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贯不喜欢商山四皓的事，写书批评它；而且怀疑是司马迁好奇附会，并不是真有其人。后来读杜牧的“四皓安刘是灭刘”；钱辛楣先生“安吕非安刘”二诗，可以说是先得我心。
顾禄伯也有诗讥诮说：“年纪已经老了还参与人家的国事与家事，谁听说巢父、许由出山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