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次电话的内容看来，我以她的观点对她表示同情和道歉时，我也同样得到了她的同情和道歉。我对自己能控制得住激动的脾气感到很满意……以友善交换了对方所给的侮辱，这一点也使我感到满意。由于使她喜欢我，使我得到更多的快乐。
凡位居白宫的要人，差不多都会遭遇到人际关系学中这类问题的困扰。塔夫脱总统也不例外……他从经验中获得了这样一个结论——同情是消解恶感最有效的药物。在他一本《伦理中的服务》的书里，塔夫脱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讲到如何使一个失望而有志气的母亲平息心中的怒火：
住在华盛顿的一位太太，她丈夫在政界有相当的势力。她缠着我快有两个月的时间了，要我替她的儿子安插一个职位。她还拜托了参议院中的几位参议员陪她来我这里，为她儿子职位的事说话。
可是那职位所需要的是技术人才。经有关主管推荐，我委派了另外一个人，继后我接到那母亲的来信，指责我忘掉了别人施予的恩惠，因为我拒绝使她成为一个愉快的太太。
她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举手之劳，就可以使她快乐，可是我就不肯这样去做。她又说出她曾经如何劝说她那一州的代表赞助我一项重要法案，可是我对她却如此没有情义。
你接到这样一封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如何用严正的措辞，去对付一个不礼貌而鲁莽的人，接着，或许就动笔写信了。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会把这封信放进抽屉里锁起来，经过两天后，再把这封信拿出来……像这类的信，迟上几天寄出，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你两天后再拿出这封信来看时，你就不会投入邮箱，那就是我所采取的途径。
在那之后，我坐下来尽力用最客气的措辞写了封信，告诉她，我知道一位做母亲的遇到这种事情时会感到极大的失望。可是我坦率地告诉她，委任那样一个职位，并非由我个人的好恶，而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技术人才，所以我接受了那位主管的推荐。
我表示希望她的儿子继续在其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努力，以期将来有所成就。那封信使她息怒了，她寄了一封短信给我，对她上次那封信表示抱歉。
但我所委任的那个人，短时内还不能来上班。这样过了几天，我又接到一封署名是她丈夫的来信，可是信上的笔迹跟过去两封信完全一样。
这封信告诉我，他太太由于这件事而患上神经衰弱，现在卧床不起，胃中或许已经长瘤了。为了恢复他妻子的健康，他要求我，能否把已委任那个人的姓名换上她儿子的姓名，以恢复她的健康。
我回了一封信给他，那是给她丈夫的……我希望他太太的病况诊断错误。对他所遇到的情形表示同情，可是要撤回已委派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几天后，那人也正式接任……就在我接到那信的第二天，我在白宫举行了一个音乐会，最先到场向我和我夫人致敬的，就是这一对夫妇。
霍洛克应该是美国第一位音乐会经理人，他对如何应付艺术家，像嘉利宾、邓肯、潘洛弗，有20多年的经验。霍洛克告诉我，为了要应付那些性格特殊的音乐家，使他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必须同情他们，对他们可笑、古怪的脾气，必须要彻底地同情。
有3年的时间，霍洛克担任世界低音歌王嘉利宾的经理人。最使霍洛克伤脑筋的是，嘉利宾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宠坏了的孩子。用霍洛克独特的语气来说，“他各方面都糟透了。”
例如，晚间如果有音乐会的话，嘉利宾会在当天的中午打电话给霍洛克说：“沙尔”，他叫霍洛克的名字，“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喉咙沙哑得很厉害，今晚我不能登台演唱了。”霍洛克听到后，就同他争辩？不，霍洛克才不会这样做！
他知道做一个艺术家的经理人，绝对不能做这样的处理。所以，他会立即去嘉利宾住的旅馆，显得十分同情地说：“我可怜的朋友，这是多么不幸……当然，你是不能再唱了。我马上去通知取消今晚的节目，你虽然损失了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可是跟你的名誉来相比的话，那算不了什么。”
嘉利宾听霍洛克这样讲后，他会怀着感触的心情，叹息地说：“沙尔，你等一会再来好了，下午5点钟来，看那时我的情形怎么样！”
到了5点钟，霍洛克先生再去嘉利宾的旅馆，他坚持要替嘉利宾取消节目。……可是嘉利宾又会这样说：“你再晚一点来看我，到那时，或许我会好一点！”
到了7点半，这位低音歌王终于答应登台了。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霍洛克先生走到台上，向听众报告，说是嘉利宾患了重感冒，嗓子不好。霍洛克会假意地答应下来，因为这样嘉利宾才会登台演唱。
盖慈博士在他那一部著名的《教育心理学》上这样写着：
人类普遍追求同情，孩子们会急切地显示他受伤的地方。有的甚至故意自己割伤、弄伤，以博得大人们的同情。成人们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会到处向人显示他的损伤，说出他们的意外事故，所患的疾病，特别是开刀手术后的经过。“自怜！实际上是一般人的习性。”
所以，你要获得别人对你的同意，第九项规则是：
同情对方的意念和欲望。
吸引所有人的魅力
我的故乡是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乡镇，附近有个卡梅镇，是当年美国匪魁奇斯·贾姆斯的故乡，我曾经去过卡梅镇，奇斯的儿子还在那里。
他的妻子告诉我，当年奇斯如何抢劫银行、火车，然后把抢来的钱布施给贫穷的邻居，让他们去赎回典押出去的田地。
在当时奇斯·贾姆斯的心目中，可能自以为自己是个理想家——正如此后的苏尔滋、“双枪”克劳雷和卡邦一样。事实确实是如此，凡你所见到的人——甚至你照镜子时所看到的那个人，都会把自己看得很高尚，他对自己的估计，都希望是良好而不自私的。
银行家摩根在他一篇分析的文稿中说：“人会做一件事，都有两种理由存在，一种是好听的，另一种是真实的。”
人们会时常想到那个真实的理由，而我们都是自己内心的理想家，较喜欢想好的动机。所以要改变一个人的意志，需要激发他高尚的动机。
这种方法，用在商业上是否理想？让我们来看看。那是宾夕法尼亚州，某家房屋公司的一位弗利尔先生的例子。弗利尔有一个不满意的房客要搬离他的公寓，但这房客的租约尚有4个月才期满，每个月的租金是55元，可是他却声称立即就要搬，不管租约那回事。弗利尔讲出这经过的时候，他说：
那个房客已在这里住了一个冬季。我知道如果他们搬走了的话，在这个秋季前，这房子是不容易租出去的。眼看220元就要从我口袋飞走了……真叫人着急。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过去的话，我一定找那个房客，要他把租约重念一遍……并向他指出，如果现在搬走，那4个月的租金，仍须全部付清。
可是，这次我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我对他这样说：“杜先生，我听说你准备搬家，可是我不相信那是真的。我从多方面的经验来推断，我看出你是一位说话有信用的人，而且我可以跟自己打赌，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房客静静地听着，没有做特殊的表示，我接着又说：“现在，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将你所决定的事先暂时搁在一边，你不妨再考虑一下。从今天起，到下个月一日应缴房租前，如果你还是决定要搬的话，我会答应你，接受你的要求……”
我把话顿了顿，再接着说：“那时，我将承认自己的推断完全错误……不过，我还是相信，你是个讲话有信用的人，会遵守自己所立的合约。因为，我们到底是人，还是猴子，那就在我们自己的选择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到了下个月，这位先生自己来缴房租。他跟我说，这件事已跟他太太商量过，他们决定继续住下去。他们的结论是，最光荣的事，莫过于履行租约。
诺斯克里夫爵士看到一份报上刊登出一张他自己不愿意刊登的相片，便写了一封信给那家报社的编辑。他那封信上没有这样说：“请勿再刊登我那张相片，我不喜欢那张相片。”他想激起高尚的动机，他知道每个人都敬爱自己的母亲，所以他在那封信上换上了另外一种口气说：“由于家母不喜欢那张相片，所以贵报以后请勿刊登出来。”
当约翰·洛克菲勒要阻止摄影记者拍他孩子的相片时，他也激起一个高尚的动机。他不说“我不希望孩子的相片刊登出来。”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不愿意伤害孩子的潜在意念。他换了个口气说：“诸位，我相信你们之中有很多都是孩子们的爸爸，如果让孩子们成了新闻人物，那并不是适宜的。”
柯迪斯本来是梅恩州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后来成为《星期六晚报》和《妇女家庭杂志》的负责人，赚了几百万元的钱。他创办报纸、杂志之初，不能像别家的报纸、杂志一样，付出高价买稿子。他没有能力邀请国内第一流作家替他执笔撰稿，可他运用了人们高尚的动机。
例如，他会请名著《小妇人》的作家亚尔可德为他撰写稿子，且当时是她声望最高的时候。柯迪斯所使用的方法很突出！是一般人所没有想到的……他签了一张100元的支票，他不是把支票给亚尔可德，而是捐助给她最喜欢的一个慈善机构。
或许有人会怀疑地说：“以这种手法用在诺斯克里夫、约翰·洛克菲勒和富于同情心的小说家身上，或许会有效……可是，朋友！你这种方法用在我要收账的、那些不可理喻的人身上，是不是一样有效？”
是的，这句话说得很对，没有一样东西能在任何情形下产生同样的效果——没有一样东西能在所有人身上都发挥效力。如果你满意你现在所得到的结果，那又何必再改变呢？假如你认为不满意的话，那就不妨试验一下。
无论如何，我相信你会喜欢我从前一个学员汤姆斯，他所讲的一个真实故事：
某一家汽车公司有6个顾客拒付一笔修理费的账，他们并非不承认那个账目，而是其中有些账写错了。可是每一项租车或是修理的账单上都有他们的亲笔签字，所以公司认为这些账是不会有错的。
下面是那家汽车公司信用部职员去索款时所采取的步骤，你看是不是会成功？
（1）他们拜访每一位顾客，坦白地对他们说，是公司派来索取积欠的账款的。
（2）他们很明确地表示，公司方面绝不会弄错，所有的错误都该顾客负责。
（3）他们暗示，对于汽车方面的业务，显然公司要比顾客内行得多。
（4）所以，就不需要做那些无谓的争辩。
结果，他们争论起来。采取这些方法能使顾客们心甘情愿付出钱来？你不妨自己从那问题上去找出答案来。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那位汽车公司信用部主任该派出一队“法律人才”去应付，幸亏这件事给总经理知道了。这位总经理查看那几位欠账主顾过去付账的记录，发现他们过去都是按时付款的。总经理查看这些资料后，相信错处一定是出在公司方面——收账的方法不对。所以，总经理把汤姆斯叫去，要他去收那些无法收到的“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