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气候突然变得异常干燥，而且这种干燥的气候一直持续了上万年，逐渐把非洲北部变成了一片荒漠，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但是，大约到了公元前8000年左右，这里又经历了一段雨季，大部分沙漠地带又变成了肥沃的草原。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500年，其间还出现过几次间断性的干旱时期。雨季的到来使得这里的某个游牧部落渐渐兴盛起来，但这一部落直到今天仍保留着非常神秘的色彩。由于气候越来越干旱，生活用水变得匮乏，这个部落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就绝迹了，而公元前3000年正好是埃及第一代法老统治的时期。
因此，从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4500年这段时间，古埃及经历的大量降雨是造成狮身人面像遭受侵蚀的最主要原因。
斯科奇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地质学家，他对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因此，除了因为主观偏见以外，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这一带有戏剧性的最终结论：至少在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狮身人面像很可能就已经存在，这段时间正是新石器时代降雨量最多的时期。斯科奇教授写道：
作为一名地质学者，目前的所有证据使我相信，吉萨高原上狮身人面像的建造时间比公认的公元前2500年早得多。事实上，我现在根据手头上的资料得出的结论显示，这一庞大的古建筑至少在公元前7000~公元前5000年就已经建成了。
当斯科奇教授将上述结论公布之后，立刻在考古界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斯科奇教授率领的考古小组甚至被埃及政府赶出了吉萨考古现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已经收集到了所需的全部资料。事实上，自1993年以来，埃及政府再也没有批准过任何对狮身人面像进行实地考察的活动申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及学的研究专家们对斯科奇教授的发现显然持反对态度，而地质学家们却无一例外地都站在斯科奇教授一边。
1992年10月，在美国圣地亚哥市举行的美国地质协会年度学术会议上，当斯科奇教授的发现被作为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后，十几位与会的地质学家都认识到，这是对狮身人面像受到侵蚀的研究中最深入的一次。他们在观看了斯科奇教授提供的现场资料后，都欣然接受了有关狮身人面像主要由于遭受雨淋才导致受蚀的结论。
但是，在被问及斯科奇教授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使考古界重新明确狮身人面像的修建时间时，对这些证据不屑一顾的哈瓦斯博士却断然说：“这些证据根本就不具备科学依据。”
面对如此尖刻的批评意见，斯科奇教授仍然坦然自若，他平静地说：“在此之前，我早已被不止一次地告知，在第一代法老建朝之前，古埃及人既未掌握建造狮身人面像的技术，也未拥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来动员足够的人力……”
事实上，哈瓦斯博士等人的反对意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现有的第一代法老建朝之前的史料都不能证实任何一位或多位统治者有能力调动建造狮身人面像所需的人力以及有能力组织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但是，有关历史时期的研究目前毕竟仍处于初始阶段。而且，正如斯科奇教授恰如其分地指出的，无论如何，这项有关狮身人面像建造时间的考古工作并不属于他的研究领域。他说：“作为一名地质学者，我认为这项工作不是我所致力研究的主要课题。实际上，努力找到谁、何时建造的狮身人面像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埃及学研究人员的职责。”斯科奇教授最后还直截了当地补充说：“如果我的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发现与埃及学研究专家已经予以明确的理论发生了冲突的话，那么也许现在正是他们对自己的理论进行重新评审的时候了。”斯科奇教授的这一番话无异于向埃及学研究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结论和意义斯科奇教授得出的有关狮身人面像建造时间的结论将产生深远的意义。如果狮身人面像的建造时间真的早于吉萨古建筑群中的其他建筑，那么这表明在古埃及第一代法老建立王朝之前，这一地区就已是一个宗教圣地。另外，狮身人面像附近的神殿也建于相同的时间。由此可以继续推断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古人有能力建造狮身人面像这样宏伟的建筑，而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时在建筑技术上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甚至能够搬运重达200吨的石块——这一重量超过了用于建造巨石阵（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史前巨石建筑）的石块的3倍。事实上，用于建造狮身人面像的石块大部分都极有分量。
如果我们将上述结论视为一个可能性极高的假设，并为此重新查阅专门研究埃及第一代王朝建立之前的史料的考古学家的挖掘记录，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埃及学研究专家对斯科奇教授的发现给予明确的否定，但在第一代王朝之前，古埃及并未拥有建造狮身人面像的技术和人力这一说法不一定绝对正确。而且，我们无需像汉考克或其他人一样，拿亚特兰蒂斯国作为古人已在建筑领域达到相当水平的例子。
尽管我们对古埃及第一代王朝建立之前的那段时期了解不多，但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能够代表一种比史料记载中更古老而且也更兴盛的远古文化的零星线索。重要的是，这些线索都无一例外地将我们带到了吉萨古建筑群，也就是狮身人面像矗立的地方。
事实上，古埃及第一代王朝建立之前规模最大、入口最多的一个聚集地正好位于与吉萨高原隔尼罗河而望的玛迪镇。在这里，考古学家们曾经发现过范围广至180000平方米的一大片远古人类聚居的遗迹。这些历史文物是在1930～1935年间挖掘出土的，但就像很多考古活动一样，有关这次考古挖掘活动的详细内容从未正式公布过。玛迪镇出土的历史遗迹看起来应该始于公元前3600年左右，但也可能更早。只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才能得出更确切的结论。到目前为止，玛迪镇还是唯一一个已知的古埃及第一代法老建朝之前人类的聚居之地，除此以外，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类似区域都被深埋在沙石之下或被后来朝代的历史遗迹掩盖住了。当时的玛迪镇主要是一个贸易中心，位于通往西奈铜矿的交通干道上，而且处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最顶端，是一个主要的航运枢纽。有关的考古挖掘工作显示出玛迪镇的三个显著特征：它是在古埃及发现的最早的贸易中心，有证据表明这里的居民当中有异族人，说明当时各族之间的联系相当密切，而且这里还是已知的古埃及最早的金属制造业的中心。
贸易和冶金业是一个聚集地能够在管理方面逐渐积累经验并最终得以有效组织各种活动的必要条件。这两个领域均涉及商品的集中和储存，交通运输的控制，交易记录以及订货和欠债情况的记录等等。冶金业更是对采矿、精炼以及制造能力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只有掌握了相关技术，远古人才能生产出后人在考古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钢锭、金属工具和武器。而且，这些金属制品中的大部分毫无疑问都是用于出口的。
我们还在玛迪镇的历史遗迹中发现了有关当时社会已建有一定程度的组织系统的证据：玛迪镇上建有两个用于储存物资的公共仓库，其中一个由数个大规模的地窖构成，地窖中盛满了各类货物；另一个仓库里摆放了大量的储存罐，不过这些储存罐全部埋于地下，仅罐口露在外面。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玛迪镇当时已经具备了一定形式的管理制度——不论这种管理制度是采取个人统治还是采取多人组成委员会集体管理的形式。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当时的远古人已开始掌握一些金属制造技术，其中用于储存物资的一个地窖就拥有一面石墙，这是古埃及发现的最早的将石头用于建筑业的例子之一。玛迪镇上的人还将包括玄武岩、石膏岩、石灰岩甚至硬度更高、所需雕琢技术更复杂的花岗岩、闪长岩用于建筑业。
同时，玛迪镇当时的居民很可能已掌握了开凿和雕刻诸如狮身人面像这样的庞大建筑的技术并拥有一定的施工管理制度。那么，到底是他们还是他们那些尚未通过考古挖掘活动找到相关遗迹的祖先建造的狮身人面像呢？玛迪镇当时的居民是否就是早先活动在沙漠地带，后来由于气候越来越干燥而最终迁移到了尼罗河附近地区的部落后裔呢？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对此，埃及学研究专家们却很快指出，在吉萨古建筑群中，从未发现任何与从玛迪镇出土的远古陶器及其他文物类似的出土物，从而否认了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说法。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埃及学研究专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并不正确。
事实上，过去曾经存在过一些能够证明玛迪镇与吉萨古建筑群有联系的证据，只不过可能已被埃及学研究专家们忘记了。本世纪初，考古学家曾经发现过重要线索，但却没有在考古界得到应有的重视。
世界各地的文物展览馆都面临资料过多、物品繁杂的窘境。如果有机会到这些博物馆的地下室里走一走，将会发现大同小异的情景：走廊里灯光昏暗，两边墙壁上架着足有几千米长的隔板，上面摆满了多年来考古挖掘活动中出土的各种文物，包括各式罐子、硬纸箱、包裹以及落满灰尘的各式工具。这些文物有可能都贴有标签或已做了记号，但那不过是履行一下归档手续而已，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