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着说：“日本人的生活清净无尘，这就像正在盛开的樱花，美丽而纯净。”换句话说，进行“晨浴”也就是把身上的污泥洗净，只要身上有一点这样的污浊，那就不是“美丽而纯净”的。日本人从来不会对自己进行这样的劝说：如果自己没有觉得受辱，那就不算受辱；他们也不会想：正是因为自己的不检点所以才会受到侮辱。把报仇视为“晨浴”的观念是日本传统社会公开提倡的，因此有很多有关报仇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中最为着名的就是《四十七义士》。人们把这些宣传成了英雄和忠义，把报仇的故事搬上教科书，改编成戏剧、电影，改写成通俗读物等等。总之把这种带有报仇观念的传统演绎成了经典，渗入到了日本现有的文化之中。
这其中反映出了很多日本人对于偶然失败的敏感。比如，一位大名让自己的三个武士家臣猜一把着名武士刀的锻造者。三人中只有一位名叫名古屋山三的武士猜对了，于是另外的两位武士家臣就觉得自己“情面”尽失、备受侮辱，于是便准备伺机杀掉山三。其中一个人在山三熟睡的时候用山三的刀去刺杀他，不过并未成功。后来，他们继续“复仇”，终于把山三杀死，而维护了武士的“情面”。
还有很多是讲必须向自己的主君进行报仇的故事。一般来说，“情面”的准则意味着这个家臣必须终生忠于自己的主君，但是这毕竟与“恩”有所不同，因此如果家臣受到了主君的侮辱，那也就意味着他与主君变为仇敌。在德川家康的故事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德川家康的家臣听说德川曾经背后说过他是个“能被鱼骨刺卡死的家伙”，这句话在武士看来是对自己尊严的严重侮辱，绝对无法容忍。因此，这位武士立下重誓：到死也不会忘掉这一耻辱。当时的德川家康定都江户不久，全国也没有统一，还有很多敌对势力存在，于是这位家臣便暗中勾结与德川家康敌对的诸侯势力，准备做他们的内应，放火烧毁江户。在这位武士眼里，只有这样做，才算维护了武士的“情面”，才算实现了向德川的报仇。很多西方人对于日本人忠诚的评论，不符合日本的实际，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日本人所看重的“情面”并不仅包含着忠诚，还包含着特定条件下必须进行的背叛。就像日本人自己说的那样：“挨了打便变成叛徒”，受辱的日本人同样如此。
在日本文学作品中经常见到贯穿在历史故事中的主题有两个，即：遭受失败的报复竞争中获得胜利的；遭受侮辱的人报复侮辱自己的人，包括侮辱自己的主君。虽然我们能够从这些文学作品中看到很多不同的情节，但是，当我们对当代日本人的身世、当代日本小说进行考察并观察当代日本社会的实况之后，我们便会清楚：尽管日本人在传统社会中对报仇的观念十分崇尚，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日本则像西方社会一样，很少见到真正的复仇行为，甚至日本的复仇与西欧比起来还要少见。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这种考察而认为没有复仇的日本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看重名誉。是的，现在的日本的确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动不动就挥起武士刀进行血淋淋的复仇，但是日本人对于“名誉”的看重一如既往，只不过现在的日本人对于遭遇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经日益变成自卫性的而不再是进攻性的。他们仍然不能容忍耻辱，不过已经不再随意挑起斗争，取而代之的是让自我麻痹。明治天皇没有进行维新以前，日本的法律体系非常不健全，所以那个时候进行直接攻击的复仇仍然是非常常见的。不过到了近代，随着法律、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生产的发展，公开的复仇行为已经渐渐转移到了地下，也或者是选择自杀雪耻。日本人的复仇方式也更多倾向于运用计谋进行报复，让仇人毫无察觉，就像古代故事中，主人在美味的餐食中巧妙地暗藏粪便，用来招待仇敌，以便对方毫无察觉地吃下去。但是在今天的日本，包括这种非常隐秘的攻击也变得很罕见了，日本人更多是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一般他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让这些丢失“情面”的东西侵蚀自己的内心。
遇到失败、污蔑或者被排斥的日本人都非常敏感，因此常常生自己的气而不是生别人的气。现在的日本小说大多所描写的就是一个有教养的日本人是如何不安地面对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的故事，这能反映很多日本人的情绪。在小说中，主角对于一切不满，讨厌日常生活，讨厌家庭，讨厌城市，讨厌乡村。这种情绪不是因为自己的理想没有实现，而是在理想的目标面前，自己的努力太过渺小。其实如果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远景，无论这是一个多么遥远的目标，日本人的厌倦情绪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之所以有这种厌倦情绪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敏感，他们常常害怕自己被排斥在伟大事业之外，因此内心没有依靠。这与我们所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俄国小说中所反映的消极情绪基础是建立在主人公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对立之上的。乔治·桑塞姆爵士（SirGeorgeSansom）认为，日本人对于现实和理想的对立感是缺乏的。他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日本人的哲学以及日本人对人生的态度。除此之外，这与日本人容易忧郁也很有关系。日本和俄国都喜欢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描写厌倦，这与美国的情况非常不同，美国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这样的题材。他们不会觉得人生的不幸是因为性格有什么缺陷，或者是无法适应残酷的现实。日本的小说中也会从无产者的角度进行描述，他们谴责城市经济对于传统日本的侵蚀。不过，就如某位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日本的小说所反映的内容总是一个弥漫着能够让人情绪爆发的有毒气体的社会。无论是小说的主人公还是作者本人都不会花心思弄明白为什么在日本社会中会弥漫着这样的空气，似乎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正是因为总有这种刺激人们情绪的氛围，所以人们都容易伤感。在封建时代，日本人会把自己的情绪指向对自己进行侵犯的人，可是现在，他们却将这种攻击转向自己。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忧郁不一定因为十分明确的原因，虽然能够找一些借口安慰自己：我是因为某事而心情不好，可是他们内心之中更多的是埋怨自己。
针对自己最极端的“攻击”就是自杀。他们认为，洗刷污名甚至在身后获得好评的方式就是选择适当的方法自杀。与美国人认为自杀只是对绝望的屈服和自我毁灭看法不一样，日本人非常尊重自杀，并觉得自杀完全能够做到光荣和有意义。遇到特殊情况，自杀是维护“对名誉的情义”最体面的方式。新年来临之际仍然欠债的人，承担责任事故的官员，被迫分离的恋人，抗议政府仍然不对中国采取行动的“爱国志士”等等，他们选择了就像封建时代落榜的少年举子或者拒绝被俘的士兵一样的方式，将最后的暴力对准自己。有人说，日本人的这种自杀倾向是最近才出现的。事实是不是这样，现在很难有一个确凿的证据，不过根据统计，近来的观察者对日本人自杀的频率往往高估。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日本人从来不回避自杀这个主题，就像美国人不回避犯罪主题一样。相比较起杀别人，现在的日本人宁愿选择自杀。用培根（Bacon）的话来说，日本人将自杀看成了一种“刺激性事件”（flagrantcase），而通过议论自杀，能够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与封建时代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采取的形式更加自虐。以前，名誉受损的武士不会接受随便的死刑，他们会遵照朝廷的命令，只有在被批准切腹之后才进行自杀。就像西方人宁愿选择被枪杀也不愿意上绞刑架一样，对自杀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而自杀的方式也要尽显自身的尊严。死已经被注定，能做的就是选择死的方法。可是近代日本的自杀更多的是主动选择死。就像前面说的，日本人现在往往把暴力指向自己，而不是别人。封建时代被认为是体现一个人最后勇敢和果断的自杀行为，现在则仅仅是主动地选择自我毁灭。最近的四五十年，在感到“世界混乱”、“方程式的两边”已经不再相等或者需要“晨浴”的时候，日本人越来越倾向自己毁灭，而不是毁灭别人。
虽然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把自杀当做最后反击而得以保全名誉的制胜方法，但在现代已经发生了与古代不同的转变。据说在德川时代，幕府一位德高望重的顾问因为自己推荐的将军继承人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承认而当众袒腹抽刀，准备切腹，以此来维护自己“对名誉的情义”，他获得了成功，他推荐的人顺利继承了将军职位。“自杀”成了他抗议侵犯其名誉的重要方法，用西方式的语言说，就是威胁反对派的一种手段。可是在现代，类似抗议性的自杀更像是一种为信仰的献身，或许是因为自己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或许是为了反对某一协议，抗议者往往选择自杀，而这些令人动容的行为又往往影响舆论的倒向。因此，现在的自杀已经不仅仅是摆个架式进行威胁了，它只有身体力行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