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冶金发展史表明，氧气顶吹炼钢法，给20世纪后半叶的冶金工业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炼钢法与过去通用的平炉炼铁法比较：投资少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生产效率高3至5倍；生产成本低；质量相仿。1953年，奥地利首先开始试用；不久，美国、加拿大和西德相继采用。日本直接从奥地利引进这项新技术，于1957年开始应用，到60年代初期尝到“甜头”，纷纷拆掉平炉改为转炉，由此钢产量大幅度上升，10年左右跃居世界第三位。叶渚沛早在50年代初期就看到氧气顶吹转炉强大的生命力，在我国积极倡导这一正确的技术方向。在学术上，他进行过周密的探讨。1956年，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详细的书面建议，并且明确地指出，采用氧气顶吹炼钢法迅速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看来是必由之路”。但是，他的建议当时没有引起冶金界领导的重视，而被搁置一旁了。
这丝毫没有动摇叶渚沛的科学信念，他是个不屈不挠的探索者。叶渚沛决定用实验成果来证明自己的科学论断。1958年以后，他带领化工冶金研究所的同志们，建立一台15吨的小转炉，进行试验，充分显示出氧气顶吹炼钢法的优越性，为发展大型转炉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训练了一批技术骨干。
国家科委看到这些成果，拿出一部分科研经费，在石景山钢铁厂建立了一台30吨氧气顶吹转炉，作生产性实验。这台转炉从投产到现在，产量一直居全国之冠。
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设西南钢铁基地，开发攀枝花矿。这个矿储量很大，但是矿物结构很特殊。矿石中的主要金属元素有铁、钒和钛，还有微量的钴等，化学成分复杂，所以，这个矿的冶炼和综合利用，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作为一个冶金学家，叶渚沛深知自己的责任。他运用多年来理论研究和实验的成果，在1958年至1965年的8年里，写出了10余篇研究论文，对攀枝花矿的合理利用，钢铁基地的建设方针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并且，从攀枝花矿的具体条件出发，提出了工艺流程和配套采用新技术等一系列建议。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用。
1960年底的一天，一位老朋友请叶渚沛去吃饭。在餐桌上，一位客人谈起他在农村亲眼见到的一些困难情况。叶渚沛听了心里很难过，再也吃不下去了。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过去对人民的温饱没有关心，内心深为负疚。
回家以后，叶渚沛找出平素积累的有关农业方面的资料，搜集了大量参考书籍，他要为解决我国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尽一点力。这个课题是他的“业余”研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天天工作到深夜，有时困得实在支持不住，便倒在沙发上睡一小觉，醒来继续工作。眼睛熬红了，人消瘦了，终于在1962年初写成《关于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建议》一书，报送中央领导。
这篇4万余言的著作，凝结了他大量的心血。在这部著作中，叶渚沛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粮食和肥料的需要，进而找出解决农业问题的一些途径。在我国，他首次提出应以“农业生物统计计量学”来计量地指导肥料的科学施用，以最小量的肥料获得最高的粮食产量。
1963年冶金学家叶渚沛主动要求参加全国农业会议。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论述生产高浓度磷肥新技术。这项新技术并不是叶渚沛的发明，是他归国前，花了3000美元买的“技术专利”。带回国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番改进。在结束发言时，他说：
“我向所有专门领域内的专家们致以歉意，因为我越出自己的冶金领域，冒昧地发表了上述意见，但这是由于我真挚地希望有助于我们的科学，有助于我们的祖国。”
这番赤忱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与会的专家，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聂荣臻同志对叶渚沛的发言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在国家科委的支持下，化工冶金所于1965年建立一座07立方米的炉子，开始了我国竖炉炼磷的实验。不到半年，就获得了可喜的成果。经过鉴定，一致认为，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多快好省地生产高浓度磷肥的有效途径。
不让一天虚度
叶渚沛的眼睛总是紧紧盯着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而心总是踏踏实实地扑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他在冶金技术的竞赛场上，起跑都是抢先的；同时，他对化工、农业、能源、地质以及国民经济布局等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撰写了百余篇建议和著作。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对叶渚沛的治学态度，做过这样的评价：“从不随声附和，往往提出独有的卓越见解，其后为实践所肯定。”
对于科学天地以外的事物，他从来无暇顾盼。他的妻子叶文茜是一位研究西方文学的美国人，总企望用艺术的魅力感染她的丈夫，然而她不得不承认，艺术的“磁波”对丈夫的吸引力很小。就像星星总按着自己的轨道运行一样，叶渚沛很少偏离自己的生活轨道。他每天早晨4点起床，漱洗之后开始读书或工作；7点吃完早点，上班；晚饭后散步十分钟，又是读书或工作，直至11点就寝。不管星期天或假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他的床头枕下，案头架上，到处是书。每次出差，行囊中大部分装的还是书。有一次去青岛疗养，他满满地带去了两皮箱书。他差不多天天都是在读书、写作中进行“疗养”。医生不得不向他提出善意的警告：“请不要把书斋搬到疗养院来！”
有时候，孩子们也会抱怨：“爸爸不像人家的爸爸，从来不带我们出去玩，成天埋在书堆里。”妈妈说：“爸爸放在第一位的是他的书和工作。”
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事实。
叶渚沛曾经长期在美国工作，过着优裕的生活。回国后，是中国科学院一级研究员，工资收入也比较高，但是他的生活很简朴。他不饮酒，不吸烟，粗茶淡饭，布衣便鞋。对子女也从不娇惯，不允许他们贪图物质享受。他把大部分收入用来买书或接济同志和朋友。1969年国庆节，他接到周总理的请柬，邀请他上天安门观礼，心里非常激动。在那动乱的时期，这确实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家里人为他高兴，妻子翻箱倒柜，找出仅有的一套毛料中山装和一双皮鞋，还是回国初期置办的。
1966年夏天，那场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叶渚沛被关进了“牛棚”。从此，他每天担负着沉重的体力劳动，经受着精神上的折磨。
个人的灾难没有使他产生过多的忧虑，他一手创建的、曾为祖国科学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化工冶金研究所被全盘否定，改成了一个生产半导体的小工厂，这使他日夜难眠。眼睁睁地看着我国与先进工业国已经缩短的距离，又越来越大了。他的心沉浸在无比痛苦之中。叶渚沛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他不顾个人安危，于1971年3月3日，毅然拿起了笔，上书毛泽东主席，反映我国科学事业遭受的严重破坏；要求保留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科研性质；要求给他本人继续为祖国科学事业献身的机会。他那颗炽热的心，跃然于纸上：
“我坚信对祖国发展着的科学技术，自己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贡献。您能够理解一个年近70、只剩下不多几年工作时间的人，对浪费最后的生命所感到的痛苦。为祖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就是我的生命，剥夺我在自己专业内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的机会，我就等于是活着的死人。”
他，万万没有想到，给他剩下的工作时间不是几年，而是只有很少的几个月了。凶恶的癌细胞在迅猛地吞噬着他的躯体，他自己毫无察觉，依然拼命地工作。在症状愈来愈明显的情况下，经家属一再催促，才不得不去医院。
就在这一年的11月24日，他手中攥着未完的遗稿，便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对妻子和女儿留下唯一的遗嘱：“把蹲‘牛棚’以来写的论文和建议献给国家，将来会有用的。”
他在国内外的许多学生和友人，闻讯纷纷发来唁电，痛惜中国和世界失去一颗“科学彗星”。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8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中国科学院为叶渚沛同志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在向“四化”进军的化工冶金研究所职工，怀着对老所长的深切敬仰，在他的遗像前表示，一定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叶渚沛生在国外，长在国外，学在国外，也曾工作在国外，唯独他那颗赤子之心始终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通，和人民休戚与共。他为祖国的冶金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和建议，至今仍闪耀着科学预见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