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毛主席曾经说过：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刚从学校毕业，就走上工商管理这个工作岗位，年轻有为，大有前途。我希望你要发扬青年人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发扬青年人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发扬青年人敢于变革的创新精神，永远积极向上，斗志昂扬，怀抱理想和希望。”张科长非常赞赏何秋霖的态度，又用一些大道理鼓励他后，微笑着交待道：“今天下午上班，你就去江南中心工商所报到吧。”
“是，”何秋霖向张科长告辞前，再次振作起精神来，又表决心地说道：“请局领导放心，我一定会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的！”
在市中心街区附近，这有一个专门买卖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人们习惯称之为“和平”菜市场。它是一个市里人人皆知、有着悠久历史的“自由农贸市场”，既使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六、七十年代，也没有能够使它彻底消亡。八十年代初，这个市场从萧条走向复苏，而今又迎来一个繁荣兴盛的开端。
和平菜市场沿街两侧摆摊设点，占据着几条中小街道，是当时南疆市一个最大的“马路市场”。这里平日也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特别是到了节假日，更是人山人海，混乱而拥挤不堪。市场里卖什么的都有，大到家俱电器，小到几根葱蒜，吃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在路边的各个摊点上，小商贩们卖力地吆喝着；而购物的人们推着自行车、提着菜篮子边看边逛，不时会停下脚步，上前盘问价钱。这马路市场经常因人车占道，往往将整个道路堵塞得水泄不通。
在菜市场中心地带的路边一侧，矗立着四间简易的棚架房，特别惹人注目。它是用玻璃纤维瓦、框架式铁柱、木板块和草席等材料临时搭建而成的。每个房间大约有二十平米，里面摆放着一些办公桌、椅凳、直立文件柜和紧靠着墙壁的木制长椅。令人想像不到的是，这四间棚架房虽然这般简陋，而在它的门口处却十分显眼地挂着一块长形竖牌，上面写着：市江南中心工商行政管理所。
江南中心工商行政管理所，是南疆市工商局下属的八个基层单位之一。所长名叫陈灿，四十五岁，初中文化，他原先在部队是一位营级干部。一九七九年正值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恢复之际，他恰巧转业到地方，便调进市工商局任职。后来，他又被分配到基层第一线，当上了工商所所长。他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却有实干精神。三年来，南疆市江南区从无到有的市场管理工作，让他饱尝了从事这份职业的种种艰辛与困难。
1979年以前，南疆市的农贸市场皆归属“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管辖范围。而这个“市场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已存在多年的临时性机构，一般是挂靠在街道居委会的领导下，其人员构成也相当复杂。其中，有街道居委会派驻的兼职人员，也有市政府下属环卫部门的外驻人员，还有从工厂宣传队里抽、借调来的人员。此外，还有雇用一些临时工，等等。这样，就形成了“谁都来管市场，谁都不管市场”极度混乱的局面。为适应全国各地城乡农贸市场的快速发展，1979年国家恢复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同时，取消了原来“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职能，并将管理城乡农贸市场规划到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范畴里。此后，工商所的管理人员外出执勤、管理各类市场，右臂上虽然还挂着原来“市管员”或“协管员”的红袖箍，但其管理范围、方式和要求已和过去有了性质上的不同。直到1985年春季，全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正式人员才统一着装、换上了灰色的工商制服。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市江南中心工商所管辖着市中心街区最热闹的繁华地段，有平等街小商品市场、服装批发市场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管理市场的任务非常繁重。然而，全所却只有二十五人。其中，正、副所长各一人，国家干部三人，国家职工五人，其余十五人均为无编制而属于临时工聘用制的协管员。所内的管理人员分配在各个市场上，大都处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之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当天下午两点半，何秋霖骑车来到市江南中心工商所，向该所陈所长报到。
时值南方盛夏季节，午后的太阳热辣辣地从人们的头顶上直射下来，天热得人就像周围都着了火似的。江南工商所的棚架房顶上，只铺盖了一层深蓝色玻璃纤维瓦，没有隔热层。它虽然能遮住灼人的阳光，但却无法阻止由于太阳照射所产生的热浪在棚架房里弥漫和翻滚。只要在工商所办公室里呆得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被放进巨大烤炉里蒸烤的感觉，很是让人喘不上气。
何秋霖走进所长办公室，见陈所长正在接听电话，便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等候。角落里，一台落地电风扇正在来回摇头地猛吹着陈所长，但何秋霖觉得吹过来的却是一阵阵热风。没坐上几分钟，他就感觉闷热得就像是被扣在蒸笼里，满头的汗珠不断地冒了出来，顺着脸颊直往下流淌，后背的衬衫也在不知不觉中润湿了一大片。
过了一会儿，陈所长放下了手中的电话筒。不知他里正在思考着什么，对端坐在旁边长椅上的何秋霖似乎视而不见，没有吭声。忽然，他从办公桌后站起来，摘下挂在墙壁上的草帽往头上一扣，抬脚就准备往外走。
见此情形，何秋霖一时性急，也赶忙站起身，抢上前去挡住了陈所长的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