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科普读物世界大发现纪实系列丛书-地下深处的秘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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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千年奇异珍宝出世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异常丰富,共有金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漆器、玻璃器、丝织品等十几类千余件,其中不少是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制品计有玺印、带钩、座足、杏形金叶、金花泡形饰等,其中以三枚金印最珍贵。银制品有盒、卮、匜、洗、带钩等,以银盒的历史价值最高。

金器

(1)“文帝行玺”金印

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上胸偏右处。因“行玺”不是佩戴用玺,随葬时放置自由,非系佩于墓主身上。印方形,蟠龙钮,印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强。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四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欲腾跃疾走。这枚金印系由南越国自铸,铸后局部又经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漕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用印才能称玺,其他臣属的印不能称玺。皇帝用玺非只一种,如有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书(多佩戴),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后两种玺印收存在符节台,非随身佩玺),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召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帝、后玺皆白玉质,螭虎钮。

在传世以及发掘出土的大量秦汉印章中,皇帝玺尚未见一例,不知是什么面目。《封泥考略》一书中著录有“皇帝信玺”封泥,可知当时确有皇帝信玺,与文献记载相符。1968年,在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发现一枚玉印,印面方正,宽、高2.8厘米,螭虎钮,通体色白晶润,四侧刻云纹,文曰“皇后之玺”,其形制、印文正与文献所载帝玺相合。这枚玉玺小篆体,印文布局疏密得当,结构严谨,字体笔划平直又富于变化,显得既庄严、大度,又略带几分秀美,为皇后所用正符合其身份,是秦汉印章中的绝妙精品。据考古工作者推测,玉玺的出土地离汉高祖刘邦与吕后合葬的长陵不远。西汉末年,长陵被盗掘,玉印可能遗落土中,后又被雨水冲移至沟里,幸存至今。

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是西汉初割据岭南、独霸一方的地方政权。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僭号为“南越武帝”,第二代南越王赵眜(胡)僭号为“南越文帝”,到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时才诚心归顺汉朝,不再僭号称帝。“文帝行玺”金印的出土,证明了史书所载第二代南越王僭号称帝的事实。

“文帝行玺”金印,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这枚帝印与文献记载的帝印质地、形制和印文都不相同。文献中的帝印为白玉质、螭虎钮,印文有作“皇帝(或天子)行玺”的;而赵眜这枚帝印却是金质、蟠龙钮,印文为“文帝行玺”,可见这枚金印确有独特之处。

“文帝行玺”金印与文献中的帝印不同,与诸侯王相比,有什么异同呢?西汉诸侯王国的地位很高,王国宫室百官的建制与京师长安几乎相同。诸侯王死后使用“黄肠题凑”葬制,着金缕玉衣,都是皇帝之制。诸侯王用印也有称玺的,这也反映出诸侯王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考古发掘出土的几枚诸侯王印都是金质,与赵眜帝印质地相同,但前者钮作龟、蛇形,与赵眜帝印的蟠龙钮不同。如1981年江苏扬州甘泉山2号墓出土的“广陵王玺”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质龟钮;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都是金质蛇钮(后两枚是汉朝颁赐给外藩首领的印)。

“文帝行玺”金印的大小尺寸与帝印和诸侯王印也不一样。前述“皇帝信玺”封泥和“皇后之玺”玉印,边长都是2.8厘米,约合汉制“方寸二”,“诸侯王、外藩首领印边长2.2~2.4厘米,约合汉制“方寸”,而“文帝行玺”金印边长3.1厘米×3厘米,比帝印和诸侯王印要大得多。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3.3厘米,与南越王印基本相同。据研究,此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隗嚣之母的金印,公孙述和南越王同是地方割政权,在用印上都有意逾越汉朝制度。

南越王墓出土“文帝行玺”金印

综上所述,“文帝行玺”金印是南越国自铸的实用官印,它既不同于文献记载中的帝印,又不同于发掘出土的诸侯王、外藩首领印。它是迄今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也是西汉最大的一枚金印。独一无二的“文帝行玺”金印,放射着异样的光辉。

(2)“泰子”金印

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腰部。方形,龟钮,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通钮高1.5厘米,含金量98%强,重74.7克。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有边框和竖界。印系铸制,又经局部凿刻而成。印面光平如镜,铸制工艺比“文帝行玺”印更为精致。在传世玺印中没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此次出土系首次发现。据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赵眜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不应封称太子,所以推测这枚“泰子”印应是赵佗之子,赵眜之父的遗物。这位当年的太子竟活不过他的父亲,未及嗣位就死了,将“泰子”印留给了他的儿子赵眜。眜死,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将它们(另有一枚玉质“泰子”印)一起放入墓中。

(3)“右夫人玺”金印

出于东侧室。印面方形,边长2.15厘米,通高1.5厘米,重65克。龟钮,腹中空用于系绶。铸制。阴刻篆文“右夫人玺”,有边栏和十字界格。字体较“文帝行玺”与“泰子”自由,刻工仍不失为古代印章中的精品。

东侧室除出有“右夫人玺”金印外,还出土了其他三枚龟钮鎏金铜印,印文分别为“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和“部夫人印”。四印分属四位为南越王殉葬的女人。

(4)金带钩

出于西耳室。通高1.9厘米,重29.3克。钩体为一长喙雁形,作回头顾盼状,长喙突出体外,双翅合敛,眼睛以细线刻划,十分逼真。圆柱形钮柱的末端作成凹槽,圆形薄饼状的钮扣有凸榫套入钮柱中,榫头分叉,使钮扣可随意转动而不致脱落,设计颇具匠心。

(5)金花泡

西耳室、主棺室和东侧室都有出土。半圆球形,直径仅1.1厘米,泡壁极薄。由金箔片压制成形。球正面正中饰一圆圈纹,外绕心形和点珠纹相间各3个,每个点珠纹由下面3个小珠上焊接一个小珠组成。球背面中空,焊接有一根横梁便于连缀。球正面上的纹饰都是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在20倍显微镜下可看到焊接点。如此精细入微的金细工艺,在金银加工技术尚不发达的西汉(金银工艺不是中国传统有代表性的金属加工工艺)是难以想象的,加之金花泡造型奇特,故推测它们可能是通过贸易由海外输入南越国的“洋货”。金花泡原来可能缝缀在丝织物上,起装饰的作用。

(6)杏形金叶

出于主棺室,共8件,高4.6厘米,宽4.4厘米,重2.22克~2.87克。呈杏形,纹饰为两个绵羊头的侧面,螺旋状的大弯羊角十分突出醒目。纹样是锤打成的,十分精细。杏形金叶边缘凿有小孔,原来系缝缀在丝织物上,盖于墓主脸部(古称“瞑目”)。丝织物腐朽后,金叶散落开来。

银器

(1)银盒

出于主棺室。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由器身和器盖组成,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身上均饰以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纹饰经锤鍱而成。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一匜穗状纹带,谷粒般凸起,系錾刻而出,并鎏金。盒盖顶部焊接有三个银锭形小凸榫,身底附加铜质鎏金圈足座。小凸榫和圈足座都是后来补加上的。盒盖与底部还刻有草隶体铭文。

根据对铭文的研究,原来这件银盒是南越国王后宫中所用之器,由私官掌管。出土时,盒内尚遗留有半盒药丸,应是王后生前所服用,说明王后生前患有某种疾病。

(2)银洗

出于后藏室。直口、平沿、折腹、圜底。口径20.4厘米,高4.5厘米,用锤鍱工艺制成。由银洗口沿上的铭刻文字得知,银洗是南越王室专用的器具。

(3)银卮

出于西耳室,出土时装在一个漆卮内。通高9.8厘米,筒径6.2厘米,含银量97%,重216.7克。铸制而成,圆筒形带盖,平底,附有2个小铺首衔环。盖面内区微鼓起,鎏金;外区分立3个“S”形鎏金立钮,是焊接上去的。

(4)银带钩

墓内共出土7件,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数种。其中东耳室、主棺室和东侧室出土的3件非常精美。

其他器物

西汉时期,随着铁器和漆器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大量使用,铜器的地位逐渐减弱。但偏居岭南的南越国,情况有所不同。从南越王墓出土的随葬品来看,青铜器仍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墓中出土青铜器共500多件,不少是极富地域特色的精品。

南越王墓出土玉角杯

这批铜器,从用途上大致可分为酒器、炊烤器、日用器、乐器、车马器和工具等,酒器有壶、钫、提筒、瓿等;炊烤器有鼎、鍪、釜、甑、烤炉、煎炉等;日用器名类繁多,如有鍪、鋗、盆、匜、勺、姜礤、熏炉、灯、镜、带钩、杵、臼印章等;乐器有钮钟、甬钟、铎等;兵器有虎节、戈、矛、剑、弩机、镞等;车马器有盖弓帽、伞柄箍等;工具有印花凸版、锯、锥等。其中最具有南越国地方特色的是酒器、炊烤器、乐器以及日用器中的姜礤、熏炉等。

汉代铁器以农具、工具和兵器为主,也有不少生活用品。南越王出土铁器约七百余件,计有剑、戟、矛、铍、铠甲等兵器;铲、缶、锄、钁、镰等农具;锤、锛、凿、削、斧、刻刀、环首刀、刮刀、弯刀、劈刀、铲刀、服刀、刮刨、锉等工具;鼎、叉、钩、链、钎、杵、镊、锥、针、钉、码钉、鱼钩等日用器具。铁器出土时外表多缠裹有丝织品,说明随葬时做了精心的处理。

汉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一个过渡阶段,礼仪用玉大量减少,葬玉和玉装饰品、日用品增多。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以其数量大、种类多、制作精而闻名于世。该墓出土玉器共计240多件,计有璧等礼仪用玉,玉衣、鼻塞等葬玉,璜、佩、韦枼、舞人、组玉佩等装饰品,角杯、铜框玉盖杯等日用品,剑首、格、璲、珌等剑饰。其中大部分玉器选料精良,造型匀称,花纹流畅,是汉代玉器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