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
——程颢
毛泽东（1893-1976年），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和主要领导人，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务。他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又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是一位勇于实践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又是有伟大建树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还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和才华卓著的诗人，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山村——韶山冲。他家世代务农。父亲毛顺生一生勤劳又会经营；母亲文氏心地善良，治家节俭。
全家的日子由穷转富，过得很兴旺。
毛泽东从小参加劳动，放牛、砍柴、舂米……七八岁的时候开始上学，放学后还要帮大人做事；农忙季节，就整天到地里干活。他长得英俊、健壮，又诚实、能干，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附近的农家孩子都愿意和他在一起，他也常组织伙伴们做各种游戏。
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说明毛泽东的人品是很高尚的。一天，毛泽东和弟弟一起去田里摘豆。弟弟到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摘，不一会儿就摘了一大片。
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的地方，一株一株细细地摘。父亲来了，草草一看，就说：“看来，哥哥不如弟弟摘得多，还是弟弟能干啊！”
“是这样吗？你看看筐里的豆吧！”毛泽东站起来，把自己的筐拿给父亲看，又让他去看弟弟的筐。
父亲一看，哥哥筐里的豆子比弟弟的多很多，再看看他们脚下的地，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说什么了。
毛泽东非常喜欢读书，尤其爱读那些古代的小说，对英雄豪杰十分崇尚。
但是他对旧的礼教很不赞成。看到父亲在家里很专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看到教书先生在学堂里体罚学生，他不满意，经常起来抗争。
有一次，父亲因为他经常读书，责骂他是“好吃懒做”。他气极了，和父亲吵起来，说：“你这样说我，我就离开这个家，不回来了！”
说完，他跑了出去。父亲在后面一边追打一边还骂。毛泽东跑到水塘旁边，大声说：“再追我打我，我就跳进水塘里！”
父亲不再追打了，双方才讲了和。毛泽东体会到了，只有敢于斗争，才能不受欺负。
他对广大受苦受压迫的农民，满心同情。有一年闹饥荒，湖南省会长沙饿死了许多人，当官的却坐视不管。灾民们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攻打衙门，要求救济。当时的清朝政府逮捕了领头的灾民，把他们杀了。正在上学的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激动，对官府恨得要命。从此，他心里就播下了反抗封建统治者的种子。
毛泽东1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比起有钱人家子弟，他很穷，年纪也大些。但是他比他们成熟得多，特别是他的作文，每篇都写得好，在全校出了名。这期间，他读了更多的书。有一次，他读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对书里写到的华盛顿、拿破仑、林肯、彼得、卢梭等人物非常佩服，在书上打了许多记号，写了好多批语，还对同学们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才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呀！”
毛泽东从这时候起，就立志要做个救中国的人了。半年以后，他又到长沙进了中学。不久，反对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爆发，长沙的革命党人也举行起义，宣布脱离清朝政府。毛泽东十分兴奋，心想：革命终于起来了，我既然要救国，就不能袖手旁观，我要去当兵，上前线去。于是，他毅然退了学，参加了新军，整天和士兵们一起操练，准备到战场上保卫革命果实。
不料，清朝被推翻了，可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袁世凯窃夺了。毛泽东大失所望，决定退伍，继续求学。1913年，他考入了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就是有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学习了5年多，奠定了他的知识和学问的基础，也充分显示了他独特的性格。
当时在第一师范，提起毛泽东，没人不知道，他是个很特别又才华出众的学生。他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文学、历史和哲学著作，主张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同学们经常看见他晚上在走廊的灯下看书，或是自备一盏灯，看个通宵。他写的文章常常被当作“范文”张贴出来，引起轰动；他也经常去找老师求教，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了养成自学的习惯，他甚至故意到人来人往又嘈杂的城门口看书，锻炼脑力高度集中的本领。
提起毛泽东锻炼身体的事，更让人佩服了。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体育之研究》，主张人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自己就有意强化身体的适应能力。比如“冷水浴”：用井水浇身；“日浴”：在阳光下晒身；“风浴”：站在开阔地界，让大风尽情地吹；“雨浴”：下雨天到外面行走，让雨淋个透。他还锻炼一天吃两顿饭甚至一顿饭；至于到湘江中去游泳，更是常有的事。
长沙城郊的岳麓山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毛泽东经常和同学蔡和森等人去爬山、跑步，有时候还露宿在山里。有一次，他和蔡和森露宿郊外，一个在山上睡，一个在山下睡。事后，蔡和森的母亲问他们为什么不在一起，毛泽东笑笑说：“这样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培养胆量啊！”
毛泽东的成长说明：一个人在学生时代，应该脚踏实地多学多练，不怕吃苦，还要敢于“自找苦吃”，才能为国为民作出贡献，自己也受益一生。他当时在日记中写过一句很有气魄的话：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8年夏天，毛泽东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时候，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青年领袖了。在学校期间，他组织志同道合的同学做社会调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状，还组织学友会，办工人夜校。在军阀混战的时候，他出面组织了“学生志愿军”和溃军进行斗争。后来，一批先进青年又组织了著名的团体“新民学会”，毛泽东被推选为总干事。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青年都希望寻求革命真理。不久，全国许多地方掀起了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组织了很多青年去法国，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同学和朋友，而他自己却没有去。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要留在中国。中国有许多事情我还不了解，要深入研究调查，我离不开这里。况且勤工俭学的事，在国内也要有人主持啊！”
后来，他来到北京，结识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毛泽东在图书馆里当职员，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读了许多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使他心情异常激动，决定回湖南去，在家乡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毛泽东在湖南十分活跃，为了宣传革命的思想，他主办了一个刊物——《湘江评论》。他写的“创刊宣言”表现了与恶势力斗争的无比勇气：“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写文章，什么“西方大事评述”“东方大事评述”“世界杂评”等刊物上的许多文章都是他写的。其中有一篇轰动了全国的文章，题目叫《民众的大联合》，写得精彩极了：“天下者是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是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毛泽东的这些预言，被后来的中国革命现实所证明。《湘江评论》受到了湖南民众的热烈欢迎，在40多天里就出版了5期，每期销售5000份。毛泽东也成了闻名全国的人物。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8号的一座房子里，有十几个人在开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开会的结果，诞生了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就是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还担任了会议的秘书长。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毛泽东在会后回到湖南，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地方组织——湖南地委。在他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十分活跃，许多工厂成立了工会，罢工的浪潮此伏彼起。
有一次，毛泽东亲自参加和领导长沙县泥木工人罢工，被选为首席代表。
1922年10月的一天，4000多名工人参加了游行和请愿。县政府拒不接见，还派兵包围了工人。双方相持到晚上，还没有结果。毛泽东在工人队伍里鼓励大家坚持下去，还拿出一个哨子，吹一声，工人跟着喊一句口号，情绪十分热烈。县政府的人又恨又怕，最后不得不和毛泽东等工人代表谈判。
不久，湖南全省工人统一的团体——工团联合会成立了，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可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却说工人运动是非法的。毛泽东决定率领一些工人代表和当权者当面说理。
那一天，工人代表来到省政府。赵恒惕和几个官员出来接见。他一开口就诬蔑工人搞无政府主义，要“共产共妻”。毛泽东听了，假装不认识赵恒惕，说：“这位先生说的都不对，没一点儿道理。我们不听你的，要找赵省长说话。”
赵恒惕脸红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有人指着他告诉毛泽东说，他就是省长。
“是吗？他就是省长啊！”毛泽东故作惊讶地说，又郑重其事地讲起来，“我们工人不是搞无政府主义，我们要政府，但是要的是为民众谋利益的政府，说要‘共产共妻’，是瞎话！赵省长平日不也说要保护劳工吗？”
赵恒惕只好说了几句好听的，又对毛泽东说：“我看得出来，你是学生，不是工人。为什么要干涉工人的事？”
“省长！”毛泽东从容地说，“你可以问问这些工人，我是不是工人代表。如果他们说我不是，我马上就走。”
工人们紧紧站在毛泽东身边。赵恒惕见了，只好不再追问，也不说工人运动是非法的了。可他从此把毛泽东的名字记在了心里，后来竟然借口说他是“过激派”，下令通缉逮捕他。毛泽东周密部署了湖南的工作以后，就离开了湖南，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去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与国民党实行合作，要打倒封建军阀统治。革命，成了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人之一，他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如果没有发动起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他特别重视农民运动，曾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给农民骨干讲课，提高他们的斗争水平。毛泽东还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