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样就把自己的处境弄得很清楚。她跑到三楼，向房东太太借用了电话。她给魏小姐打了个电话，请她转告刘先生不必来接她了，她在外面还有几桩小事要办，办完事她自己直接去机场。魏小姐觉得奇怪，问：“你不可以自己跟他打电话吗？”我母亲说：“他的电话线忙啊，我打不进去！我又马上急着要出门。”
此刻不听到刘先生的声音，她便继续对李师长偏心。她总是对李师长偏心，对此她是没办法的。
她把茶端给李师长的时候，抿嘴一笑。
李师长意思意思地呷了一口茶，又来搂她。我母亲觉得这个军人搂得她非常舒服，远比刘先生搂得对劲。她说，等一下，差一点儿忘了。她拿出一叠白手帕，一共七块，每块角落上都绣了个“L”，五个“L”是黑色的，另外两块一绿一红。我母亲身上还保存了一些乡下女孩的示爱方式，比如绣个帕子、袜垫什么的。她偶然路过一家正在倒闭的铺子，看见这些便宜得等于白捡的细纱手帕，便买回来绣上了刘先生姓氏的头一个字母。
李师长说：“这是什么？”
我母亲说：“你的姓啊，英文你的姓不是它打头的？”
李师长说：“要这么多，一辈子也够用了。”
我母亲说：“这五块有黑字的，是从礼拜一用到礼拜五，绿的是礼拜六，红的是礼拜日，以后你忙昏头也晓得日子。”
我母亲和我父亲讲话的调子，就是从那天晚上定下来的。后来当然有些变本加厉，娇嗔少了，教训越来越多，渐渐也不是小孩子教成年人的教法，而就是结结实实的训导。我父亲直到某一天，发现教训自己的不再是那个娇嗔可爱的少女，而是个两鬓斑白的黄脸婆，才想到自己那缺乏表情、面目呆板的农村妻子实际上有多温柔。
李师长就在这天正式开始做我父亲的。当然他在这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首先做了我大哥的父亲。我想他一定是这时让我母亲怀上我大哥的。我不能断定我妈这天还是不是处女。在我见到刘先生后，我分析我母亲第一次跟我父亲做爱时很可能是黄花闺女身。我父亲在我长大后不止一次跟我谈起他和母亲的关系，他痛苦地想弄懂，那个温顺的小美人儿怎么就给一个黄脸婆偷偷掉了包。他说：你知道我当时为了她掉脑袋都愿意啊。
李师长抱着掉脑袋的甘愿将我母亲搁在卷掉了褥垫的床上。棕绷上铺了那件军用雨衣。他和她眼睛看着眼睛，似乎都在问对方：这样做你以后会怎么看我？会小看我吗？……李师长解下身上的武器，把一支漂亮的手枪搁在我母亲头旁边。那意思是，你要有半点被强迫的感觉，你就开枪。我是不够意思，我有糟糠之妻。那枪被搁在离他手几寸的地方，似乎还有另一个解释：这时候闯进个人来，让他们生死攸关的好事猝然中断，他抓起枪便毙了他。我父亲差点毙掉的那个人，就是现在躺在各种橡皮管子交织的网中的刘先生。
刘先生并没有接到魏小姐的电话，因而他按预先跟我母亲约定的时间来接她。他自己的车已经三文不值二文地卖掉了。因而他雇了一辆白色雪佛兰，自己也是一身白色西装，扎个黑领结。他把这次旅行当蜜月来安排——先和菁妹蜜月，然后再举行婚礼。他坐在雪佛兰宽阔舒适的后座上，手上戴着雪似的手套。他的这双手要将一位玉人搀下楼，扶入车内。他以白日梦的眼神望着车窗外的豫园路，梧桐落叶铺得马路柔软起来。萧萧秋叶已提前做了刘先生怀乡梦里的景物，街上的人们都在一种亢奋的心情中，他们对一个新政权又畏惧又新鲜。刘先生的出国让他自己感到多少有些孤立。
白色雪佛兰拐进了弄堂。刘先生听见司机自己在跟自己嘟哝：怎么可以这样停车？这样停人家路也不要走了。刘先生这才发现那辆解放军吉普再次攻占了这条细窄的弄堂。他感到喉咙口发紧，连司机问他“是不是这条弄堂”他都答不上来。
我看着刘先生病床边的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不紧不慢地拱起、落下，徐徐向前推动。那一声声“嘀、嘀”的搏动，也是不紧不慢，却让我感到那颗心脏的孤单。这份孤单从四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当然是在一阵癫狂的胡蹦乱跳之后。四十多年前，同样的这颗心脏紧紧堵住刘先生的喉咙口，他立刻感到空气也不够用了。并且，一股锋利的甜腥气从封塞的喉管冒上来，充满他的口腔。他觉得那是血的味道，是心碎而致的内向大出血。
他不知自己怎样下了车。他见自己正向司机交代一句什么，是一句什么话，他自己都没听见。他只是看见司机的鸭舌帽上下动了动，表示领受了他的交代。他这时看见自己戴白手套的手拿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在菁妹决心跟他远走高飞时便自然地又交回了他这里。这把钥匙是一个重大象征。他看见自己的手狠狠一拧，钥匙便松动了里面的锁。他突然觉得手上的白色手套真是可怖的白，白得他不再认为那是他自己的手。白色的手抽出钥匙，自己熟门熟路地将它揣回西装口袋，钥匙却错过了他的衣袋，落在了地上。那是一把女人的钥匙，上面一个彩色玻璃的粽子，粽子下边，拖了一根丝穗。
我想不出刘先生当时的脸色。他雪白的手套抓住乌黑的楼梯扶手，马上破坏了那上面均细的一层丝绒般的灰垢。刘先生平时上这楼梯非常小心，不让自己的手去碰那扶手。但他这会儿要靠它把自己搬上一级级台阶。当他走到两段楼梯之间的空地时，一个粗大嗓门在他身后响起：“你是干什么的？！”
他回头，见发出这样不斯文声音的人站在楼梯底部，门外亮着的天色与他穿军装系绑腿端冲锋枪的身影构成了一张底片。
刘先生不知自己回答了一句什么。
但那端枪的身影使他意识到他或许讲了句冒犯的话。他还意识到这军人是个卫兵，他的冲锋枪朝一个侵入他警卫范围的人发射是正当和理所当然的。
卫兵十分敌意地说：“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殷恬菁的朋友。”
“你下来。”
“我是来……”
“下来！”
他发现自己收回了那只踏在木头楼梯上的脚。
“我叫你下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乖乖地迈开下降的步子。
卫兵说：“这是你随便能去的地方？！你要再敢往上走一步，我叫你出去你知道不知道？！”
他想，这城市原先所有的三教九流都被打乱了，因为突然出来了这么一个最新的优越阶层。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身土布军装，语言里充满大葱气味，他敢对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骄横成这样。
刘先生感到尊卑、贵贱、优劣、文野，全被打散。似乎两个牌局之间，一切都在被洗牌。
他对卫兵说：“那么，劳您驾去请殷小姐出来。”
“没有允许，任何人不能打扰首长。”
“殷小姐要搭晚上八点的飞机……”
“这我不知道。”
“我是来接她的。”
卫兵看他一眼，是正面人物看反派那个看法。
刘先生想，他在这支军队眼里，大概就是反派。
我看着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读着四十多年前碎了的那颗小布尔乔亚心脏的记录。我想刘先生当时一定以他风雅的高姿态平衡内心的狼狈和屈辱，走到了门外弄堂，故作轻松地告诉雪佛兰的司机再等一刻钟。他做出不与卫兵一般见识的模样，掏出烟盒，点了根烟。卫兵的双眼和他的枪口一齐黑洞洞地瞄着他。一刻钟过去，他看了一眼亭子间的小窗，窗帘淡蓝色，点缀着细碎的白花。窗帘和窗帘后的女人相配至极。
刘先生在第二个一刻钟后哑着嗓音对司机说，走吧。他意识到两只白手套有了漆黑的掌心。他把它们摘下来，扔在车内的地上。他想，心碎并不是那样疼痛，而是一种迟钝和麻木。
他的迟钝和麻木直到他碰上一个女学生才开始消退。他在到达美国的第二年开始私授一些中国的诗、词和曲。我想他属于那种人，在中国热爱西方的一切，在西方又热爱中国的一切。他一想到我母亲的一笔字就更觉得中国可爱，爱得他有时会潸然泪下。他私授中国艺术课，是为了解闷，而他不多的几个成年学生，也为了解闷。女学生跟他从认识到结婚一共两个月。他所有的恋爱给了我母亲，剩余的，就给了这女学生。
我记得母亲总是会有那么几天异常，宁静祥和，双手捧着一杯从热到冷的茶，坐在藤沙发上。那是在她每年收到一张圣诞卡片之后。魏小姐曾经替刘先生和我母亲做通信的中转站。而魏小姐又需要求助她在香港的亲戚。如此漫长曲折的邮路，他们只堪一年走上一趟。而每走上这趟邮路的我母亲，就又变成了温婉的殷恬菁。我由此断定，只有经历过惨重失去的女人，才是美丽的。
我见刘先生张开嘴，像是要呼喊却突然忘记自己是在梦境里，是那种剥夺人声音的梦境。他哑在口中的呼喊是四十多年前他望着淡蓝窗帘时憋回去的。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窗帘后发生的：李师长正在攻占我年轻的母亲，他一只手伸向手枪，打开了枪保险。他和我母亲在听见刘先生和卫兵对话时同时勒住了激情，他们刚被熔铸的形状“咝”地一下冷却在那里。我母亲不懂那“咔嗒”一声是枪的保险栓被打开了，它腹内的子弹任何一瞬间都会失禁。她发现自己的手攥在李师长的小臂上。在那以后的不少天，李师长的小臂上都留着五道女性的抓痕。
我母亲在意识到自己的重大失去后，说我父亲用手枪霸占了她。那是她不讲道理的时刻。我认为我母亲真正不计代价爱的唯一男人，就是我父亲。那是她唯一一次把自己交给荷尔蒙，如同所有雌性生物在把自己的肉体做牺牲奉献出去时，心灵完全出窍了，而不是在一旁侧目而视，算计成本和盈利。而我母亲自己一点也不明白这点，她竟在四十多年和刘先生的秘密通信中，暗示她的背叛是不得已，她是那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全面征服的一个细小局部，是师长大人的战利品。她不明白女人多么渴望做战利品。她的暗示使刘先生更是伤痛不已，悔恨莫及。他在四十余年的通信中，婉转地请求我母亲的宽恕，怨他在两个枪口一明一暗对着他时，他撇下她逃生去了。他和她用了四十多年来歪曲一件事实，来使他们双方都坚信，他们是被血淋淋拆散的当代梁山伯、祝英台。
因而，当我走出洛杉矶海关时，刘先生含在眼里的老泪是四十余年积下来的。他做梦一样看着我母亲如何将自己寄生在我身上。刘先生从中美建交后每年回国一次，却从来不和我母亲见面。他和我母亲都属于闲情较多的人，对这种人来说，制造折磨和接受折磨是一种消闲。他们把死别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来享受，明明在一个人间，却非弄得梁、祝那般墓里墓外；明明是一对家常的老年男女，这样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们青春永驻，翩翩跹跹化了蝶。
我看着欲喊不能的刘先生，心里想：你真傻，看见卫兵的枪便真信我母亲的谎言了，她在枪杆子下将自己的童贞缴了械。假如你见到我父亲，你一定会大梦初觉：啊，这是多么男人的一个男人，他这样爱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设。
这时候刘先生的女儿走进来，神色是那种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种坚信自己所忙的桩桩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着我时，我才能跟她说话，可一般认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却在讲着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电话上跟她情人讲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些中国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开化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我能说什么？
她说：“我问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电话？’她说：‘没有哇！’你知道我有电话插拔，所以我没办法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现在突然赶回去，偷袭她。现在内地女人很鬼，买张很便宜的电话卡，先打电话给男方，然后那男人再把电话打回来，这样他们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说：“刘先生刚才张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样子。”
她说：“那个男人是跟着内地一个什么贸易代表团来的，说是要在美国受训六个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袭地回到家，从后院悄悄进了门，还不知她一天到晚拿电话胡扯八道呢。后来我就在电话上装了个小录音机。晚上一听，我的上帝，全是她轧姘头的事！她英文很臭，轧姘头的词汇倒蛮全的！”
我说：“是不是叫医生来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对劲。”
她说：“你说我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种人？”
我见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整个人摇头踱步又叹气。她个头比我高三四厘米，宽度也超过我不少。刘先生说我和她长得颇像，连尺码都一样，看来是他的主观愿望。她有个三个音节的英文名字，不是简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条米色休闲裤，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开襟的，一颗纽扣也不扣，露出里面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吊带背心。她没戴任何珠宝，却挂着所谓的抽象首饰。名设计家的这类首饰，往往比真珠宝还贵。她整个人看上去昂贵而朴素，有种知识分子气质，装束却不是知识分子阶层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会一丝不苟地拷贝她的这身装束。我也会像她一样随便、洒脱、自信，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和我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这个朴素而昂贵装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会像她这样对护士高雅而和蔼地轻声说话，满不在乎地请护士找最贵的守候人，似乎“开销”这样低级趣味的顾虑从来就没有污染到她。她对护士说：“一定要请最有经验的，不要移民，那种英语都说不标准的人再认真都会误事。我必须把我父亲托给能完全信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