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晚报》成立于1880年，作为共和党的报纸和业绩，它一直由布特勒家族经营。它近几十年来的业主凯特·罗宾逊·布特勒是一位显赫的贵妇人，总是带着卷毛狗坐劳斯莱斯到处兜风。布特勒建了一家豪华的印刷厂，边上种着明显的非本地的热带植物。为了避免与工会发生矛盾，布特勒花钱一向大方。过去手工捆扎报纸的工人在实现自动化后仍做着邮递的工作。报纸从生产线上下来之后，工人把手向传送带上抬一抬，就像发圣餐一样——因此他们被称为“牧师”。但自从布特勒1974年死了之后，她的家族统治也结束了，这家报业也准备出售。
当时，《新闻晚报》的经纪人麦奴首先开价4000万美元，但是由于在此之前，公司高层刚刚镇压了一场罢工，使得各方买家都认为这家报纸的工会非常复杂且难以对付，因此这个价格根本无人问津，很快麦奴就把价格降到了3500万美元。
听到这个消息，巴菲特和芒格心中窃喜，马上出现，他们开出了3000万美元的价格，在一番讨价还价后，终于，巴菲特于1976年正式出价3250万收购了布法罗当地最大的报纸媒体《新闻晚报》。虽然在当年《新闻晚报》的税前收益只有170万，但巴菲特却看到了它在未来的收益会远远超过自己的收购价格。
而在巴菲特宣布正式入主《新闻晚报》的那天，布法罗，这个美国纽约州西部的城市，正好下了一场特大的暴雨，这似乎也预示着巴菲特的这次收购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一帆风顺。
当时在布法罗一共有两家较大的报业媒体，一家是《新闻晚报》，而另一家就是《信使快报》。《信使快报》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报纸，着名的大作家马克·吐温曾经是他的主人，报纸主题言论自由，词语犀利。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常年在盈利和亏损的边缘中行走，所以《信使快报》常年以来所依靠的生存方式，就是在周日出版的特刊，而《新闻晚报》则周日停刊。在巴菲特入主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状态，即便在当时《新闻晚报》的发行量已经是《信使快报》的3倍。因为巴菲特深深地懂得一点，只有把竞争对手彻底打败，才能够让《新闻晚报》在当地的报业媒体领域做到垄断，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
当巴菲特开始实施他的计划时，很快，就遭到了《信使快报》的反击，他们向法院控告《新闻晚报》周日版的发行，违反了希尔曼反托管法案；并大胆地要求禁止《新闻晚报》周日版在11月13日的首次发行。《信使快报》提供了很多证据，其中包括《新闻晚报》正计划在5个星期的时间内推销每周7份报纸卖6美元，而周日版则只卖30美分，而这个价格足足比《信使快报》50美分的定价低了40%。这些证据在《信使快报》看来，足以证明巴菲特的经营策略是要垄断整个布法罗的报纸媒体。
《信使快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法律文件的抄本，使得这次诉讼看起来像20世纪最重要的事一样。他的辩护人也提醒市民注意沃伦·巴菲特这个外地佬，要像驱逐钻营的政客一样摒弃他以维护当地的制度。法院当时要求《信使快报》出示它的对手意图摧毁它的证据，如价格低于成本的不公正的商业做法，会对《信使快报》有利，可是一些报纸竞争策略与非法经营行为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这使得他们二者官司焦点集中到了《新闻晚报》到底是否有垄断的企图？当时《信使快报》的策略是要确定一个具体的恶棍，让巴菲特在法庭上被民众认为他是奥马哈来的独裁者。它的舆论导向主题就是巴菲特是个百万富翁，根本不关心布法罗，他只想挤垮《信使快报》以提高他的报纸的价值。
这样一来，弄得巴菲特处于道德上的不利地位。对此，巴菲特作了私人答复。在出庭前，他提供了他父亲、祖父与报业的关系。在一份口述备案中，他谈到了他父亲、祖父与报业的联系及他给桑普利策当报童的历史，意思是说，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业务，当然我希望获得报业上的成功，可是如果不能取得新闻工作和成就，我是不会满足的。1977年11月4日，巴菲特站到了联邦法庭上，整个长廊上挤满了《信使快报》的雇员和他们的家人，等待着决定他们生计的一刻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巴菲特是条毒蛇。控诉人福斯发起了猛烈地进攻，巴菲特则平静地回答他的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开种种圈套。他只是提供事实，事实还是事实。他不动生色，什么也不能激怒他。
以下是控诉人福斯和巴菲特当年在法庭上的对话，这是颇为精彩的一段对话。
福斯：“你只是根据麦奴提供的信息决定购买这家报纸的，是吗？”
巴菲特：“不，我只是考虑了他提供的一些信息，自己又收集了一些，还有我们对于报业常识的了解。”
福斯：“你没有检查工厂、设施、报社，没有与别人讨论或其他什么的？”
巴菲特：“没有。”
福斯：“那么，先生，你在购买前就已考虑过要出版周日刊了，不是吗？”
巴菲特：“我想如果一个城市的主要报纸没有周日版不显得奇怪吗？我当然要调查这种可能性。”
福斯：“你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吗？”
巴菲特：“基本上没有，我只是自己看了看。”
福斯：“只有你自己吗？”
巴菲特：“是的。发行量和名次，这些在贸易出版物上就能查到。我们也许有必要说明一下，真正的商人是不会不作研究就投资3250万美元的，通常还是好几个研究。那样会给他们一种安全感——所谓专家的保证——哪怕并不真的可靠。最后会有人来评估各种情况。这人应是主要管理人，如果没有数据支持，一个自信心不足的人是不会站到分析板前的。如果有人说不需要数据支持的话，别人会觉得奇怪的。”
在法庭上，巴菲特的话很随便，但很可信。他竭力说明布法罗人会因为多了一家周日报而受益。当法官小查尔斯·布里安特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要学《信使快报》发行周日报时，巴菲特打了几个简单的比喻，就像随身带着一样。
巴菲特说：“你们都觉得《信使快报》已经发行了很多年头了，独此一家——可人们的习惯力量是很强的。每天早上我刮胡子都先刮同一边，穿鞋都先穿某只脚。人是习惯性的动物，他们多年来使用的产品是有很大优势的。”
在福斯的追问下，渐渐地，法庭上所有人都已看出，巴菲特对《布法罗新闻晚报》的经济状况了解得比谁都多。
福斯：“那么你是否想过你出版周日报可能会使《信使快报》停业？”
巴菲特：“没有。”
福斯：“从来没有吗？”
巴菲特：“我想《信使快报》的日子还长着呢。”
福斯总算让对手上钩了。他走向审判席，手里挥舞着一份最近《华尔街日报》上关于巴菲特的文章的复印件，大声朗读了其中一段，证明巴菲特其实一直有垄断报纸的念头。
沃伦把拥有一家垄断的或主导市场的报纸比作拥有一座不受约束的收费桥梁，然后可以随意提高价格，要多高有多高。这引用的是桑迪·戈茨曼的话，他是巴菲特在曼哈顿的第一个朋友。巴菲特百口莫辩，可是这个桥梁的比喻太形象了，人人都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
福斯：“那么，你是否讲过拥有一家垄断报纸就像拥有一座随心所欲的收费桥梁？”
巴菲特：“也许我说过拥有一家垄断的小报纸，尤其像在内布拉斯加的佛里蒙特这样的小城市里，在没有电视竞争的情况下会是一个大生意。但是不是收费桥梁什么的我记不得了，这是个好生意。可能会比佛里蒙特的收费桥梁还好。”
福斯：“你是说在一个小范围里拥有一家垄断的或主导市场的报纸，就像拥有一座随心所欲的收费桥梁，对吗？”
巴菲特：“我不想就此字眼与你争辩。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商业机会。”
福斯：“因为你可以想把价格定多高就多高，对吗？”
巴菲特：“我没有那么强的欲望，但你有决定价格的能力。”
福斯：“这才是你想要的生意，对吗？”
巴菲特：“我还没有呢，有一个倒也不错。”
福斯：“先生，你用过随心所欲的收费桥梁这类措辞，不是吗？这不是你说的吗？”
巴菲特：“我只说过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什么约束，能有这么座收费桥梁是很不错的。”
福斯：“为什么？”
巴菲特：“因为你已投入资本，你用过去的钱建桥，就不用担心贬值了。”
福斯：“于是你用了不受约束这字眼，这样你就可以提高价格了？”
巴菲特：“是的。”
福斯：“你所说的收费桥梁就可垄断整个过河交通了，你是这意思吗？”
其实福斯根本不知道，当巴菲特还是个小孩子时，看着经过他朋友鲍勃·拉塞尔家的交通时，他就梦想着有一个收费站了。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后，法院最终还是许可了《新闻晚报》周日版的发行；但同样也给予了《信使快报》更多的保护。这使得《信使快报》在获得了更好的公众形象外，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这次诉讼反而导致了《新闻晚报》的公众形象受损，其损失要远远大于官司胜诉的本身。在1978年，《信使快报》的周日版要比《新闻晚报》多发行10万份。当时的《新闻晚报》被禁令严重阻碍着。法官要求报社出示每个周日的顾客名单；晚报的推销员，工作人员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对手的律师抓住，作为违反法庭判决的证据。
有一次他们认为晚报在搞歧视。对方的一个律师马桑说：“《新闻晚报》的情况不太好，我们有能力规范它的行为。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可以接触到它的记录。”因此《晚报》基本上是靠联邦法院的恩赐发行的。到1978年底，《新闻晚报》税前损失达到了290万美元。
这样的损失是巴菲特几十年来投资损失最大的一次，但巴菲特仍然在不断地自我勉励。反而是芒格感到十分恼火，他非常害怕《新闻晚报》会成为一个无底洞。
终于，在1979年，也就是巴菲特买下《新闻晚报》后的第三年，纽约的联邦法庭推翻了对《晚报》的禁令和歧视诉讼。联邦法院是这样解释的：对第一次有关动机的诉讼，我们找不到一点证据证明巴菲特先生买下《新闻晚报》是为了挤垮《信使快报》，它没有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来占领《信使快报》独占的周日市场。所有的记录只能证明巴菲特先生想尽可能地办好《晚报》，而没仔细考虑过他的竞争行为会给《信使快报》带来什么后果。这正是反垄断法提倡的，而不是压制竞争。
法律终于证明了巴菲特的清白，但是《新闻晚报》仍然在周日版大战中败于《信使快报》，而到了1979年，《新闻晚报》的亏损扩大到了440万美元。在那一年，查理·芒格曾经想到过是否退出《新闻晚报》。
70年代末，美国经济仍未走出低谷，布法罗当地的经济依然低迷，因此当地两家最大的报纸都陷入了困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82年，也就是巴菲特买入《新闻晚报》的第五年，这五年的时间，巴菲特的账面损失一共达到了1200万美元。这个数字几乎让查理·芒格抓狂。当时芒格说了这样一番话“如果不算《新闻晚报》和它遭受的赤字的话，我们本可以拥有7千万美元的资产和每年1千万的赢利。无论布法罗将来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百分之百相信它的赢利会比不买该报少”。
最黑暗的时候也是光明到来的时候。
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下，与《新闻晚报》同样难过的，还有经营不善的《信使快报》。1982年9月，《信使快报》终于顶不住了连年的亏损，它的大股东明尼阿波利斯之星暨论坛报业公司由于它旗下的主要报纸《明尼阿波利斯报》也经营不善，因此只能先关掉《信使快报》以降低运营成本。当时他们的董事会主席奥托·西尔哈十分清楚，《新闻晚报》背后有伯克希尔和蓝筹公司源源不断的资金在维持，但是他们不行。
《信使快报》关门的那一天，《新闻晚报》改名为《布法罗晚报》，并开始发行晨报。6个月内，它的发行量就涨到360000——远远超过了《信使快报》创下的周日读者的纪录，广告率也急剧上升，这也反映了这家报纸劫后余生的读者率和垄断地位。报社在无竞争的第一年的税前赢利就达到了1900万。到80年代后期，该报每年赢利4千万，源源不断地为伯克希尔输送资金。
4．“别信书上的理论”
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时候，股市疲软，走势看得让人生气与厌烦。
从1977年春天开始，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就如同跳水一般，猛跌到800多点，远低于平均水平1969点。原因是经济周期的影响，因为7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所有报纸的头版都登着绝望的消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者，尼加拉瓜的红色军团，石油输出国组织活动频仍，国内能源短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作用在削弱。老布什开始关注白宫，并对联邦债务感到震惊。他发誓，如果他当选就要在第一任里实现预算平衡。这样的经济环境，让美国股民心灰意冷。
着名的《商业周刊》则干脆做出了最让人揪心的预言，1979年8月的一期刊物的封面题目就是“股票完了”。文章很有创意，它仔细描述了股市不景气的各种现象。
文章悲观地说道，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必须承认股票永远死了这一事实——也许将来会恢复，可绝不会太快。
然而，对于巴菲特来说，这就是投资的美好时光，他代表伯克希尔公司陆续搞了一批投资，用贪婪的目光东张西望，四处寻找猎物，投资了奥姆雷达·赫斯、美国广播公司、GEICO，还有通用食品、《奈特岛拯救报》、通用媒体、SAFECO、F.W.羊毛公司等，还有许多其他公司的股票。
这个时候，巴菲特吃惊地发现，一向以长期投资出名的养老基金在1979年只把手头9%的钱花在股票上，再没有比这更胆小的事了。巴菲特嘲笑他们说：“一群理论上说最该保持长期投资的人，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高兴。”
面对廉价的股票，面对巴菲特的批评，一些高级投资顾问还解释说：“还有些问题不明朗。”“股价很低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进，将来的形势还取决于许多棘手的问题。”
可惜，直到熊市将要过去的时候，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还在等着“看清形势”。
对市场洞若观火的巴菲特坚决不同意基金经理们这种说法。他给杂志《福布斯》投了篇稿子，批评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过了时的明智，在文中愤愤地写道：“将来的事没人知道，你们是在大家都看好时才花高价买进。不确实性其实一直伴随着长期投资者。”
这篇文章出现在这个时候，对于研究巴菲特的投资思想是很有作用的，他表明了巴菲特对于资本市场这个行业的理解更加深入，比他以前的思想更深入、更先进。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巴菲特批评了基金会的经理们都集中到了当时利率有9.5%的公司债券上了。
对此，基金会经理的解释是，原因很简单：股票没有息票，而且风险太大了，债券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