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庞大的军费
考察日本财政时，有两个最令人注目的现象：第一是军费年年膨胀不已，第二是历年财政入不敷出，因而赤字公债年年继续增加。这两者有相互影响的关系，现先从日本的军费说起。
据可知：日本的军费，自“九一八”事件以来，仅仅几年，已由四亿五千四百万元骤增至十四亿余万元，短迫的数年间，即增加了二倍以上，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到去岁抗战爆发前的廿四年间，增加了七倍多，真是惊人！除了这十四亿余万元的庞大军费之外，其他在名义上虽非军费，而其实质仍属军费者，决不在一二亿元以下。在过去数年，日本国家财政中每年已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用在军备方面，其国家财政之非生产的浪费，已可想见。而且这样惊人的庞大数字，还只是备战时期的军费或国防费，兹将去岁七月抗战爆发以来的战费加上，则日本政府的军费支出，顿呈空前的膨胀状态。此次日本侵华战费，在昭和十二（一九三七）年度，预算已达二十五亿元。再加上通常的军费十四亿元，则战费与军费竟达到三十九亿元的巨额，这在一九三七年度的日本总预算额五十四亿七千万元中，要占百分之七十二强。这已经可以称为纯粹的战时预算了。但更可惊人者，即昭和十三（一九三八）年度内阁各部的经常预算总额仅为二十八亿余万元，而战费预算总额，竟达四十八亿五千万元，这较之经常预算多一倍以上。在此庞大战费预算中，陆军费为三十二亿五千万元，海军费为十亿五千万元，大藏省（财政部）所管的预备费为五亿五千万元。这与昨年度（一九三七）的战费合计起来，则陆军费为四十九亿八千六百万元，海军费为十五亿四百万元，预备费为九亿元，总计共为七十三亿九千万元。这较之甲午之战的日本的战费二亿四十余万元，要多三十六倍！就是比日俄之战的十四亿五千二百万元，日本参加世界大战的十三亿二千九十余万元，也要多四倍的光景。这样多的战费，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二）军费的来源
像这样惊人的，重压在日本国民肩上的庞大战费，是怎样筹措的呢？
在此世界政局危机中，日本要想借外债以作侵华战费，在事实上是非常之困难的。与日本同属一丘之貉的德意两法西斯国家，经济情形的恶劣不亚于日本，本身已自顾不暇，当无余力资助日本。至于在现阶段能输出资本的英美法等国，一面鉴于世界政局的危机，一面对日本的侵华暴行，已极表憎恶，决无“助纣为虐”，借款与日本之理。故日本的战费，只好自己设法筹措，其重要方法，不外二种：增税与增发公债。现刻先从增税说起。
（三）苛捐杂税的繁重
在广田内阁的马场藏相时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当局者将税制加以划期的改革，不只增征所得税与营业税等直接税，而且也增加了不少的消费税。其名目繁杂，在此不必赘述。在税收上，则增税共六亿元，减税三亿元，该年度实际增征三亿元。到林内阁的结城藏相时期（一九三七年二月），一面对于前内阁的十四亿余万元的军事费预算，毫未加以修正；一面对于税制的改革与增税，也没有实质上的大变更。减税三亿元的利益，大半被农村的大中小地主与资本家所独享；而增税的损失，则几乎全由农村与都市的勤劳大众负担。因为在独占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决定价格的权力非常之大，他们被政府课征了去的直接税，能够很容易地转嫁给一般的消费者与勤劳大众，这与自由主义时代大不相同。至于普通消费税，当然更容易转嫁给消费者。所以，日本政府每年所增征的三亿元的租税，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受损失的，只是一般的小百姓而已。据铃木茂太郎的计算，凡每月生活费用九十元七十钱的下级官吏，每一年就要负担四十四元二十三钱的税。日本的枪炮，真是日本人民的血汗铸成的！
这样，在此次日本侵华战争发动前，日本国民已经有不胜租税过重之苦了，及至此次抗战爆发，日本政府又复公布华北事件特别税法。这是由所得特别税、临时利得特别税、红利分配特别税、公债社债利息特别税及物品特别税等五项税收而构成，一年间共可得税收一亿百五十四万元。增税一亿元后仅仅只有半年，到了今春的第七十三届议会，贺屋藏相又在议会上提出了约三亿元的新增税案。其名目繁多，如只举其大概内容，则为：所得税、临时利得税、法人资本税、酒税、糖税、交易税、通行税（过路税）、烟税、火柴税、入场费税等，其中三分之二是所得税，其余则为消费税。消费税自然归国民大众负担，至于所得税，亦决非富豪税，因所得税的免税点，已从一千二百元减至一千元。这样，凡每月薪金在八十五元左右者，均须缴纳所得税，纳所得税者亦因之实增五十万人。至于以税率而言，每月领薪金百元者，在此次战争前，每年须纳所得税九元六十钱，从今年度起则增至十二元九十钱左右。税率之重，于此可见一斑。这些税收，大半以小市民及勤劳大众为剥削对象。
首先，以消费税来说，则日本国民更不胜其苦。例如在此次事变前，织物消费税每年每户要担负二元三十钱，关税则每户为十元（汇价低落也有关税的作用），酒税每户十五元，清凉饮料税（汽水税等）每户三十六钱，买砂糖一斤，则半斤是税，每日吸最恶劣的香烟（Golden Bat）一包，则一年也须纳三十二元的税，像这样的苛捐杂税已经很繁重了，然而日本政府好像唯恐消费大众负担太轻似的，此次更增征消费税不少，例如酒税一石四十元增至五十元，啤酒税也从一石二十五元增至四十元前后。举凡衣、食、住各项无不征课重税，到现在，甚至坐车旅行三十公里以上，也得上税，观剧，看比赛棒球也得上税。这样，衣、食、住、行无一非税，更无地不上税。这样的苛捐杂税，究与封建时代暴君的横征暴敛，有何差异？在庞大的战费重压下，苛捐杂税，已使日本的物价日趋昂贵，人民的生活程度也不能不随之愈加低下了。难怪日本的支配阶级，整天在大声呼号“消费节约”，他们还要叫日本国民把饿扁了的肚子再缚紧些！
其次，普通说来，增税可以减少公债的发行额，而且可以保障偿还公债的利息，所以对于公债的发行消化，以及维持公债的市价，有很大的帮助。日本的金融资本家，很早就在渴望增税，也是因为这些缘故。然而，不幸的是，增税要使得投机购买公债以获得金利的热忱减退，这使公债的发行消化与维持公债的市价受不好的影响。
从上面两点看来，增税，不但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促使物价昂贵，而且使公债的发行，也要受不好的影响。从增税这点看来，日本财政的困难，也就不小了，若从增发公债看来，其矛盾当更深刻显著。让我们在下面将日本的公债情形稍加说明。
在日本侵华战费七十三亿九千万元中，仅仅有四亿余万元依靠税收，其余的七十亿元，则全靠公债来支付。
据一般经济理论说来，战费的筹措，不论哪一国大概都靠发行公债，因增税第一有远水难救近火的缺点。一般说来，战费的需要均非常迫切，若用增税的办法，则手续及所需经费极多，难于迅速达到目的。然后从原则上说来，战费均极庞大，征税过于繁重，则易使国民厌战，惹起国内不安。发行公债，则可于不知不觉中，使政府剥夺国民购买力之一部分，以达到筹措战费的目的。故在世界大战时，各国战费的筹措，无不以发行公债为主要办法。但公债的发行，实际上是增税的一个变形。首先，因公债的利息与元本，均须以政府的税收来偿还，“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的负担，仍然是要落在国民大众肩上。其次，如果发行公债的目的是为建设事业，换言之，即公债的发行，是为生产的事业，则此项事业将来的收益，除能按年偿还公债利息外，还能够消却公债的元本时，则此公债是生产的公债，虽多亦不足为病。因政府虽然暂时剥夺了国民大众的一部分购买力以供己用，但因用在生产事业上，价值的生产，不但不会减少，却因扩大再生产之故反而增加。日本的战费公债是不生产的，因为它剥夺了国民的一大部分购买力以供枪炮弹药的消耗，耗费了社会价值的一大部分，而不使之复归再生产的过程。所以，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如仍需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则须竭力增产军费所浪费者，这对于资源贫乏的日本，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公债的激增
像这样的不生产的军费公债，自“九一八”以来，日本政府已发行颇多，即可知道。
日本公债及借入金的指数，如以民国二年为基准年度来计算，则在一九三七年度已增至百分之六二四八，即自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以来，日本公债已激增有十二倍之多。“九一八”以来的数年中，日本财政已有三分之一靠借债维持，其困难可见一斑。尤有甚者，日本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在一九三二年末为六十二亿元，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即已超出一百亿元。这如果加上地方债三十亿元，米谷证券及其他五亿元，则在一九三七年春，在“日本国民”名义下的借款，已经达到了一百三十亿元，其中至少四十亿元是自“九一八”至“七月”的非常时期中所耗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