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第一天，朱可夫和同伴就被装上闷罐车。每个车厢40个人。新兵们一路都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而冰凉的地板上。车厢里气味难闻、臭气、汗味、烟雾，加上车厢里原来不知什么东西留下的霉味，交织在一起，使新兵们连饭都吃不下。有的人在悄悄地落泪，还有的人呆呆地坐着，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尽管此时朱可夫对自己军事方面的天赋还一无所知，但他相信，自己经过生活的锻炼，一定能当个好士兵。这就是朱可夫的个性，干什么就要干好，并且坚信自己一定能干好。
军营对朱可夫来说就像一张白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最习惯的走路、吃饭、睡觉，都有了新的约束和规定。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他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1915年9月，朱可夫他们被派到了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5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骑兵当时分为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三种。朱可夫被分到枪骑兵连。他为自己没有被分到骠骑兵而遗憾，一方面是因为骠骑兵的军服漂亮，年轻人爱美心切，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因为那个连队比较讲人道，打骂士兵的现象不多。这时的朱可夫已清楚地看到，在沙皇军队里，士兵只是一个木偶，命运完全掌握在各级长官的手里。
到了枪骑兵连里，朱可夫不仅领到了军服，还牵到了一匹深灰色的烈性马，名叫“哈谢奇娜娅”。
人们只知道骑兵驰骋在疆场时，威风凛凛，但没有多少人知道骑兵日常生活的艰苦。他们除了学习步兵的科目外，还要学习马术，学会使用马刀等冷兵器，每天还要刷三次马。与步兵相比，骑兵每天要早起一小时，晚睡一小时。最要命的算是乘马训练，在训练骑乘、乘技骑术和使用冷兵器时，每个人两条大腿都磨出了血，刚结了疤，又磨破了。每次训练后，马鞍上都血迹斑斑，可朱可夫十分坚强，不怕苦、不退缩。他每次训练都最认真、最刻苦。那匹烈马不知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有多少次，但越摔这个年轻人训练时间越长，仅仅两个星期，“哈谢奇娜娅”终于被驯服了。在1916年春天，成绩优秀的士兵才能进教导队，朱可夫被选中了。1916年8月，朱可夫从教导队毕业，被分回骑兵第10师。当时第10师正驻在德涅斯特河岸，其任务是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朱可夫是乘火前往部队的。
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他们负了很重的伤急需治疗，但还要停下来为开往前线的部队让路，朱可夫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感受。他还从伤员那里听到各种消息。有的说俄军装备落后，伙食很差，根本打不过敌人；有的说，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名声很坏，常常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士兵的死活；还有的说最高统帅部里有敌军奸细，这仗没法打。这些消息严重影响了朱可夫的情绪，他再次深深地体会到，指挥员的一言一行，以及能否与士兵同甘共苦，对军心的凝聚是多么的重要。
很快，朱可夫经受了生平第一战斗的洗礼。那是他们到达一个车站下车时，天空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迅速隐蔽起来。接着敌人来了一架侦察机，扔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结果炸死了一名士兵和五匹马。
不久，在一次战斗中朱可夫俘虏了一名德军军官，因而获得了他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枚勋章。
1917年2月，彼得格勒部分工人开始罢工。几天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城和临近的城市，罢工人员达20万人，并且势如潮涌，不可阻挡。朱可夫也置身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参加了“二月起义”，并被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
但是，当时的国内形势瞬息万变，朱可夫那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5月初，共产党负责人雅科夫列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后，社会民主党人趁机在团里掌了权，宣称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方针。不久，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朱可夫领导的这个连，于是，朱可夫和其他委员只好给士兵们发了退伍说明书，并让他们带上了马枪和子弹。由于朱可夫是该连负责人，所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在到处搜捕他，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得不躲起来。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进行炮击，标志着起义的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包围了冬宫及政府各部门。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起义很快获得胜利。
当晚10点45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由于工人和士兵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11月30日，朱可夫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莫斯科。
1918年1月份，朱可夫准备报名参加赤卫队。当时，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人武装都被称作赤卫队，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统一领导。由于赤卫队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当时名声很响，青年工人十分踊跃地报名参加。但朱可夫这一愿望落空了，因为不久他得了斑疹伤寒，4月份，又得了“回归热”。整整几个月，朱可夫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中在病床上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到1918年夏季，红军扩大到20万人。这时的的朱可夫经过几个月的调治，已渐渐恢复了健康。他殷切的希望加入红军。1918年8月，朱可夫终于加入红军，编入了莫斯科骑兵第1师第4团。团长是铁木辛哥，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将军。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第1师，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的元帅伏龙部队的一部分，他亲身感受到了伏龙上任后战场及红军士气的变化，伏龙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朱可夫认为，伏龙的统帅才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伏龙富有远见；二是伏龙讲究知己知彼，用己之长对敌之短，牢牢把战场主动权；三是伏龙和军人亲、关心士兵。
朱可夫在1919后3月1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正是因为这个开始，他才得以在苏联红军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以致成就了他辉煌的军事伟业。
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第1骑兵训练班学习。学员都是从各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军事技术比较过硬，但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文化。由于朱可失在原来的军队中干过军士，又有文化，训练班便让他兼任司务长，并委托他教学员掌握冷兵器。半年后朱可夫被分配到独立骑兵第14旅第1团，担任了一名排长。
朱可夫由于在内战中表现出色，所以经过大规模裁军后，他仍然留在军中，并且被提升为萨巴拉骑兵第7师第40团副团长。1923年春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说师长要见他。不明所以的朱可夫一开始还以为是他在工作中出了错。没想到师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有关国内形势以及如何训练部队的问题，朱可夫做了认真回答，他的回答颇得师长的赏识，最后师长决定任命他为骑兵第39团团长。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同志向师长推荐朱可夫担任这个职务。
朱可夫刚任团长就碰到了一道难题：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而且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营训练。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搞好这次训练，上下官兵都很关注，许多指挥员对此感到无从下手。
朱可夫接任团长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查研究，他发现部队纪律比较松懈，战斗准备不足，而射击训练、战术训练特别差。所以，他在布置野营基地建设时，要求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1924年7月，朱可夫被师长推荐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造。朱可夫把精力都投入到军事科学的研究上。这一年系统而扎实的学习对他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元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的几年里，朱可夫先后到莫斯科高干深造班学习，接着担任了骑兵第2旅旅长，不久又改任红军骑兵鉴察部助理。新的工作岗位使朱可夫学习到了更多的军事理论，于是他常常从更高的层次上去研究战役战术的问题。
1933年，朱可夫又一次被提升，担任了骑兵第4师师长，年仅37岁的他跨入了红军高级军官的行列。
骑兵第4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首任师长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第二任师长是骑兵监察部部长布琼尼。
朱可夫到任之后，一方面大力解决部队的营房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严肃军纪，重抓了部队的训练工作。朱可夫铁腕式的管理风格也就是在这时形成的。
早在1929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已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两年之内组成常备试验的机械化部队，机械化军编制的出现，标志着军事理论上的一大突破，这意味着坦克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打击力量出现在现代战场上。
朱可夫是机械化军队建设的最初参与者，1929年他担任团长的新编39团就是机械化团。他重视坦克部队的建设，并在以后的战役中应用坦克部队取得了许多胜利。
担任这样一个团长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机械部队一切都是新事物。朱可夫以极大的热情和上进心投入了这项创造性的工作。他认为，坦克是复杂的机器，使用坦克的部队对后勤、维修、操纵等细节都要特别注意。他下决心要培养一种严谨细致、工作力求尽善尽美的坦克兵作风。于是他要求，除了在车间、汽车房或是坦克停放场外，禁止任何人穿工装，在任何时候都始终要穿规定的制服。作战车辆演习回来后必须立即擦洗得干干净净，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这样。他还要求全团每个成员都必须把皮鞋擦得雪亮。
朱可夫发挥自己的才能，很快使这个机械化团训练有素，作风优良，出现了勃勃生机，同时也为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建立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国内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扩大化，最终伸进了军队内部，成千上万名官兵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因而遭到判刑和杀害，其中一大半高级军事指挥官遇难。
朱可夫（右）元帅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在前线交谈。值得庆幸的是，朱可夫成为大清洗中的幸存者。一方面由于他的军事经验和工作能力突出，更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他的骑兵出身。斯大林对骑兵出身的领导人特别信任，因此大清洗中骑兵领导人很少受株连。
朱可夫在大清洗中不仅没有被解职或遇害，反而得到了提升，担任了骑兵军长。
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朱可夫逐渐保持沉默了，他不再大声疾呼有关机械化部队建设的建议和设想。只把这些建议和设想，默默地记在本子上。但是，朱可夫关注坦克部队建设的思想丝毫没有改变。
1939年5月，日军突然侵犯原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原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朱可夫被紧急召赴国防委员会。在那里，伏罗希洛夫给他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并委派他带几个专业军官立即飞赴远东亲临督战。
然而日军并没有因为形势变得对自己不利而罢休。1939年5月，再次爆发了敌对行动。日本人声称，七百名外蒙古牧民侵犯了哈勒欣河边界。苏联历史学家认为，这次战役是对俄国实力的新的试探，同时包藏着日本对苏联后贝加尔地区和远东的领土野心。
日军为了集结兵力，着手提高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铁路线的运输能力，并开始修建一条与蒙古边界平行的从索伦到甘珠尔庙的新铁路。他们决定夺取哈勒欣河东岸的蒙古领土。河东岸这块地区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防守力量薄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哨所距边界12～18英里，而且附近没有蒙古正规军。根据互助条约驻在蒙古的红军第57特别军的部队，距这块可危的地区约300英里。日军立即投入紧张的训练。4月中，他派遣一支特遣队前往哈勒欣河绘制地形图。5月初，日军飞行员开始在蒙古领空进行侦察飞行。
1939年5月11日，日军发动进攻。地面都队袭击了边境检查站，空军则轰炸了山峦起伏的边境上的一支警戒部队。到5月14日，大约300名日本骑兵已前出至哈勒欣河。派去收复边境的蒙古边防部队被敌机打散。苏联政府为履行它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互助条约，命令驻蒙苏军保卫两国边界。
到5月底，日军指挥部在哈勒欣河东岸集结了一支拥有1000多名步兵、900名骑兵、一小批装甲车和40架飞机的兵力。蒙军将其骑兵第6师调到前沿，而苏军则从坦克第11旅调去一个步兵机枪营，一个加强装甲车连、一个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其他蒙军和苏军部队正开往作战地区。
5月28日，日军发动突击，企图从两翼包抄苏蒙军，从后面实施攻击，切断他们返回哈勒欣河渡口的后路。数量上占优势的日军，开头压得苏蒙军步步后退，但很快就被苏军炮兵部队和一个步兵连挡住了。当晚，苏军步兵第149团乘卡车陆续抵达，旋即投入战斗。战斗持续整整一夜。5月29日晨，苏蒙军队发动反击，激战一整天，把日军赶回边界。两天激战中，击毙了400名日军官兵。
6月初，朱可夫抵达前线，接管了部队指挥权。7月的头几天，日军开始集结部队，准备发动一次新攻势。这时候日军兵力约3.8万人，得到135辆坦克、10辆装甲车和225架飞机的支援。而保卫哈勒欣河东岸一条46英里长的正面的，只有1.25万名苏蒙军。苏军的装甲车辆较多，共有186辆坦克、226辆装甲车，这给朱可夫提供了一次极好机会，来检验苏联坦克的效能，检验各种战术的效果。
日军在拥有三倍于苏军的兵力的优势下，企图包围并歼灭哈勒欣河东岸的苏蒙军队。作战计划规定，用一支强大的部队绕到守军左翼，偷渡哈勒欣河，夺占巴英查岗山，从背后实施攻击。这次攻势是7月2日发动的。步兵和坦克得以楔进苏蒙军阵地，一直进抵河边，才被阻止。7月2日夜间，日军陆续偷渡到河西岸，次日晨完成了部队的调动。日军在很快占领下一个目标——巴英查岗山以后，继续向南开进，大有包围东岸苏蒙军之势。
朱可夫猜到了敌人的图谋，决定发动一次三管齐下的反突击，即：坦克第11旅从北面攻击日军，摩托步兵第24团从西北进攻，而装甲第7旅从南面进攻。苏军的打击非常突然，日军士兵乱作一团。反突击的效果，为一名日军士官所证实。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拖着火炮的战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
日军三面被包围，但仍死守阵地，拼命企图保住巴英查岗山。他们7月4日的反扑被红军空军和炮兵部队所粉碎。当晚，苏蒙军各部队对巴英查岗山发动总攻。第二天下午，日军的抵抗被最后粉碎。敌人开始撤退，并企图撤过哈勒欣河，朱可夫投入坦克部队追击敌人。因为日军修的唯一一座浮桥已被炸毁，许多日军官兵在企图泅水时溺死水中。
日军暂时受挫，开始策划新的行动。经过两个半月作战之后，苏军指挥部认识到，由于兵力不足，只能进行长期的防御战，此外别无他法。对此，约翰·埃里克森写道：
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从内陆调来部队，并改组指挥部。朱可夫军长看来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被任命为第1集团军群司令员，肩负起彻底打败日军的重任。他对这一任务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只能胜，不能败。大批援兵陆续开来，加强了朱可夫的军队。但是，朱可夫有他自己的风格，正是这种风格使他后来成为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总是等到自己掌握了相当大的优势才发动反攻。按发动反攻那天计算，他的兵力与日军相比的优势是：步兵1.5比1、机枪1.7比1、火炮2比1，飞机也是2比1，而坦克则拥有4倍的优势。到8月18日，朱可夫几乎全部准备就绪了。
在柴可夫指挥这次战役的时候，苏联同西方国家的谈判以及与此同时对德国人的试探，也在1939年夏天进入了关键阶段。
司令部经过改组，全部苏蒙军都归朱可夫军长指挥。此后又为远东苏军调来增援部队，这两件事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哈勒欣河战役的意义不可低估。当时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次战役的结局。它关系到苏联的国际威信，而且这也是在实战条件下检验新武器装备和新战术的难得的机会。朱可夫深知这项任务也是对他的能力的检验。因此他必须能经得起这次检验。
到8月1日为止，日本人巳调来了步兵第7师和第23师（均为全员）、3个重炮团、3个骑兵团，还有伪满洲国的1个步兵旅。他们的步兵第14旅也从满洲里抵达；他们还把步兵第1师的所有防坦克炮兵连悉数调到哈勒欣河地域。日军还加强了空军力量，并从旅顺要塞派出一支重炮部队。日军总兵力（包括伪满军在内）为7.5万人，装备着304挺重机枪、500门多人操作的火炮、182辆坦克、300至500架飞机。8月10日，集结起来的各部队组成日军第6集团军，由获洲立兵将军指挥。他们预定，8月24日在日军占领的桥头堡整个43英里的正面发动总攻，并已修好了出击阵地。
朱可夫开始制订一项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突击敌军两翼，从南面和北面合围守敌，并在敌援军赶到之前迅速歼灭之。只是部队的补给有些困难，因为最近的火车站离前线460多英里。在朱可夫领导下，第1集团军群的领导干部们制订了一个由坦克、大炮、飞机和步兵互相配合的协同作战计划。苏蒙军的任务很明确：准备并实施一次决定性反攻，实现全歼侵犯边界之日军的目标。但是，苏蒙军的兵力不足以实施这一战役，因此把一些新部队从大后方调到了哈勒欣河。其中有步兵第82师和第57师、步兵第152师的一个团、坦克第6旅和空降兵第212旅以及一些炮兵团和通信部队等。飞机数目增加到151架。这些援军的到来，使苏蒙军指挥部掌握了对日军的数量优势。
有趣的是（这也显示了朱可夫的特点），朱可夫采取了一些深思熟虑的迷惑敌人的措施：
为了迷惑敌人，使敌人摸不到苏蒙军的真实意图，朱可夫使用了假情报。他命令无线电发送了有关修筑防御工事和询问施工设备状况的假消息。把一架大功率的音响设备运到前方，模拟打桩的声响，造成正在大修防御工事的逼真假象。而部队的调动一概在夜间进行。同时在夜间还出动轰炸机进行轰炸，并使用小口径火器连续进行射击，以掩盖坦克向进攻出发地域集结的嘈杂声。总攻前一连十几天，若干辆已拆除了消音器的坦克，沿着前线不停地来回开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人越来越对苏蒙军车辆的响声习以为常，这样就会在苏蒙军进攻时完全摸不准方向。为此目的，苏军的飞机还不分昼夜不断地出动袭击敌人。
朱可夫甚至采取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做法，就是散发《战士防御须知》小册子，将其投到敌方阵地。他命令施工队不停地修筑防御阵地。把卡车的消音器拆掉，以掩护坦克的调动。飞行员进行特别侦察飞行以侦察地形，同时派出夜间巡逻队摸清敌方阵地的位置。为了帮助他进行监督和联络，朱可夫在参谋部里配备12名联络军官。在他准备下令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已经把35个步兵营、20个骑兵连、498辆坦克悄悄部署到出发地域。坦克当中还有一些新式坦克——T-34型的前身。
为了实施包围计划，朱可夫建立了3个集群，即南部集群、北部集群和中央集群。南部集群编成内有：步兵第57师、坦克第6旅、蒙古骑兵第8师、摩托装甲第8旅、坦克第11旅的两个坦克营、一个自行火炮营、防坦克第37营和一个喷火坦克连。北部集群的编成内有：坦克第11旅、摩托装甲第7旅、步兵第36师第601团、蒙古骑兵第6师和防坦克第87营。中央集群的编成内有：步兵第36师和第82师、步兵机枪第5旅和两个炮兵团。朱可夫的预备队是摩托装甲第9旅和空降兵第212旅。
日军打算8月24日发动攻势，朱可夫则比日军提前四天，于8月20日抢先动手。这天凌晨5时45分，150架轰炸机对日军防御前沿、对其就近的预备队以及日军炮兵阵地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空袭。接着在经过炮火准备之后，朱可夫命令部队全线冲击。一名日军士兵的日记证实了这次可怕的突然袭击。他写道：
“炮弹遮天盖地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察所用尽一切办法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结果，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在这次反击中，有一位观察家亲眼目睹了朱可夫所表现的领导能力，后来他向鲁斯兰诺夫作了这样的描述：
朱可夫命令他的一个师进攻日军坚固筑垒阵地，整个战役的结局取决于这次进攻的胜败。可是，这个师败下阵来，损失惨重，而且被敌方火力压得不能动弹。师长打电话报告情况，并请求新的指示。朱可夫命令他再次发起进攻。过一会儿，朱可夫亲自拿起话筒，要这位师长接电话。当朱可夫得知他还没把部队拉上去时，便问：“你到底能不能开始进攻！”师长小心翼翼地表示没有把握。于是朱可夫说：“我现在解除你的师长职务。叫你的参谋长接电话。”朱可夫又向参谋长提出同样问题。参谋长作了肯定的回答。朱可夫说：“我现在任命你担任师长。”但是参谋长也未能重新发动进攻。当他向朱可夫报告以后，听到了同样的命令：“我解除你的师长职务。等待新师长的到达！”朱可夫派他的一名参谋去指挥这个师，而且派出炮兵加强了这支部队，并给予空中支援。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终于攻克了敌军阵地。他所制订的反攻计划的其余各阶段也都取得了胜利。
朱可夫指挥苏军率先攻克柏林。苏蒙军在第一天战果的基础上，继续在日军防线内顽强战斗。在南部集群的地段上，坦克第6旅和摩托装甲第8旅包围了敌军侧翼，8月21日占领了在海拉斯台音河（哈勒欣河的一个支流）南岸活动的日军后方的地域。这一天，南部集群的步兵部队深深楔入敌人主要防御地区，歼灭了敌人就近部署的战术预备队，占领了若干炮兵阵地。但是，战斗打得很艰苦，每个火力点都要强攻夺取，有时候还要出动喷火坦克。苏联飞机特别活跃，积极地支援地面部队。仅8月21日一天，轰炸机就出动256架次，投下了90多吨炸弹。
8月23日，北部集群得到空降兵第212旅的加强，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抵抗，夺占了帕列次高地。在激烈的肉搏战中，600名日军士兵毙命，战壕里、掩蔽部里，横七竖八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
朱可夫的合围计划只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接着便开始了歼灭被围日军的战斗。8月26日，日军的一次解困企图被打退，主要是靠坦克第6旅打退的。8月27日，日军的突围企图也被粉碎了。空军部队成功地阻止了敌人向作战地区调集新的预备队。仅8月24日和25日两天，苏军飞机出动了218架次，进行了10次空战，击毁日机74架。
朱可夫是个急性子，他不允许采取将敌人团团围困，迫使其投降的消极办法，而是发动一系列进攻，不断地消灭敌人。南部集群承担主攻任务。它在8月27日发动的进攻，成功地夺取了沙山和绿色高地，扫清了海拉斯台音河南岸。与此同时，从背后和两侧对雷米佐夫高地发动了进攻，但直到8月31日才终于占领了这个地区。
在这次攻势的最后阶段，朱可夫再次表明他是个足智多谋的将领。海拉斯台青河很浅，而且到处是泥淖，敌军指望它能够保护雷米佐夫高地的南翼。但是，使日军沮丧的是，朱可夫命令工兵部队趁黑夜加固了河床，使苏军坦克部队可以从这个方向发动进攻。一天夜间，苏军坦克突然冲过河来，粉碎了日军防御，并开始巧妙地肃清孤立的抵抗据点。到6月31日晨，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已经全部被肃清。
1939年9月15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日本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协议，要求9月16日以前停止哈勒欣河地域的一切战斗行动。双方同意交换战俘，并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哈勒欣河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之间的边界。日本当局似乎受到一次痛苦的教训，于是双方都采取步骤来维持和平。从1941年4月1日，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直到1945年苏联出兵满洲以前，两国一直避免进攻对方。
打败日本军队以后，苏联人开始大谈特谈苏联已拥有成功地使用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空军协同作战的新型军队。日本人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们不了解苏联已将其摩托化部队装备到何种程度”，而且这一出乎意料的事态发展使他们大为震惊。尤其是这次战役，已向日本人证明苏联大多数地面部队，特别是炮兵和装甲兵，在火力和机械化程度方面远比日军优越。后勤方面也是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对于苏联向距离铁路终点站400多英里的战场输送并储存作战物资的能力感到十分惊讶。“苏联军队摒弃了沙皇旧军队的因袭守旧的一套作战方法，已经表明它能够依据每次战役的具体情况改变战术”。
另一个出人意料之处是苏联人就地取材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先前的战斗中，俄国坦克很容易被日军象投手榴弹那样投出的汽油燃烧瓶击中着火。不久以后，苏联人开始用柴油作燃料，而且在坦克外面罩上铁丝网，这两项措施就使燃烧瓶不大容易击中这些坦克了。但是，俄国军队并没有丧失它传统的著名品质，特别是它的顽强精神。日本人评论说：“苏军比原来预料的还要顽强。”
尽管朱可夫使用装甲部队打了胜仗，但苏联人发现T-26型和T-28型坦克有某些缺点和缺陷。此后，苏联研究设计了一个新的装甲车辆序列，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T-34型坦克。
朱可夫经受住了哈勒欣河战役的严峻考验。他和他的部队表现出比预料的还要顽强，而且一些军事理论和装备在实战条件下得到切实的应用。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备受嘉奖和礼遇。斯大林怀着感激的心情，亲自向他表示祝贺，他还荣获了苏联英雄称号。
1940年6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提前晋升朱可夫为大将军衔。不久，他被任命为苏联最大的军区之一——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
哈勒河战役使朱可夫赢得了国内外的注目。苏联报刊评论认为：“朱可夫在他指挥的这次大战役中，表现出了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