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礼记》
1971年3、4月间，科恩随美国乒乓球队去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当时，他是加州圣塔·莫尼卡一所大学的非全日制学生。而且，他当时经常逃学，在学校外的时间，远比在学校内的时间要多。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缘于科恩的独来独往。那是名古屋世乒赛开始的第二天下午，科恩一个人跟着一辆组委会的小车，去了一幢七层楼的练习馆。
他进馆后，与英国球星泰勒打了好几盘。后来，中国队排着整齐的队伍也来了。不少中国队员一直冲着他笑，科恩也友好地向他们点点头。中国队开始练习时，他瞅准机会问梁戈亮，能否和他挥几拍。梁戈亮当年是中国男队三大主力之一。
梁戈亮欣然同意。科恩与梁戈亮练了15分钟球后，练习时间到了。
等科恩理好东西，走下大楼时，发现送他来的那辆车已经走了。正当手足无措时，他发现有一个中国人在向他招手（如果真如科恩所说，有一个中国人向他招手，那么这个中国人是谁，也许永远是一个谜），似乎是邀他坐中国队的车。反正也没车，他就径直上了车。
上车后，中国队员与教练都微笑地看着他，也许是因为长头发与那顶后檐很长的帽子，一些人在大笑。
“有没有翻译？”车子开了后，科恩站起来大声说道。找到翻译后，他用最简单的单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的头发，我的帽子，我的衣服都看上去很滑稽，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和我穿的一样，都和我想的一样。我们曾经被压迫，但通过革命，获得了自由。”
后来一位路透社记者采访科恩后觉得，当时科恩说这些话时，满脑子在想如何在中国开展革命，如何让中国人获得自由。可见，当时外界对中国有多么不了解。
“你在我们国家有许多朋友。”当时坐在最后一排的庄则栋，起身走到科恩面前，笑着对他说，“我还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说着，就给了他一块织锦。
这真是个意外的礼物。科恩接过礼物后，放在一边，然后就开始在自己的包里狂翻。他多么希望也从包里拿出一件礼物回赠给庄则栋啊。可翻了半天，也只有一把梳子是可以送人的，但转念一想，不行不行，这太丢美国人的脸了。于是，他对庄则栋说：“我也想送你礼物，可现在没有。”
车很快到了体育馆。当庄则栋与科恩有说有笑地下车时，正好给候在门口的不少日本记者看到。记者们都看到了那件礼物，科恩则忙着解释，我还没有给庄先生礼物呢。他们交谈、握手的照片，都给记者们拍了下来，第二天就上了日本《读卖新闻》等报纸的头条。两人合影的图片说明是这样写的：庄则栋难道与科恩是朋友吗？
世界媒体都抓住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了，而且那次中国代表团来到名古屋后，表现出一种想广交朋友的姿态。但中美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友好举动，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科恩回到宾馆，兴奋坏了。他把上中国队车的事，告诉了几个要好的同伴。他还憧憬地说：“估计要请我去中国了。”
科恩从当晚开始，就在为回送给庄则栋什么礼物而犯愁。
送什么好呢？科恩开始在名古屋的地铁搜索，因为他发现那里有许多商店。当他看到一个日本男孩穿着一件红蓝白三色，上面写着“让它去吧”的T恤后，满眼放光。他激动地对那个男孩说：“把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卖给我吧。就现在。”
好说歹说，那个日本男孩就是不同意，这可把科恩气坏了。
幸运的是，后来科恩在地铁商店里，还是发现了这件T恤。他一下买了两件，一件给庄则栋，一件给自己。
两天后，科恩瞅准机会，在比赛场边把一件T恤回赠给庄则栋。短短10秒钟，便围上来几名摄影记者。“你好，这是我送你的T恤。”庄则栋笑着收下了礼物，但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有两名日本记者当场向科恩提问：“科恩先生，你想去中国吗？”
科恩这时暗地里对自己说：“不要谈到政治，不要谈到政治。”嘴里却说：“那当然，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想去。比如，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他有意按英文字母的顺序，带出中国两个字。
“中国有什么特别吗？你难道不想去吗？”记者的提问步步紧逼。
“当然想去的。”科恩回答。
4月7日，当美国乒乓代表团接到中国方面允许他们赴华的申请后，科恩兴奋得瘫倒在地。所有的记者都围着他，因为是他与中国队员的礼尚往来促成了这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件”。
科恩坐在乒乓桌上，把头埋在两条手臂之中，久久说不出话来。
一行15人的美国代表团坐飞机到香港，再从罗湖口岸入关。入关前，当时的团长斯汀豪文一直告诫代表团成员，在中国不要表现出任何不满，“我们要表现得庄重一点”。据说，他还曾想让科恩把长头发剪短。
当时，整个世界都把目光放在这支美国乒乓代表团身上。美国各大报纸争相与他们联系，希望他们能“随时随地向国内发稿”。
4月9日深夜，不敢有丝毫怠慢的斯汀豪文，突然发现科恩不在房间里。这下他急了，他把副团长叫起来，大家一起找，也没有结果。
次日早上6时，在斯汀豪文已经急得快疯了的时候，科恩摸回了宾馆。原来，这小子晚上出去玩耍了。好在，他也知道这次出访不同以往，所以想趁着大家醒来前赶回来，不料还是被发现了。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斯汀豪文并没有责怪他。毕竟，两个小时后，他们就将踏上一片陌生的土地。
从4月10日到4月17日，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州，科恩是这支代表团里最受欢迎的人物。
在清华大学比赛时，全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无球时转动球拍的方式，他发球前向球吹口气的动作，他把脚提在球桌上系鞋带的样子，他的长头发，他的大帽子，他的花衣服，他所有的一切，都能让中国观众发出笑声。
他的疑惑则是，现场一万多名观众，怎么能够同时鼓掌，怎么又能够同时安静。科恩与同伙们也看出来了，中国队员在比赛中，竭力避免使美国队员太难堪。
4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接见了代表团一行，并与之谈论了很久。周总理自然又是和科恩谈得最多。科恩问周总理：“您怎么看嬉皮士？”他原以为周总理会说这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之类的言词，没想到，周总理说：“年轻人都会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分别时，周总理还拉着他的手说：“祝你天天进步。”
回美国后，科恩与所有代表团成员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几乎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到处巡回演讲、接受采访、参加乒乓表演、拍广告，当然也赚了不少钱。
他还向美联社的记者拍胸脯说，他可以促成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对话。
科恩在1972年写了一本书——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书名就叫《如何打乒乓球》。至今，这本书还能在网上买到。
作为中美外交的开拓者，科恩作为乒乓运动员和外交使者的双重身份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以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在一个“诚”字上。
当前中国正日益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面对知识背景、思维方式都与自己不同的外国朋友，我们应当表现出中华民族礼仪中最真诚的一面，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流，既开拓了自己的眼界，又向世界展示了新一代中国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