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究竟为何物？
中华民族自认为是龙的传人，中国传统文化又可称为龙的文化。龙，这种神秘而令人敬畏的怪物，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数千年。可是，龙为何物呢？《易经》曾提到潜龙、见（现）龙、飞龙、亢龙，又说龙在野外争斗。《左传》说龙是一种水物。《韩非子》则说龙是虫，当它温柔欢狎时，人们可以骑它，但一旦触动它喉下的逆鳞，它就会杀人。先秦典籍中有关龙的记载已成歧说，而秦汉之际的典籍，更为龙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史记》说秦始皇称为祖龙，又说汉高祖是其母与蛟龙交感而生，因而他“隆准龙颜”。已出土的秦代龙纹空心砖长达1米，龙样为蟒身、兽头，有四肢，每肢二三爪，身饰圆珠纹和蕉叶纹，头上长角和须鬣，已被神化。《论衡》直言不讳地说，龙是皇帝的象征。《说苑》、《说文解字》则进一步神化龙：“飞鳞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样，龙就被神化为灵物，千余年来为大多数臣民顶礼膜拜。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试图对龙做出科学的解释，说法竟多达10余种。
闻一多《伏羲考》认为，以大蛇为图腾的族团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族团，大蛇也就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等。这才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龙。《甲骨学文字编》和海斯《中国的龙》都认为，龙是远古的恐龙。章太炎《说龙》指出，《韩非子》所描绘的龙就是鳄鱼；《九歌新考》则进一步指出，鳄鱼种类有尼罗河鳄、印度鳄、马来鳄、密西西比鳄等，但均非中国所产，惟扬子鳄产于中国，因而龙的原型极可能是扬子鳄。《周易笺》根据《周礼》“马八尺以上为龙”的记载，认为《易经》中提及的龙都指马。可是马并非生在水中，因此龙源于河马的说法便应运而生了。《周易通义》、《说龙》和《释龙》则认为，龙指雷电的形象。《诸神的起源》又说，龙的实体是云。日本学者森安太郎《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还认为，龙形由星象而来。甚至还有人认为，龙是长颈鹿、蜗牛、蚕、生殖器、穿山甲、鸡、蝌蚪、泥鳅、羊、黄鳝等。龙为何物，终未得解，龙的形象仍旧笼罩着神秘的迷雾。
十二生肖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民间计算年龄的方法，即十二生肖，也称十二属相。它的形成就是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地支符号上，各配一个相应的动物名称，形成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属相。十二生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有很显要的地位。送礼物时，人们多爱选用绘有当年生肖动物图案的礼品。画家、书法家在作品的落款处也多写上“牛年作”、“虎年作”等字样。有些迷信的人择婿选媳时，也总要看看是不是有“鸡犬不宁”、“龙虎相斗”等不吉的命相。
十二生肖与人们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它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古代华夏族的纪年法与少数民族纪年法相互融合的结果。据史籍记载，中国自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就开始使用甲乙丙丁等10个天干符号与子丑寅卯等12个地支符号配合而成的“干支纪年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原的华夏族没有以动物配地支的纪年法。而中国西部、北部等少数民族，因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动物是他们最常见、最基本的生活资源，因此很多事情都用动物来表示或指代。这些游牧民族在和各种动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以动物来纪年的方法。如《宋史·吐蕃传》记宋仁宗派刘涣出使吐蕃国时，唃厮哕设宴款待使者，谈起往事，“则数十二辰属日兔年如此，马年如此”，按动物历年来分年讲述，所以清朝的赵翼在《陔余丛考》第三十四卷中说：“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指中原地区），遂相沿不废耳。”
中原地区的地支与少数民族的动物相配合而产生的十二生肖，形成于汉代。那是怎么形成的呢？赵翼在同书中说，大概汉朝时匈奴单于呼韩邪归附汉家王朝，与中原居民混杂居住时，少数民族以动物纪年的方法遂与汉族的十二地支结合，产生了十二生肖。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十二生肖不是华夏族与少族民族的历法相融合的产物，而是华夏族自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产”。中国古代有所谓12辰的概念，就是把黄道（即古人想像中的太阳周年运行的轨道）附近的天空分成12等分，由东向西配以子丑寅卯等12支，用它来纪年。由于古时候图腾崇拜的影响，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各种自然现象同动物形状或别的神奇的东西联系起来。因此在天文学上，就有巨蛇、孔雀、狐狸、狮子、天猫、蝎虎、飞马等星座名称。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人们也完全会用一些动物的名称来配合那抽象的子丑寅卯等12地支，从而形成子鼠、丑牛、寅虎等十二生肖。东汉王充的《论衡》云：“子之禽鼠，卯之兽兔”，即说子年的动物是鼠，卯年的动物是兔，慢慢地，人们认为生在某年就肖（像）某物，子年生的肖鼠，丑年生的肖牛，所以称为“十二生肖”。这方面较早的记载有《周书·字文护传》：“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人出生于哪一年，属什么生肖，这原是很偶然的事，但迷信的人却常常拿它来算八字，卜前程。这是十分荒谬的。清朝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里说：“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竟变为虎……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龙为四灵之一，自然莫贵于此，岂辰年所生，都是贵命？”这话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以上两说，都以十二生肖源于中国为基础。但是，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十二生肖是从印度传入，而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日本《文艺春秋》一书曾作过一番比较，认为印度的十二生肖一览表与中国的相同，只是其中狮子在中国改成了老虎。该书解释说，印度话中有发音为“懈勒”的一个名词，表示狮子与老虎两个意思，所以在十二生肖中，狮子与老虎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其实，中国早有人提出过这种看法，并且还指出过《文艺春秋》所没有指出的一个不同之处：中国十二生肖中的鸡，在印度十二生肖里是金翅鸟，研究者根据印度古代典籍的有关记载，认为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原是12位印度神将所驾驭的禽兽：招杜罗神将驾鼠，毗羯罗神将驾牛，宫毗罗神将驾狮或虎，伐折罗神将驾免，迷企罗神将驾龙，安底罗神将驾蛇，安弥罗神将驾马，珊底罗神将驾羊，因达罗神将驾猴，波夷罗神将驾金翅鸟，摩虎罗神将驾狗，和真达罗神将驾猪。由于印度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与中国不同，所以金翅鸟到中国后改成了鸡。但即使如此，我们从鸡的身上还依稀看得到金翅鸟的形象。印度十二生肖中竟有11个与中国的生肖动物完全相同，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十二生肖来之于印度。
关于十二生肖的来历，民间也有许多传说。有的说，轩辕黄帝要选12个动物担任宫廷侍卫，动物纷纷报名，猫托老鼠代为报名，但老鼠忘了，所以十二生肖中没有猫。也有的说，某次动物比赛本事，最后剩下武艺高强的象、鼠、牛等13位，老鼠钻进象鼻，弄得大象狼狈而逃，于是就有了鼠为第一的十二生肖。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十二生肖的来历到底怎样，尚有待探索。
女子缠足始于何时？
妇女缠足是封建时代的陋俗，现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现代人对缠足的操作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与肉体上的痛苦，大概只能从《镜花缘》等古典小说的描述中体会了。但是，古典小说对缠足的描述也有局限。比如说，人们就不能从古典小说中探知缠足陋俗始于何时。事实上，缠足陋俗始于何时是风俗史上的疑窦之一，尽管说者纷纷，但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中国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妇女地位的极其低下，妇女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为了迎合男人的情趣，满足男人的欲望，妇女无论做出多大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楚宫之腰”即为一例。《诗经》中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舒，就是迟跚。窈纠，形容走路好看的样子，张平子《南都赋》亦云：“罗袜蹑蹀而容兴。”总之，古时妇女走路以缓行慢移为美；反之，不但不美，亦不符合封建礼仪。缠足的发生，看来主要是基于这一点，但究竟始于何时呢？
通常的看法，缠足始于五代。元陶宗仪《辍耕录》引《道山新闻》称：南唐后主李煜时，有位名窅娘的舞女，为后主所赏识。后主别出心裁，令她用帛缠足，使成纤小弯曲的新月状，外套白袜，在六尺高的金质莲花上回旋起舞，借以欣赏所谓仙子凌云之态。好事者还作诗赞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其他舞女宫娥纷纷效仿，终于酿成贻害千年的陋俗。
对上述说法持异议者认为：缠足的开始至少不迟于唐代，也就是说，在五代以前就有了。他们引元代伊世珍《琅琊记》所载：“安史之乱”时，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缢后，当地有一位老妇人因拾得杨贵妃的袜子而致富。其女名王飞，还拾得雀头履一双，上面嵌有珍珠，履仅三寸长。王飞将此奉为异宝，从不肯轻易给人看。据此，推论出缠足在唐玄宗时就有了。《群谈采余》中有咏杨贵妃罗袜诗一首：“仙事凌波去不远，独留尘袜马嵬山。可怜一掬无三寸，踏尽中原万里翻。”阮阅编的《诗话总龟》中记载了唐玄宗从蜀避难回来，为怀念杨贵妃曾作《罗袜铭》，内有“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之句。在唐代文人的笔下，也有了对女人小脚的描写。如白居易《上阳人》诗中的“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花间集》中的“慢移弓底绣罗鞋”等等，反映了当时妇女已缠足并成为一种风气。清代内地有人到西藏，发现当地的灯具状如弓鞋，称为“唐公主履”。唐公主，指文成公主。有人即认为这是唐代缠足的实证。需要指出的是，持缠足不迟于唐代说法者尽管引用了不少资料，但并未确切地指出究竟始于何时，源起何处？从记载看，唐代以前人们对妇女脚之大小已有讲究，作为美丑与否的一个标志。像《孔雀东南飞》中就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之句。但要证明唐以前妇女已缠足，还缺乏有力、充分的根据。至于《南史·齐东昏侯纪》中的东昏侯，以金为莲花贴地，令潘妃走在上面，称之为“步步生莲花”，与后人将小脚喻为“三寸金莲”则是两码事。
缠足不迟于唐代这种说法本身，也有可商榷之处。有人指出，若要缠足，必须以裹脚布层层裹住，这样便不能穿袜。马嵬坡的老妇人拾得杨贵妃的袜子，可见当时还没有缠足。郭若虚的《图画见闻记》中说唐代宗令所有的宫人穿红锦靿靴。这是一种袜筒很高的靴子，缠足的宫人，很难设想能穿之行走。所谓“慢移弓底绣罗鞋”，只是形容鞋底为弧形，鞋尖向上弓曲，今天的女鞋尚有此种形状。《宋史》中载：“韩维为颍王记室，侍王坐。有以弓鞋进者，维曰：‘王安用此舞鞋？’”清代的袁枚也认为弓鞋只是舞鞋而已。还有人引用唐代韩侘《屧子》诗中“六寸趺圆光致致”之句，说明当时尚无缠足之恶习。唐有大尺、小尺，大尺相当今天的0.985尺左右，小尺相当0.82尺左右，由此推断，当时的6寸之脚也不能说很小。
妇女缠足作为一种习俗，从出现到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究竟何是“源”，何是“流”，区分清楚确非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它十分符合封建的传统观念，并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欣赏，但在历代的正史中，有关缠足的记载却很少见。这也许是“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对史官们的影响。倒是在历代一些文人的诗词、笔记、纪闻等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对此有所反映，从而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有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如《丹铅总录》，认为缠足始于唐代，但此书的作者是明代的杨慎，杨慎著此书时正充军云南，疏于考订，讹误不少。
各种观点均有书面依据。但缠足究竟始于何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凡此种种，给我们揭开缠足起源之谜无疑增加了困难。因此，缠足究竟始于何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僰人棺木如何被置于悬崖峭壁上？
在中国四川南部的珙县境内，曾经生活着一支特立独行的少数民族：僰人。从春秋时期到明代万历年间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生息、繁衍。在春秋时期，他们被称为“野人”，在汉代，被称为“滇、僮”，明朝则呼为“都掌族”。然而在明神宗万历元年的“汉大战”之后，这个部落从此就神秘地销声匿迹了，除了高悬在离地百米的断壁悬崖上的265具棺材，他们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其他的信息。
这些高高在上的“僰人悬棺”总重超过千斤，都是用质地坚硬的整木雕凿而成。其外形主要有船形和长方形两种。有的选择最为险峻的天然或人工凿成的崖石安放，棺木还裸露在外面；有的在绝壁上凿孔，插入木梁，把棺木架在上面。悬棺离地面数十米到一百多米，在山风中凌空俯视地面，令人可望而不可及。这些悬棺在高高的空中悬挂了数百年，经历着风风雨雨的剥蚀，至今仍牢实地迎空展示。悬棺的崖壁上有许多红色彩绘壁画，内容丰富、线条粗犷、构图简练、形象逼真。
现存悬棺最集中的地方是宜宾地区珙县洛表乡的麻塘坝和曹营乡的苏麻湾两处景区。其中麻塘坝亦称人沟，距四川省珙县城60公里，南北狭长，东西两侧奇峰挺拔，险拔峻峭的岩穴之间现存有悬棺160多具，许多棺木半悬山崖，距地面一般25米～50米左右，最高的有100多米。苏麻湾距麻塘坝10多公里，在陡峭的石灰岩壁上分布着48具悬棺，沿着浩浩荡荡的江水，人们在船上就可以看见这些奇特的悬棺。
僰人为何要把棺木高悬于千仞绝壁之上呢？专家们认为，按古人的意思，悬棺入云，是吸日月之精气。从科学上来说，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居住在山水之间，他们对山水产生无比崇高的感情，死后葬在靠山临水的位置表明亡灵对山的依恋和寄托之情。至于把棺木放得很高，那是因为高处可以防潮保尸，并可以防止人兽的侵扰。
可是所有放置悬棺的地方，上至峰顶、下距空谷，都有数十米到一二百米，而且到处都是异常陡峭的石壁，没路可走。古人是怎样将这些悬棺放置到悬崖峭壁上去的呢？对此，人们多方猜测，代表性的解释有“栈道论”和“吊装论”，还有“洪水说”、“隧道说”、“天外来客说”等等，众说纷纭，悬棺因此被蒙上了一层异常神秘的色彩。
“栈道论”认为，悬棺是通过修栈道运到悬崖上的洞穴中的。古人可能就像今天造房子搭架子那样沿着悬崖向上搭，当搭到洞穴口时便可将棺一层层递上来，直至送入洞中，或者由山顶搭栈道向下直至洞口。证据是现在只要乘竹筏沿九曲而游还可以在两岸的岩壁缝隙处看到一些残存的木料，这就是安置船棺后为确保它的安全而将栈道拆除的遗物。但是存放船棺的悬崖多是单独成峰的，突兀峭拔、崖壁坚硬，由下而上搭架子能搭到数百米谈何容易，特别是在工程技术还极其落后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吊装论”认为悬索下柩可以解决千斤之物挂上悬崖的问题。1973年9月，公安部门曾侦破了一起盗悬棺案。两名盗贼供认，他们买了数百公斤粗铁丝制成软梯，上端紧绑在岩顶的大树根部，一人把风，一人顺梯而下至洞穴，再设法在崖壁上开辟一条栈道，随后盗棺而出。有些人因此认为僰人是反其道而行：先找到安葬洞口，在洞口前架设数米长的栈道，棺木在峰顶就地制成，装殓死者后吊坠而下至洞口，再由人推进洞去。但人们至今不能断定古人是用何种机械将悬棺放到洞穴里。因为山顶到涧谷一般均有一二百米，鞭长力微，即使百人在峰顶一起用力绞拉辘轳之类的简单机械来吊升岩底的棺木，吊到洞口时也不能放进穴内。
悬棺隐身在云雾缭绕的峭壁之上，充满了永恒的神秘色彩。它作为文化发展史中的一个奇迹，沉积了往日逝去的回忆。僰族为何悬棺而葬？刀耕火种的年代如何置棺高岸？僰族人是怎样消失的？棺上的红色岩画又在讲述什么故事？这些谜都有待研究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