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古浪城。1936年11月13日晚，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率领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奔袭古浪县城，占领城东北郊要点边墙洼和东升洼。14日早晨向守敌发起猛攻，击败守敌，击伤敌团长马华荣，占领了古浪县城。随后，红九军军部及二十七师进入古浪。15日，第二十五师也从横梁山转进至该县城。红九军即刻部署兵力，构筑工事守城。
从11月16日开始，敌军以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四个民团约两万兵力，向古浪城发起猛烈攻击。红九军依托城外高地和残破的城垣还击敌军，击退敌人的多次攻击。17日，敌人用山炮猛轰红军阵地，并出动三架飞机助战，接着驱动步骑兵向红军阵地连续发起疯狂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战至天黑，将敌击退。11月18日，敌倾全部人马进攻，战斗更为激烈。红九军苦战至天黑，伤亡惨重，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撤出古浪，转移到永昌东部地区休整。
古浪之战红九军共毙伤敌人2000余人，自身也伤亡2000余人，军参谋长陈伯稚、第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第二十七师政委李德明、继任政委易汉文、骑兵团长黄高宏等一批师团级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负伤。古浪战斗失利，不但使红九军元气大伤，也使西路军陷入被动局面。古浪失利后，红九军进入永昌东部地区，一面休整，一面总结经验教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红九军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撤了军长孙玉清、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职务；调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军长、李聚奎任参谋长、徐太先任政治部主任；撤销第二十六师和教导师的编制，将人员补入第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
永昌之战。红九军进驻永昌东部地区后，奉总部命令，布防于东十里铺至东二十里铺一带，配合红三十军打击敌人，“创建河西根据地”。未几，敌马元海即调集重兵，配以山炮、迫击炮向红九军等部发动进攻。12月7日，敌军向红九军驻守的十几个村庄发起攻击。战斗最为激烈的当数二十里铺，驻守在那里的第二十七师指战员与敌人反复拼搏，挫败了敌人的多次进攻。12月14日，马家军再次组织兵力发起攻击，炮火轰击后，步兵就开始集团冲锋，红军与敌进行多次肉搏，将敌击溃。除此而外，红九军还在头坝堡、水磨关、水泉子、红庙墩、王信堡等地与敌激战，毙伤敌一批。12月28日，红西路军撤离永昌县，红九军掩护总部及直属队向张掖以西转移。
红九军在永昌战斗40天，毙伤敌2000余人，自身伤亡500余人，第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第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等多名指挥员牺牲，自古浪折兵后再次受到很大损失，总兵力已不足4000人。
倪家营子战斗。1937年1月上旬，红西路军转移到临泽、高台地区，红九军奉命驻守临泽中部地区的沙河堡。红九军驻下后，即在这里同敌军战斗，20余日后，又转入倪家营子，被布防于东北方向，坚守堡寨，抗击敌军。自2月1日起，敌军开始大规模进攻。敌人凭借兵力优势，攻击非常猛烈，大炮与机枪齐射，步骑兵轮番冲锋。红九军各部队依托屯庄、农民庄院的围墙打击敌人。这时，红军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弹药供应不上，甚至连吃水都成了问题。战斗到2月底，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只得突围转移到祁连山下的三道柳沟。三道柳沟农民的庄院较少，较大的屯庄只有两三个，坚守防御的条件远不如倪家营子，加之农户少，粮食缺，红军只在这里坚持了11天，又向梨园口转移。红军经沙河堡、倪家营子、三道柳沟战斗，兵力消耗很大，有战斗力的部队已下降到2000人以下。
梨园口战斗。3月12日黎明时分，红九军掩护西路军总部转移到梨园口。梨园口是进入祁连山的一个山口，地形险要。西路军总部给予红九军的任务是占领山口两侧山头，阻击敌军，掩护总部和红三十军向山内转移。但是总部机关和红三十军尚未全部进入山口，凶恶的敌人就已追来。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命令部队迅速抢占山梁，控制有利地形，扼守山口。指战员英勇战斗，连续三次击退敌人的进攻。
这时敌军骑兵已经包抄过来，红九军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形势十分危急。红三十军立即派出一个营前来增援，受红九军指挥的骑兵师300多人，也向敌人发起攻击。由于敌人兵力数倍于红军，攻势猛烈，救援没有奏效，人员伤亡很大。陈海松带领所余700余名指战员死守山口西侧山头，浴血奋战，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用大刀砍，用石头砸，战斗异常激烈。拼到上午11时许，阵地上只剩下陈海松带领十几名警卫员坚守最高点。疯狂的敌人集中几挺机关枪猛烈扫射，陈海松身中八弹，壮烈牺牲。
梨园口战斗是红九军的最后一仗，这次战斗后，红九军有组织的部队只剩下五六百人，受命组成右支队，在王树声率领下转战祁连山，不久被敌军打散。
红九军血铸丰碑
红九军自1933年7月在四川巴中成立，到1937年3月梨园口战斗后解体，共存在3年9个月，转战川陕甘地区，参加大小战斗200余次，歼灭了大量敌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很多指战员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仅在河西战役中牺牲的重要领导干部即有原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原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第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委杨朝礼，第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政委李德明、继任师长陈家柱、继任政委易汉文、参谋长刘培基，教导师政治部主任李有庆等。
河西战役后，回到革命队伍的红九军指战员究竟有多少，至今尚未查到文字材料，据研究西路军历史的有关专家推断，包括党组织营救集体归队和零散脱险归队者，总人数有1000余人。这些同志归队后，即投入新的斗争中继续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英勇奋斗，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有一批同志牺牲在战场上。新中国成立后，幸存者中有许多人担任了党政军各级的负责人。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记载，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时，授予少将以上者即有20余人。
王树声，湖北麻城人，古浪战斗后兼任红九军军长，解放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李聚奎，湖南安化人，古浪战斗后任军参谋长，解放后曾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石油工业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方强，湖南平江人，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后曾任第四十四军军长、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学院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吴先恩，湖北红安人，军供给部长，后曾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湖北军区后勤部长，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后勤部长，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陶勇，原名张道庸，安徽霍邱人，教导师师长，古浪战斗后任第八十一团团长，后曾任华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二十三军军长，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政委，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昌毅，原名刘昌义，湖北红安人，第二十七师七十六团团长，后曾任海军旅顺基地、青岛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南京、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何柱成，安徽六安人，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后曾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宜贵，安徽霍邱人，军政治保卫局长，后曾任第六十四军一九一师政委，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志愿军第六十四军副政委，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1955被年授予少将军衔。
张忠，安徽六安人，第二十五师营长，后曾任第十八军五十二师副师长、师长，西藏军区筑路部队副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甘肃、贵州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徐太先，又名徐再先，湖北麻城人，古浪战斗后任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吴诚忠，安徽金寨人，先后任第二十五师政委、第七十五团政委，后曾任河南军区后勤部政委、干部部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作者马迅，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