一声，跑出来一看，他就摔在了地上，脸上还划了一道血印子。大拐说，后院邻居大妈还以为他是小偷呢，手里还捏着一根木棍。大妈说，反正不是什么好孩子，要不然你没事爬人家窗户干什么。
电影显然是看不成了，再说了，有了这样重大的发现，大拐哪里还有心思去看电影。他现在唯一的心愿是，立刻找到不稀罕，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自己的知心朋友。而且他还相信，一旦不稀罕知道了这些，一定会感谢他的。毕竟，这是进一步显示他们关系密切的一个佐证。
然而，一切并不像大拐想的那样。当不稀罕听了大拐甚至有些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眼泪止不住“啪哒啪哒”地往下掉着。他一声不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沿着那条小巷子只管向前走。大拐跟在后面不知所措，只是不住地问他：“你走哪里？”一个是低着头只管往前走，一个是死心塌地只管跟着前面那个走的。两个孩子就这样在城市寂静的夜里，毫无目的地流浪着。那天，他们是在早已熟悉的那个防空洞里度过的。
不稀罕快跑
现在我们可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了。爬在不稀罕家后窗上的大拐，看到了他平生以来所没有看到的东西，两个赤条条的男女，在不稀罕家的大炕上，正在干着苟合之事。男的是天花板，女的是不稀罕妈。说实话，在这之前，对于大拐来说，不要说看到男女之间干这种事，就是听也仅仅是一些模糊的概念。那天，他看得张口结舌，看得目瞪口呆，也看得血脉贲张。要不是天花板偶然抬头看了一下后窗户，大拐也不会摔得那么惨。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在大拐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像报告喜讯一样告诉给不稀罕之前，不稀罕就已经知道了他妈和天花板之间的苟合之事。他倒没有像大拐那样，看了个真真切切，他只是看到他们在一起拥抱，还有就是他妈在他面前曾多次不无敬慕地夸奖过天花板。对这一切他只有默然。他妈也是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在文物研究所里工作，自打男人离她而去之后，对这些涉及家庭方面的事情，她总是把儿子当一个男子汉来看待。不稀罕也有一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天性，每每在他妈与他商量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是什么受宠若惊，或者趾高气扬，反倒有一种隐隐的酸楚，这种情绪也往往影响到他妈。他曾偷看过他妈的日记，在那里，他妈把他类同于他的父亲。他妈说，在儿子的身上，她无处不看到他父亲的影子，他的那种莫名的忧郁，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执着，一根筋犟到底，无不与他的父亲如出一辙。不稀罕是承认这一点的，因为这是有个案可查的。比如自打他看到他妈与天花板拥抱以后，他再没有钻在他妈的怀抱里睡过一次觉，在这之前他还经常像一个不谙事理的孩子那样，时不时地感受一下母亲的体温。他就能做到这一点，正像他妈所说的，这孩子个性太强。
听到大拐的描述之后，不稀罕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这之前，他一直把他妈和天花板之间的事情，当作一个秘密。他甚至想，他要把它们永远地秘密下去。但是这个秘密被戳穿了，他感到了莫大的耻辱，并由此产生了对母亲的愤懑。那一刻，他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大概就是大拐了。那一夜，也就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那一夜，他与大拐相拥在一起，俨然一对亲兄弟。
从那一天开始，不稀罕和大拐失踪的消息便不胫而走。好在离开学的日子没有几天了，大家都普遍认为，到那时候，他们就会主动回来的。天花板还找了派出所里的一位熟人，据说是一个资深警官，还参与了一些杀人案件的侦破。连这位老兄都非常肯定地说，不会出什么事的，他们会主动回来的。有了他的这句话，不稀罕妈心里才安定了一些。要知道，家里面的两个男人，她已经失去一个了。她对天花板说，她不能再失去另外一个了，要是那样，她就没法活了。说这话的时候，天花板正拥着她，于是便轻轻拍着她的肩膀，细声细语地说道：“有我呢！”没想到不稀罕妈一把把天花板推到了一边：“你算个屁！”
这句话无疑对天花板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在他们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不稀罕妈说过这样粗俗的话来。因此，他先是感到一阵震惊，接着又为自己的痴情而感到悲凉。是呀，我算什么呢？他想，我或许只是她没有男人时的一个泄欲工具，在她的心里，可能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想到这些的时候，天花板就想到了在家里的那位糟糠之妻，这会儿，或许正在家里忙着做什么玉米面发糕呢。每次在他回家晚一些的时候，她总会把发糕和一碗高粱米稀饭煨在火炉旁。他知道，那是她留给他的晚餐。在他吃饭的时候，她又总是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着，好像在动物园里看一个可爱的小猴子一样。她曾无数次地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就喜欢你们有文化的。”也缘于此，她才在豆蔻年华嫁给了他。
至于天花板，本名叫钟言灵，1958年之前在大连的一家颇有影响的国有企业里担任子弟学校的老师。后来，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他也随同这家企业的大部分职工，由大连迁徙到这座城市。不幸的是（在那个时代，到一所学校里担任老师，要比在一家大企业里当一名工人，差得码子大多了），他被安排到一所学校里，继续他的教师生涯。在当时，无疑是对天花板的一个打击。那时他已步入而立之年，但仍然是一个响当当的处男。说实话，年轻时候的天花板还是很有风度的，除了脑袋长得有一点儿偏长，一米八的个头外加黑又亮的一头浓发，使那些善于做媒人的婆姨们，一个个心花怒放。这样一来，中学老师钟言灵，便很快有了自己的知心爱人。也许是身在异地举目无亲的缘故吧，或者是众所周知的成分不好这个原因，我们的钟老师并没有非常挑剔，而是在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里，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也活该他倒霉，老婆不仅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而且竟然不生养。年轻时代的钟老师，好像也顾不了这些，也不把这些当回事，只是一门心思地学知识学文化，梦想有朝一日成为马雅克夫斯基式的大诗人。那时候这位老马是他的心中偶像，他也仿照老马的格式写了不少诗，以至于后来每每写诗的时候，便不自觉地步入了“阶梯式”，直到最后封笔为止。他的收山之作，就是令不稀罕他们肃然起敬的那篇《斗》，发表（如果能说是发表的话）在学校大厅的墙壁上。学校上上下下之所以没有因为钟老师的成分不好而对他有什么歧视，首先是因为他的语文水平的确不低，再就是他始终引以为荣的那几首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诗歌。他把它们裁剪下来，压在了办公桌的玻璃板下，现在看上去，纸都已经变了颜色。
岁月侵蚀着每一个人，包括天花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对家有一种更深的依恋。照他的话说，那是避险的港湾，倾诉的窝巢。好像要追回早已流失的时光，又好像是对自己年轻无知时的一种追悔，在越来越不满意自己家庭的同时，他也开始疯狂地追逐新的对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遇到了不稀罕妈，正像干柴遇到了烈火一般。他们开始像年轻人一样热恋，积郁已久的情感开始喷发，电影院里，公园里，以及城墙根边上的那条石子路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热恋中的身影。对于天花板而言，仿佛有无尽的倾诉；而对于不稀罕妈，又好像几十年都没有听过这样热乎乎的话。用西北土话来说，就是瞌睡遇到枕头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他们虽然都是知识分子，不稀罕妈还是一个“二饼子”（戴眼镜的），但在生活方面，却都表现得那么幼稚。按不稀罕妈后来的话说，那时候可真傻！她从来不知道向天花板索取什么，而天花板脸也瓷实，也从来不知道给她买什么东西。他们完全为情所困，像一对久别了甘泉的路人。
那时候的不稀罕妈，还没有改名，还叫刘东雁。天花板倚仗着他的文学水平，对刘东雁的名字进行了破解。他说，你看，我是从东北来的，你又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大雁，我们正好是一对。刘东雁立刻反驳，她说，你看我说话有没有那股子高粱碴子味？其实，刘东雁同天花板一样，在西北这座城市里，也是举目无亲，好在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异地而来的，大家基本上也都是相遇而安的。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天花板才了解到，刘东雁其实并非等闲之辈。在苏北地区，她的父亲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也正是这个身份，使他们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年，她妈对她说，大雁，你还是远走高飞吧。于是，十七岁的她，就飞到了这座城市。她说，她是为了逃逸。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逃逸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对于一个单位还是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正常的。人们不会把某一个人的突然失踪当成什么大事，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毛主席老人家的一句话：“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既然死人的事都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对于失踪什么人来讲，谁还有必要去上心吗？所以，刘东雁的突然离去，在刘家不是什么大事，在她生活的周围也不是什么大事，在苏北地区，简直就不是什么事。
刘东雁也是傻乎乎的，朝气蓬勃地就来到了西北。她想，阴影已经离她而去，她可以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了、献身了。那时，她也算一个支边青年，一个投身于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曾几何时，她也唱过北京知识青年们自编的歌曲，那种现在看起来非常乏味的歌词，在当时却让她泣不成声。火车呀你慢慢地开/让我好好看看娘/娘啊娘啊/白发苍苍/何时才能重又相见。研究文物的刘东雁，把流失的时光也作为一种文物来研究。她认为，这样普通的歌曲在当时所以能够引起共鸣，首先是因为人们被困囿于革命歌曲之中，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太渴望人性的东西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献身于一个比她大近二十岁的男人，也是有这种因素在里面的。
那时，范老大已经是老大了，至少在他们这个圈子里是老大。同时，他也进了工厂革委会的班子。据知情人说，在班子里，他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大家都比较屈从于他，也快成了老大了。在刘东雁看来，范老大虽然一贯飞扬跋扈，但是到了她这里，却极尽人性化。一个异地而来的女孩子，最需要的，也正是这个。所以没有多长时间，刘东雁的肚子就被范老大搞大了。有关他们的情况，作者不想再进行更为详尽的表述，其结果是：在刘东雁生下了不稀罕之后，范老大便犯了事，犯了要掉脑袋的事。于是，在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里，范老大，刘东雁的丈夫，不稀罕的爸爸，被五花大绑，沿市区主要大街游了一大圈之后，被按在一个沙窝子里吃了一颗子弹。
过了大概五年的时间，刘东雁才被“落实政策”，终于干上了自己的专业。业内人士都说，东雁大姐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你看，她人都快成文物了。的确，那几年的刘东雁，上班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对着一堆文物发呆。赶上有什么外出考古的事情，别人都抢着争着，而她都一概推掉。有人也对所长打小报告，说刘东雁整日对着一堆文物发呆，也不见有什么成果出来，我们这里难道真是养老的地方？听了这话的所长，就开始留意刘东雁，发现她确实如此，虽然也偶尔慌慌张张地翻翻书，但却很少见她动什么笔。于是，所长便非常婉转地对她说，东雁呀，过去的事情就不再提了，展望未来才会有前途。刘东雁就瞪大了眼睛，像看她那堆文物一样地看着所长。所长被她的这种目光吓坏了，再遇到别人打小报告的时候，就很生气地反驳说：“刘东雁不争又不抢，怎么把你们惹了？”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刘东雁这堆干柴，终于遇到了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刘东雁以“刘焉”的笔名，先后在国内一家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她倒没有咋咋呼呼，是所长收到了这家刊物专门邀请刘东雁参加什么考古活动的函，才真相大白。一时间，上上下下颇有一些轰动，至少让人们感到了三个没想到：一个是没想到平日里不哼不哈的人，原来背地里使劲，正所谓“蔫人出实货”；再一个是没想到她怎么会有这样高的水平，说不准还是从哪里抄来的呢；还有一个没想到，就是她怎么会有人去爱？要知道，在单位里她可是出了名的冷血动物。说起来，刘东雁是恨死了那个函了，要不是它，自己怎么会像被剥光了衣服一样，失去了在心中一直保存的秘密。不过，后来她也想通了，索性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焉。由于“焉”和“蔫”比较相近，有些人就故意说，果然是人如其名呀，蔫人就起了个蔫名。刘东雁毕竟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对于单位里的这些闲言碎语，她是不屑一顾的。但她万万没有料到，由此而派生的大祸，已经处于酝酿之中了。
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人们是不同意你在学术方面有什么作为的。倘不顾一切，一定要有作为，那无疑是步入了一条死胡同。我们现在讲“愈堕落愈快乐”，那时候应该是“愈文化愈堕落”。因此，刘东雁的大祸当头，也是可以理解的。先是单位里的几个小人物在那里无事生非，结果所长也是一肚子不高兴，说人家不哼不哈像傻子一样一心一意看文物的时候，你们说这里又不是养老院；人家倒是不养老了，你们又说这些话。显然，所长有些袒护刘东雁。那么，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民群众，怎么可能因为所长的袒护而罢手呢？皇帝都可以拉下马，你所长算个屁！于是，连不稀罕他们都精通的大字报，赫然遍布文物所。所长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一觉睡起来发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顿时昏了头。他立马找到了刘东雁，流着眼泪倾诉了自己的满腔冤屈。同时，他还不忘了旁敲侧击，让刘东雁感觉到，他的一切所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她。起初刘东雁也觉得，所长毕竟是个老实人，让他为自己承担这些冤屈，心里的确过意不去。但是后来越听越感觉不对头，就有些生气，不由地嘴里就说道：“活该！”她心想，你也算个男人，没一点儿骨气。不过又一想，这年代，有骨气的男人似乎就没有。于是，对所长便又心生怜悯。
这场风波的结果是可以料想到的，不到一个月，所长就被免职并被安排到文化局的农场参加劳动。谁也没有想到，刘东雁竟然安然无事，甚至因为天花板的作用，脸色也愈加红润。那段时间，是刘东雁恋情最火暴的时候。天花板要是在那个时候与他的糟糠之妻离了婚，刘东雁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但是他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做，这就使他们的关系始终如海水一般，几乎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对于天花板而言，与刘东雁的恋情，也是他逃逸家庭困惑的一种手段。但是要他完全抛弃家庭，他实在没有这个勇气。骨子里，他还是一个懦弱的人。就拿在课堂上掰粉笔头砸学生这件事来说吧，一开始他是用来锻炼自己勇气的，结果后来竟然成了习惯，想罢手都不行。有时候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心里就想，不能再这样做了，要马上向同学们解释和检讨。但是一走进教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看到老米、大拐这号子人，就按捺不住要掰了粉笔头随时准备砸向他们的头和脸。这似乎已经是一件很无奈的事了。
话扯远了。刘东雁虽然没有遭到像所长那样的重创，但在她的心灵深处，仍然落下了一道清晰的疤痕。应该说，倘没有天花板作为慰藉，她或许就支持不下去了。在单位的时候，她更像一件文物了。只有离开单位，只有见到天花板或者不稀罕，她才会有一点儿血色，才会像个女人。说到不稀罕，她就像祥林嫂说起她的阿毛一样，几近絮叨。但她始终不敢或者唯恐别人提到不稀罕的爸爸。“只是可怜了不稀罕。”她常常用这句话来掩饰自己的心虚，或者就作为本次谈话的结束语。要是有谁并不介意她的什么情绪，一个劲儿地追问，比方问到怎么给孩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她就会佯装很开心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说快别提了快别提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时间一长，那些喜欢打探消息的人们，把不稀罕为什么叫不稀罕而不叫别的，就搞了个一清二楚。
确切地说，不稀罕刚刚生下来三个月的时候，范老大就掉了脑袋。血气方刚的刘东雁怒气冲天地跑到婆婆家，把怀里的孩子往炕上一撂，说：“这是你们的孙子，你们看该咋办吧。”谁知婆婆也不是省油的灯，儿子才刚刚掉了脑袋，又跑来这么个臭婆娘闹事，能不火冒三丈么？她把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一抱，也不管孩子如何哭声震天，冲出家门，往院子当间一站，高喉咙大嗓门地对刘东雁喊叫道：“你以为你生了一个宝贝，你有理了是不是？奶奶我生了八个，哪一个不是带把儿（指男性）的？”说着，把孩子往地上一放，“我告诉你，奶奶我不稀罕你这个兔崽子。听见了没有？不稀罕！不稀罕！就是不稀罕！”
如此一折腾，刘东雁只好把孩子带了回来，她泪流满面地对儿子说：“他们不稀罕你，妈稀罕。”或许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刻骨铭心，从这一天开始，她就管儿子叫不稀罕了。她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一叫，竟然就是一辈子。
哎呀，1976
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星期了，仍然不见不稀罕的身影，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天花板才真正有些着急。当地的一家报纸已经发了一条寻人启事，并且登出了不稀罕和大拐的照片。后来老米开玩笑说，你们都上了报纸了，不简单呀。由于当时的媒体非常有限，人们除了看报纸和听广播外，基本上没有别的消息来源。刘东雁还让天花板到广播电台也登记一下，天花板说，咱们又没有收音机，把钱交了，到时候它如果没有播，咱们也不知道。刘东雁一想也对，播一次要两块钱呢，割两斤多肉呢。再说了，有收音机的人家还是少，虽说城里马路的电线杆子上也都安了喇叭，有些人家里也安了，但它与报纸还是不能比。报纸放到人的面前，一放就是一天，甚至十天半个月，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广播就不一样了，耳朵稍不留神，一晃就过去了。所以，对天花板的这一英明决策，她是举双手赞成的。
天花板的朋友，那位参与过侦破杀人案的老干探，此时显示出了他的威风。他整日穿梭于派出所和不稀罕家之间，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弄得不稀罕妈激动不已。也就几天的工夫，他们就熟得一塌糊涂，到了不稀罕家里，他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要吃要喝，还是要坐要站，全由着他自己的性子。后来他对不稀罕妈说，以后不要再叫我张警察了，听起来生分，好像公事公办似的。不稀罕妈当然高兴了，人家给咱们帮忙，没把咱们当外人，能不高兴吗？就叫我国强好了。好好，不稀罕妈都有点儿得意了，那你也叫我东雁吧。
就这样，他们国强、东雁地叫了起来，头一两次还不习惯，渐渐地就顺口了。顺口归顺口，但却叫得天花板心里乱糟糟的。特别是这个老张，老大一把年纪的人了，什么东雁长东雁短的，东雁是你叫的吗？但这种事情又不好明说，天花板只好时不时地放一些暗枪。一次，他佯装什么事也没有，完全是随口而来地对刘东雁说，这个老张呀，几十年了，老毛病还没改。见刘东雁在很认真地听，他就有些不悦，心想，你还真的感兴趣呀！但话出了口，总得说下去。于是，他就对那个很认真很感兴趣的刘东雁继续说道：“不管到了哪里，总是爱往女人堆里钻，就爱闻那么点儿腥气味儿。”话虽然是说老张的，但显然有些不中听，况且刘东雁也知道天花板的用意，按当地人的说法，就是他天花板一撅屁股，刘东雁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了。
刘东雁煞有介事地问天花板：“你这是在说谁呢？”
天花板说：“老张呀，张国强呀，还能有谁？”
刘东雁也不掩饰自己了，她用手指着天花板的鼻子：“你们男人有几个不是这样的，你不是爱闻腥气味儿你整天缠着我干啥？”
“我……我是我，老张是老张。”天花板的脖子都涨红了。他还想接着再说一些更充满感情甚至激情的话来，比如你怎么能把我和老张比呢，我是因为爱你呀！但是还没有等他再张口，刘东雁就说了一句：“还不是都一样。”她说得有气无力，甚至漫不经心，像是随口而言，又像是积郁已久，终于什么都明白了的样子。正是她的这种神态，才刺伤了天花板的心，使他更为惶恐。他知道，为了儿子，刘东雁是什么事也干得出来的。那段时间里，天花板神情恍惚，让同学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他连掰粉笔头的心思都没有了。上课也没有以前那样专注，再也看不到他高高仰着头，两只眼睛似闭非闭，驴一样的脑袋东摇西晃的神态了。
当然，老张是不会因为天花板的恍惚而恍惚的，他一如既往，继续“按既定方针办”。那天，当他听到不稀罕他们已经被邻省的一个收容所遣送回来的消息，心里竟有一些失落。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让他难受了好半天，他不知道这应该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自行车已经骑到刘东雁家门口了，他又生出了一些犹豫，他甚至想到，一旦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东雁，一旦不稀罕真正回到了她身边，也许就是他和刘东雁从此告别的时刻。他还有什么由头再来刘东雁的家呢？还有什么资本来与天花板一争高低呢？
有时候，生活当中偏偏就有诸多的偶然性，细细一想，也并非就是作家的闭门造车。就在天花板自感与刘东雁的关系处于风大浪急的时候，处于需要迅速弥合和修补的时候，学校又下来了一个到北京进修的名额，而且校长在校务会上也已经明确表态，说再不能把钟老师耽误了，他已经申请了几次了。校长原以为告诉了天花板他会乐不可支呢，没想到他竟然一声不吭，连点儿表示也没有。
“你咋回事？”校长急吼吼地问道。
天花板没言语，仰起头来看着屋顶。校长的目光也随着移向了屋顶：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显然，对于校长来讲，这是让他怎么也想不通的事情。说实话，要不是他惜才，要不是天花板肚子里面确实有点儿水水，恐怕他天花板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比谁尿得高。另外一方面，校长虽然不是什么科班出身，但他毕竟是劳苦大众，一是没有什么坏水水，专门伺机日鬼人；二来呢，心地也还是比较善良的。但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天花板今天的态度，他心想，人不能不识抬举是不是？不能知恩不报是不是？甚至不能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想到这里的校长，再看一看天花板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满腔的怒火就直冲天灵盖，他一拍桌子，大喝一声：“天花板，你啥意思？”
天花板万万没想到校长能把学生们给他起的绰号喊出来，在这之前，虽然没有人不知道他的这个绰号，但当着他的面这样叫他的，校长是第一个人。那天他没有发火，似乎他的冷静和豁达，都是源自于校长的那一声叱喝。后来他在给买老师的信里说明了原由，他说，所以表现得让校长都感到尴尬甚至羞愧，是因为自己觉得，那天的确是自己不对，而校长的一切所为，又是为了咱们。怎么能够因为校长的一点儿过错而不原谅他呢？天花板甚至这样写道：兔子急了都跳墙呢，何况校长他是个人，是个我永远都视为兄长的人。
大度的天花板赢得了校长的进一步好感，虽然他最终也没能明白那天的天花板到底是为了什么，但他认为，他骂了天花板而天花板竟然能够宽让他，这足以说明两点：一是他的威严已经到了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的程度，二是天花板不愧为肚子里有水水的人，他也没有看走眼。与这些相比，知道不知道那天天花板究竟是为了什么，不仅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甚至都显得相当无聊了。为了把自己的这层意思表达出来，校长在第二天的校务会上，还专门表扬了天花板一番，他把天花板头一天的表现，美其名曰为“谦让”。
天花板去北京学习的那天上午，这座城市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那时候和现在不同，现在我们已稀少见到纷纷扬扬的雪花了，“大如席”就更是一种奢望了。那场雪下得很冷，老人们说，下雪不冷化雪冷，没想到今年这场雪，下起来就很冷。
天花板的行李打得很大，他那位可爱的糟糠之妻，生怕自己的“知识分子”在外面有个什么闪失。极尽所思所能，使天花板的行李越打越大。一切收拾停当后，他们双双来到了公共汽车站。这时候，从街上的广播里传来了让他们震惊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可能现在的人们都无法理解，那时候人们最关心的，不是什么个人的小利益，甚至不是小集体的小利益，而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那才真正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所以，凭借着天花板自以为博大精深的知识水平，他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是这个“主人”队伍里的一个中坚分子。
在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之前，天花板也在报纸上看到了周总理在医院会见外宾的照片，那日渐憔悴的脸庞，好几次都差点使他落下了眼泪。那段时间里，他把这些照片从报纸上剪下来，一张张地都贴在了一本杂志上。他说，这都是珍贵的资料。可是他没有想到，就在他要去祖国首都的时候，却从那里传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说，我要去学校。他老婆一听着了慌，说你不去北京了。他头也不回，径直向学校走去。
学校里一片乱哄哄的样子，耳畔不断回荡着低沉的哀乐声。校长办公室里更是一片忙碌，一位老师对天花板说，大家都在忙着悼念周总理呢。这时候校长发现了天花板，说你怎么没去北京，还在这儿傻站着干啥？天花板说，我要悼念周总理。校长急了，说到了北京更好悼念，再不走车票就要作废了，20多块钱呢。天花板一想也对，周总理就住在北京，到他老人家住的地方去悼念他，不是更好嘛！于是，天花板倚仗着他那两条长腿，大步流星地直奔公共汽车站。
对于天花板而言，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却使两位女人开始为他牵挂。先说他的那位糟糠之妻吧，原以为他就不去北京了，回到家里心里还在愤愤不平，心想，你以为你是谁呀，有什么了不起呀，放着北京你都不去，你还想去哪里？想去美帝苏修那儿？想去蒋介石那儿？当然，想虽然是这样想，但她毕竟还是为自己丈夫的出息而感到自豪。不去就不去吧，周总理逝世了嘛，这可是天大的事呀。想到这里，她又去为自己的丈夫做玉米面发糕了。
但是晚上的玉米面发糕却没有人来吃，放在炉台上她已经温了两次。夜已经很深的时候，她一个人悄悄地跑到学校，唯恐自己的丈夫有个什么不测。她心想，周总理都可以逝世，自己的丈夫算什么呢。那时学校里还有人，还有几个老师和学生在为周总理守灵。他们告诉她，钟老师已经去北京了。
再说刘东雁。因为老张的缘故，天花板同她已经有了一种莫名的生疏，两个人见了面，其实心里有很多话要说，但谁也不愿意先开口。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臭老九”的毛病，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吵要骂都无所谓，但你不能把它窝在肚子里。就在两个人处于这种僵持阶段的时候，天花板不哼不哈地上路了。得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以后，刘东雁本想立刻找到天花板，毕竟，一个孤单单的女人，要承受这样大的痛苦，怎么说也是有点儿残酷了。但她试了几试，也就是说从单位里出来了几次，最终都没有再向前多走几步。那时候她想，就让痛苦来吧，来轰炸我吧，像当年轰炸贝多芬一样地轰炸我吧。她还想，中国人民都可以失去周总理，我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失去你天花板呢？你天花板能和周总理同日（不要说同日，就是同年也不行）而语吗？即便你天花板就是我心中的周总理，也无法挽回既成的事实了。
很多年以后，文物所的老人还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数刘东雁哭得厉害。也因此，原本对她颇有微词的一些人，也开始对她产生了好感。
我们折过头来再说不稀罕他们吧。
由于不稀罕他们经常在铁路沿线玩耍，当然，不是什么大火车站，不过是一条粮食专线，谁也说不上多长时间才来一趟火车，但就这样，他们依然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比如，他们就了解到火车头一旦把这里盛满粮食的车厢挂上，就不再折回到原来的那个大火车站里，而是扭身向南，一路开去。更重要的是，他们同这里唯一的一个看道口的魏老头，已经混得贼熟。魏老头人爱干净，屁股大一点的房子，他收拾得利利索索。自己也一样，脸上不是胡子拉碴的，刮得总是一毛不见。魏老头就喜欢和不稀罕他们在一起，当然，按不稀罕的话说，老家伙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总是要在不稀罕他们身上占一点小便宜。比如，他就爱摸不稀罕他们的小鸡鸡，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一副很满足的神情。起初，不稀罕他们很害怕，还约了老米，准备抄这个老东西的家。但是后来他们发现，魏老头对他们并没有构成什么伤害，而且，他摸他们的小鸡鸡的时候，他们并不难受，还有一些麻酥酥的感觉，挺舒服的。再说了，魏老头也从来没有白摸过他们，比如伊拉克蜜枣，他们就是在他那儿才吃上瘾的。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为了能吃上几个伊拉克蜜枣，而专门送上门来让魏老头摸自己的小鸡鸡。但是这一回，他们不是来吃魏老头的蜜枣的，也不是来让他无偿摸他们的，他们要实施或者叫完成一件对于他们来讲无比重大的事情。
他们对魏老头说：“我们要出逃！”
显然，魏老头被他们的想法吓住了。对于帮不帮他们他是有顾虑的，也充满了矛盾。如果帮他们，万一出了事，追根溯源，又要找到他的头上；倘若不帮他们，又害怕这两个小家伙把摸他们的事捅了出去，他可是吃过苦头的。想了半天，魏老头决定还是帮他们，但也绝不放过哪怕是最后一次的敲诈。
像以往一样，魏老头又涎着脸，口水“滋滋”地在嘴里响着。不稀罕一看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了，就一边脱裤子一边说：“那你一定要把这事办好！”魏老头的手早伸了过来，连连说：“没问题没问题。”
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不稀罕他们被魏老头送上了一列“闷罐子”车里。车里摆满了麻袋，麻袋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是装了很多的粮食。但是仍然有很多空隙，可以让他们自由起来。又是老长一段时间的等待，列车才开始缓缓启动。起初，他们还处在一种兴奋之中，这种叛逆的行为对于他们而言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一种解脱了的兴奋，一种老子说了算的兴奋。另外，他们还从来没有出过门，第一次出门就是一个没有边际没有目的和没有终点的旅行，这对于一个少年而言，又该是怎样的兴奋呀！但是这种兴奋在未来的几十分钟之后，就被他们埋葬在昏昏沉沉的梦中了。多么惬意的睡眠呀！比睡在自己家的炕上还要舒服。列车那种有节奏的摇摆和声音，就像魏老头摸他们的小鸡鸡一样，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后来，也就是长大以后的不稀罕，还对他的小蜜说，他的性启蒙老师就是魏老头，是魏老头让他知道了快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不稀罕隐约感觉到失去了一种摇摆和声音，同时又有另外一种摇摆和声音撞击到他的耳朵里——那是人的摇摆和声音，但是与机器的摇摆和声音几近一样。他循声而去，看到了一对赤裸的男女。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景，他只是依稀听老米讲过，虽然老米绞尽脑汁力图达到绘声绘色，但百闻不如一见，他激动得发起抖来，呼吸也变得粗了起来。这时候他多么希望大拐能够醒来，然后爬在他的身边，像他一样地发抖，一样地粗粗呼吸。但是不等他的想法进一步向前发展，那一对赤裸的男女已经穿好了衣服，男的甚至燃起了一支烟，心满意足地吐着烟圈。
这时候火车猛然剧烈地摇晃了一下，接着又摇晃了一下，险些把不稀罕从麻袋垛上甩了下来。他听到男的一阵大笑，“武大这小子，也有点猴急了。”女的就推了一把男的，很有点不好意思，说：“他什么意思呀？”
男的就说：“他在提醒我们呢，马上他就会把车停下来，我们就过去。”接着他又抱住了女的，两个又开始接吻。这时候火车真的停了下来，然后他们跳下了车，一道亮光闪过，他们便消失了。这时候大拐也醒了，他看着发呆的不稀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不稀罕双眼紧紧盯着那片曾经滞留过那对男女的地方，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一骨碌爬起来，跑到那片好像还散发着他们体温的麻袋上，只觉得一阵内急，这时候才发现，裤裆里早已湿漉漉的一片了。若干年以后，不稀罕才弄清楚，那是他平生以来的第一次遗精。令他百般懊恼的是，人生的第一次“性生活”，竟然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完成了。更让他莫名其妙的是，后来他再也回想不起来当时那对男女苟合的情景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似的。
这一切他都隐藏在心中，只告诉了他的日记本。
不稀罕他们漂泊的经历其实很简单，下了火车就往不稀罕的老家跑，一跑就是三天，到了那个偏僻的小乡村，两个人就像见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不稀罕的舅舅见来了稀客，高兴之余又生出疑惑，急忙找了识字人来，斗大的字洋洋洒洒写了几大张，发回了他的姐姐家。发信的那天，也是不稀罕他们厌倦了乡村生活“另谋高就”的日子。那天，受不稀罕舅舅之托的发信人，怀里掖着那封信，像特务掖着一封机密情报一样，领着不稀罕和大拐，热热闹闹地向公社奔去。据发信人后来给不稀罕舅舅描述，为了不引起两个小杂碎的注意，他佯装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一路上还高歌不断：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叭叭地响哎……
到了公社，发信人非常娴熟地甩掉了两个小杂碎，机敏地把信塞进了绿色的邮箱。如同完成了一项光荣任务一样，心满意足地用剩下的几分钱买了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圪蹴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大口大口地吃着。就是这当儿，不稀罕他们被县里来查访的稽查人员款款地带上了车。不稀罕舅舅要是知道这一情节，非把那个发信人当作叛徒不可。
跟着稽查人员乖乖来到了收容所，不稀罕他们才明白，他们是来到了一个真正藏污纳垢的地方了。他和大拐分别被关在了两个不同的房子里，按“干部”们的话说，“就是不让你们两个串通。”不稀罕不明白，他要和大拐串通什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稀罕在《智取威虎山》那部电影里似曾相识。正是因为杨子荣已经成为他心中的偶像，也正是因为每及紧要关头杨子荣的光辉形象就能够在他心中闪亮登场，他才没有在“敌人”（与他同房的那些盲流，在当时被不稀罕假想为敌人）面前倒下。甚至有一回，他在被“敌人”勒令褪下裤子，展示他的小鸡鸡的时候，他竟然立刻联想到了杨子荣面对座山雕等匪徒时大义凛然的情景。“敌人”说：“不要脸红嘛。”不稀罕立刻回答：“精神焕发！”
没有倒下去的不稀罕和大拐，毕竟不是真正的盲流，没几天，他们就被遣送了回来。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的，就是那位派出所的老张。前面我们说过，老张还为此难受了好半天呢。但是改变既成的事实是非常难的，老张也就只好采取了毛主席对待林彪的那种态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不过老张毕竟是一个深谙世故的老手，他深知“东方不亮西方亮”的道理。于是，面对刘东雁的种种措辞，他早已胸有成竹。他对刘东雁说，是他托了当地公安局的一个老朋友，甚至惊动了上级领导，才使得不稀罕他们能够安然无恙。要不然，他一副刻骨仇恨的样子，娃娃们还不知要受多大的罪呢。
这条消息无疑对刘东雁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欢欣鼓舞之际自然就有一些忘乎所以的举动。比如她就情不自禁地抓住了老张的胳臂，身子也几乎贴到了老张的胳臂上，使老张不仅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那一股花露水味，而且立刻就有了冲动。其实这时候的老张，只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就完全可以在天花板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一举拿下刘东雁。至少，至少他可以把刘东雁拥入怀中，体味一下她身体的温度。但是……
很快，一切都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刘东雁在儿子复归之后，变得像一个老猫一样，整日厮守在他的身边。所有的情感都划归为对儿子的依恋。甚至可以说，她已经无所谓什么爱情呀、天花板呀，也就更无所谓他老张了。在单位里，由于那次“论文风波”的缘故，她几乎对什么都开始不闻不问，“任凭风浪急，我自岿然不动”。坐在办公室里，她可以手里把玩着铅笔，一直发呆到下班回家。回到家就不一样了，见到儿子就更不一样了，她像一个活泼好动的小白兔，好像到处都有让她吃也吃不完的青草绿叶，随处都是她能够尽兴游戏的天地。儿子也一样，经过那一番漂泊磨难之后，一时间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放学以后立马就往家里赶，好像在家里等他的不是自己的老妈而是日夜思念的杨子。
但是这个冬天好像总是蠕动着一种不安分的东西，那种让刘东雁求之不得的宁静，好像上天总是不愿意轻易赐给她似的。单位里因为新换了一个头头，整日病恹恹的，没一点要干大事的样子，便也平静如水。天花板又不在身边，虽然夜半醒来不免有思念之情，但也不过是一时儿的事情，挺一挺也就过去了。老张呢，虽然如火如荼，有时候就像一根干木头被火烧得“噼啪”作响，但也似乎仅仅是响一响而已，并不见他有什么惊人的举动。刘东雁有时候确实是想感激一下他，有时候看他那个着急劲儿，都有些过意不去。但是女人总不同于男人，刘东雁有时想，我总不能贱得自己先贴了上去吧。这样一来二去的，时间长了，老张觉得意思也不是很大了。自觉意思不是很大的老张，便也不再到刘东雁这里“如火如荼”了。如此一来，刘东雁似乎应该是可以安静下来了。但是不然，一个惊天的消息像晴空里的一道闪电，倏忽之间就把刘东雁击倒在地了。
天花板从北京回来的消息，以及后来又被抓起来的消息，刘东雁都是从老张那里知道的。老张像报告最新指示一样，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健步来到刘东雁的家。对于老张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是上天赐给他又一个进攻刘东雁的机会。但是他没有想到，刘东雁听到这个消息后，竟然会晕倒在他的怀里。那一刻，他在吃惊之余，更多的是惆怅和痛心。一股热泪便乘虚而出，滴到了刘东雁光滑的额头上，然后顺着她的鬓角，摔碎在地上。
几天之后，学校的大院里便铺满了讨伐天花板的大字报。在全校大会上，校长一会儿声情并茂，一会儿声嘶力竭，整整一个上午嘴皮子就没有歇下来过。散会之后，老米找到不稀罕说，天花板都是“走资派”了，都是“反革命”了，你跟他关系那么好，你也就是他的狗崽子了。不稀罕听了害怕起来，慌忙辩解道，我跟他关系才不好呢，他一天到晚老找我的茬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可老米说，总归他还是护着你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回家以后，不稀罕便倾其所有，为老米买了方方正正一大块伊拉克蜜枣。他不知道，这是他一辈子里买得最多的一次。他要把这个厚礼悄悄地送给老米，给他一个惊喜。他甚至想象了老米惊喜时的神态，而想到这些他心里也是喜滋滋的。正是因为按捺不住这种喜滋滋，他才把这一小秘密告诉了大拐。他还想，大拐一定会为他的诡计多端而骄傲呢。
后来的结局表明，不稀罕的伊拉克蜜枣并没有能够封锁老米的臭嘴。几天以后，接替了天花板的班主任找到了不稀罕，先是国内国际形势大讲了一通，并以此说明了当前也就是不稀罕所面临的形势的严重性。她说，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放弃拉拢腐蚀我们的阴谋，他们时刻都在做着清算变天账的美梦，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因此，她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必须……
在班主任大讲几个“必须”的时候，不稀罕才想起来，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他当然不知道，班主任时而把头发剪成“冲锋头”，时而又留起“小一寸”，并不是为了好看和时尚，而是为了赶潮流。几十年以后，当不稀罕转动着他那把大班椅，回想起往事的时候，不能不为这位老师的政治敏感性而骄傲。他醉意朦胧地对那些虽然不感兴趣但装得很感兴趣的公司幕僚们说，她那时还没有结婚，还是个大姑娘呀，可是你看她，故意把自己搞得很革命很正统的样子，穿着一条可以再装进去一个人的大裆裤，膝盖上补着两块崭新的补丁，还美其名曰保持革命本色。讲到大裆裤的时候，两个他已经睡过的小女孩有了兴致，追着问他什么是大裆裤。他没好气地说：“就是能放下四个卵蛋的裤子。”
那一年的初夏时节，不稀罕离开了他的母校。他对刘东雁说，他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去锻炼成长。刘东雁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因为怜惜儿子而产生的自责，已经深深地触痛了她的心。她想再一次提醒儿子，你妈妈就是因为要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锻炼成长才来到了这里，才有了今天的命运。但是她没有说出来，她只有无言地流泪，像当年自己的妈妈那样，为儿子默默地祈祷。
刘东雁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何等相似，我们又开始新一轮的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