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底的一天，李孝式偶然经过一间报亭，看见一群华侨青年正围在一起激烈地争论着什么，每个人手里捏着一份报纸，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吉隆坡出版的华文报纸《民生报》。马来亚仅有的两份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在新加坡创刊出版，唯一在吉隆坡创刊出版的就只有这份1945年8月23日创办的《民生报》。
李孝式一时兴起，让司机停车，他走过去顺手买了一份，一眼就被整版的共产党言论吸引了，里面列举的中国国民政府蓄意挑起内战的实例触目惊心，还有国内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图片和报道更让他难以置信！他蓦然间想起了梁宇皋在蓝姆伽欲言又止的“预言”。“难道蒋总统的财政部长没有学过财经专业、没有学过经济和法律吗？还是整个统治集团真的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了？国人苦苦期待的联合政府真的要流产了吗？真的要爆发内战了吗？”一连串的疑问和忧虑，在那个没有任何预兆的下午潮水般的笼罩了他！
看着看着，他越来越觉得这份报纸的政治色彩太浓了，完全是一副过于急切地要引导人民跟着走的架势！这对于原本就沉迷于中国国内局势的马来亚华侨来说，在当前局势很不稳定而且很复杂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国家——他相信马来亚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符合这个国家的国情。而这种激进的方式，也显然不符合现在已经占人口大多数的、因普遍的宗教信仰而性格平和的、在这块土地上一直以主人自居的马来族人的价值取向与利益需求。
就在那一念之间，李孝式做了个破天荒的决定：他要创办一份报纸，名字就叫《中国报》！
当晚，正好有一位姓梁的福建籍华侨因生意上的事来找他，他就将这个想法跟梁生说了，没想到两个人英雄所见略同，当即就坐下来商量办报的相关事情，定下了大致的操作方案，梁生也从这件事上领略了从外间风闻的李孝式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其实这位梁先生并不知道，他前脚刚离开李家，李孝式后脚就电话安排好了落实创办《中国报》具体方案的责任人选。同时打电话联络吉隆坡商界与社团的领袖们，向他们通报相关情况并征询了相关意见，大家纷纷表示支持。
按常理，报纸的使命，就是通过坚持一定的舆论导向为政治或者政治集团服务。但是在《中国报》的创刊会议上，李孝式却为《中国报》确定了“客观理性、不偏不倚”的办报宗旨。他要求所有的记者在采访中要“多看多听多问，少发议论”，在报道中不论是关于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还是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要“坚决摒弃个人喜恶，给读者提供客观的、真实的信息”，特别要让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现实的华侨华人，能从这份报纸中了解真实的中国。在报纸的社论方面，绝对不允许将个人的政治信仰强加给读者，要尊重读者的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他强调《中国报》不为任何政治集团服务，只为公众服务。
经历过战争洗礼，并在战争中目睹过偏见甚至歧视所造成的流血牺牲的李孝式，深深明白，在遥远的祖国，这样的时刻最需要的是冷静、团结与和平。
革命的号召，总是能让人充满激情而热血沸腾。但是，革命可以破坏一切，却不能建设一切。战争太血腥了太残忍了！吉隆坡保卫战的惨烈、滇缅前线的尸横遍野……都不要再重现了啊！信仰是崇高的，但普通大众更需要的，是可以将日子平平安安的过下去。真正的革命家，应该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尽管，祖国的现实终究没有按照他的期望发展，然而，马来亚华侨的狂热，却因为一份不经意的理性引导而渐渐平息下来。也许，马来亚借来的文明，以及马来族人与生俱来的平和性格，都不适合狂热的滋长吧。
《中国报》于1946年2月1日面世，总部设在吉隆坡孟沙，经理部在吉隆坡谐街，编辑部设在峇都律，陈宗岳任主编。创办《中国报》，也是李孝式为团结华侨华人做的另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除此之外，他还积极配合华社，协助当局解决战后最重要的、普通民众被战争破坏的生活问题。
1948年元旦，李孝式荣获他的老同学、英王乔治六世颁赐大英帝国骑士勋衔。同年，马来亚联邦立法议会成立，李孝式当选为议员。稍后不久即出任行政议会议员，直接参与高层决策会议。为了巩固华侨华人已有的团结力量，在同年底，李孝式发起创立了雪兰莪马来亚华人公会（简称雪兰莪马华公会），并被选为会长。
这仅仅是他在不知不觉中涉足马来亚政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