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之道的文章，作于汉初。在汉代尚未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直到唐代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论，讲“大学之道”，才开始为人们所注意。到了宋代，二程推崇《大学》，把《大学》作为“入德之门”。朱熹进而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又认为收在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便把它重新编排了一番，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其中“经”一章，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传”十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和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
“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大人”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成年之人，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因此需要知书明理，通晓人生之道；二是指充实而有光辉的伟大人格，可以在社会上表现道德芳表，修己治人，风动草偃，以平天下为最高目标。这两种含义并不冲突，却有先后顺序。所以《大学》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旧说《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参所作，而曾参又是从孔子那里听来的。所以朱熹作《大学章句》就把这篇文章的第一大段总论分作“经”，说它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后边进一步阐述总论的文字分为十小段，它们充当“传”，来解释经文，阐明“经”的意义。并且说：“其传十章，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由于这样一改动，所以后人称之为《致本大学》，与原始的《古本大学》，在内容上颇有些不同。
总之，《大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不可确考，从内容上看，与先秦孔、孟、荀有思想联系，是对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概括，可为儒家政治哲学的代表作。
（一）《大学》中的“三纲八目”
《大学》开宗明义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就是修明天赋的光明德性；“亲民”就是管理好臣民百姓；“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这三个基本原则被认为是封建统治者一生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所以也叫做“三纲”。
《大学》对这种思想内容作了总概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是说，古代凡是想在天下发扬明德的人，首先必须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首先必须整顿好自己的家族；想整顿好自己家族的人，首先应该修养好自身；想修养好自己的人，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自己的人，首先必须使自己意念真诚；想使自己意念真诚的人，必须首先要获得知识；想要获得知识的人，就在于领悟事物的道理。若是事物的道理领悟了，知识才能获得，意念才能真诚，才能治理好家族，国家才能整顿好，天下才能太平。从天子到庶人，都应该把修身当做根本。
《大学》在这里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也叫做“八条目”。“八条目”是“三纲”的具体化，是实现“三纲”的具体步骤。在这“八条目”中，又以“修身为本”，天子要修身，庶民也要修身；君子要修身，小人也要修身。
修身是基础，是根本，是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只要大家都把身修好了，天下也就太平了。“身”是具体生命的存在，一定落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修身”所要求的就是在与人交往方面，修养自己的品德。正如《礼记·大学》中说：“古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修养品德，首在避免成见，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对别人预作判断，使人际关系受到扭曲。我们会对哪些人有成见呢？根据《大学》所云，对我们所亲爱的、所贱恶的、所敬畏的、所哀矜的，以及所傲惰的人。如果我们对某人亲近爱护，就会凡事由好的一面去为他设想，而对于我们所厌恶的人，情况就相反了。人的气质各有不同，嗜好兴趣也千差万别，“党同伐异”似乎难以避免。如果加上一些误会，更会造成恶性循环，把天下的恶行劣迹都归诸此人。
我们同样敬畏尊敬一些人，或者同情哀怜一些人。前者出于自卑心理，后者出于自负心理。这两种心理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及行动。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尊敬的优点与值得同情的弱点，我们却往往先入为主，不知道人的生命是动态发展的。如果我们成见太深，见人不明，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此外，我们还会对人傲视怠慢。殊不知人在道德修养方面是完全平等的，一但心存骄傲，自己的行为就无法中规中矩，谈不上“修身”了。所以《大学》总结说：“古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很少有人可以不存偏见，就事论事，对别人保持开放的胸怀平等交往。修身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大学》中的政治观
在政治观上，《大学》直接秉承了孔子、孟子的思想，主张统治者不要过分剥削人民，要爱民，其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它强调统治阶级要修己，目的在于取得被统治阶级的同情，达到所谓上行下效的结果。它写道：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后。此之谓挈矩之道。”《诗》云： “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大学》把封建主义的政治和伦理关系熔铸在一起，把阶级压迫的关系说成是家庭父慈子孝的关系。而治国必先齐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封建的孝道是以家长为统治基础的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体现，是束缚人民的绳索之一，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在伦理观上的突出表现。《大学》看到了封建社会潜伏的和现存的许多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了消除这些矛盾，它并不是从根本上，即从社会制度方面找原因，而是企图将其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以家庭的伦常关系，以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自我修养来调解和消除这些矛盾。《大学》认为，一个协调的封建社会要取决于家庭伦常关系的确定和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只要人人都能行忠恕之道，社会矛盾就会得以调和。就是说，只要互谅、互让，就可以取得社会安宁。《大学》这种理论，对于取得政权的封建统治阶级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它成了历代统治集团的伦理哲学理论之一。
孟子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观点，在《大学》中体现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大学》对德与财的关系，作了精辟论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大学》也讲生财之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大都是“以身发财”。《大学》遵循儒家的道德政治，在义利观上主张：“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府库财非其财者。”
《大学》是孔、孟、荀关于道德与政治理论的系统化，是儒家伦理政治的代表，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代表作。它所代表的儒家政治哲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把政治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从人的自我管理，即“修身”，到家庭管理，即“齐家”，到国家管理，即“治国”，到天下的管理，即“平天下”。这一管理系统有其合理内容，把家、国、天下的长治久安，建立在人的修身，即人的理性自觉、人的自我完善基础上，将是未来社会的最佳理想。
《大学》原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目标在于“人治”，现代加以诠释，《大学》变为理想社会的政治哲学，目标也在于人治，不过这个人治不是个人专制的封建社会“家天下”之“人治”，人的理性自觉的“公天下”，即人人自我管理的人治。这样人的人治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