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是罗素哲学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分界。这一年他受到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的启发，开始用新的逻辑分析技术研究数学的基本概念。1900—1910年间，他同怀特海合作撰写《数学原理》。该书被人们看作是数学和逻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10年，罗素回到母校剑桥大学讲授逻辑和数学原理，后应邀到美国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从事反战活动。他参加了禁止征兵协会，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和平的演讲，对拒绝参加罪恶战争的人给予真诚帮助。1916年因为撰写反战传单被罚款100英镑，由于其拒付，法庭就拍卖了他在剑桥大学的图书作抵押。随后三一学院也解除了他的教职。1918年，他又给反战报纸写社论，因“侮辱同盟国”而被监禁6个月。鉴于其名声，他被判决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的一个小屋中写作和研究。
战争结束后，罗素访问了苏联，会见了列宁、托洛茨基和高尔基，他对共产主义者信仰的目标表示同情，但也对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表示忧虑。1920年8月，罗素访问了中国。在北京，他多次发表演说，介绍他的著作《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向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及改良派的梁启超等人介绍了苏俄的社会主义。他一贯同情被压迫民族，在英布战争中，他站在布尔人一边，为此他在英国贵族中极为孤立。
随着希特勒的上升，罗素反对纳粹方式，但他也同时反对导致战争的任何步骤。德国人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以后，他的态度于1939年有所改变，认为“反对纳粹的战争是必要的”。二战结束后，他的声名日益显赫，荣誉纷至沓来。1949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他“因写了多方面有意义的著作，并在这些著作中，作为人类和思想自由的斗士出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50年代以后，罗素的注意力从哲学转移到国际政治方面，成为保卫和平的英雄战士。1953年，美国试验了一颗氢弹，这改变了他的政治观点。他原先以为与其在独裁下生活，毋宁打一场战争；现在他主张与其打一场战争，毋宁在独裁下生活，这表现了他对未来战争的担忧。1954年12月，罗素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人类面临的危险》的广播讲话，严厉谴责比基尼氢弹试验。1955年初，又起草并发表有各国科学家签名的著名的罗素一爱因斯坦禁核声明。他还召开记者招待会，致函各国首脑，并且筹备世界著名科学家讨论废除核武器问题的会议。多次组织核裁军运动，甚至带头静坐示威。1961年为反对美国政府发展核武器，89岁高龄的罗素偕夫人参与了伦敦游行示威，结果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
60年代以后，罗素筹建了“罗素和平基金会”，得到了一些政府首脑和著名人士的支持。他曾插手调停古巴导弹危机、阿以冲突和中印边界冲突，反对美国的侵越战争。这些活动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由此获得了世界和平奖。1970年2月2日，98岁高龄的罗素平静地与世长辞。
罗素是20世纪影响最大、声望最高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罕见的博学多产的著作家。他给后世留下了七十多部论著和几千篇论文，涉及哲学、数学、伦理、政治、历史、文学以及教育等诸多领域，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成就。罗素的哲学观点以浮动多变、善于接受他人意见为特色，但他所具有的独创的、开拓性的工作对本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先驱。他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对战后的世界和平、进步和正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罗素是一个坦诚的，说真话的人。对所有的事情，他都能有自己的道理。美国出版商威廉·乔瓦诺维兄回忆说，在哈佛大学当生时，他总是到食物便宜而不太好的餐馆吃饭。乔瓦诺维克说：“我总是坐在一张长长的公用餐臬前，很多时候罗索也坐在那里有一天我控制不住好奇心问道：‘罗素先生，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吃饭，因为我穷。可是为什么你也在这里吃饭？’他说：‘因为在这里从来没有人打扰我。”’
他自小聪明绝顶。被誉为神童；他成年后以哲学为武器于预世界，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他与波伏娃的爱情情脍炙人口，被称为“存在主义爱情’的最好贯彻者。
存在主义的代表
——法国哲学家萨特
1905年6月21日，萨特出生在巴黎，其父是海军军官，母亲是家庭主妇。第二年，萨特父亲便离开人世，母亲只好带着刚满一岁的萨特投奔他的外祖父。从此，他的童年生活就在一个老人（外祖父）和两个女人（外祖母和母亲）中度过。
萨特在家里扮演着神童的角色。他8岁开始写小说，全家人常聚在一起读他的作品。他写武侠小说，写长篇连载故事，在故事中，他把自己描述为手握宝剑能将千万大军击溃的英雄好汉；而实际上，他此时早已立下志愿，他毕生的使命将是握住笔杆，造就思想上的百万神兵，加人伟大作家的行列。
1924年是萨特人生中重要的一年。经过艰苦准备，他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升入法国最高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这座学校，萨特度过了幸福、快乐的4年，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自由争辩的学风，使萨特出众的天赋如鱼得水，很快成为出类拔萃的高才生。正是在这里，他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被柏格森迷住了，他说：“我被柏格森镇住了，寻思：哲学是迷人的，道理从天上翻身跳出，秘诀在于使更多的真理从天上掉下来。”
大学毕业后，萨特毅然参加哲学教师学衔会考，并终以第一名的成绩如愿以偿。也正是在这座学校，萨特结识了一批杰出的伏秀头脑，他们包括文学家保尔·尼赞，哲学家雷蒙·阿隆、梅劳·庞蒂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这里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波伏娃。这位杰出的女性是萨特的终生伴侣，她与萨特的关系已成为20世纪文坛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他强烈地渴求一种“介入”的自由，就是一种深入到现实中去的自由。1939年9月，他在法国洛林地区应征人伍。1940年6月21日，正值35周岁生日之际，萨特在洛林被俘，关押在德军特莱弗D12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萨特体验到了个人在集团中的特殊情感。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是属于一群人的，他人对“我”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他更多地体验到一种在别人目光威逼下的痛苦，一种群居中的孤独。萨特哲学中有关“他人”的思想就是与他在集中营里的这种体验密不可分的。1941年萨特获释，回到巴黎，担任巴斯德中学的哲学教师。这一年的秋天，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发行。这部巨著标志着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基本形成。这本书在大战期间得以发表更有其特殊的影响，特别是书中的自由观点，号召人们冲破枷锁，起来反抗，在抵抗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尚未平复，他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萨特及其朋友们的思想及活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45年，他与波伏娃等人主编的《现代》创刊，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中小知识分子由衷地欢迎萨特提供的这一非传统思想。“存在主义”一词不胫而走，人们到处谈论存在主义，它在法国～直风行了十多年，成为战后法国乃至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萨特本人则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1966年，闻名世界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以自己的存款为基本资金，邀请世界多位知名人士组成了“国际战犯审判法庭”，专门调查、审理美国的侵越罪行。萨特欣然接受罗素的邀请，担任了法庭的执行庭长。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庭审理后，执行庭长萨特做了总结性讲话，后来以“种族灭绝者”为题发表，文中揭露了军队在越南的罪行，号召全世界进步人士用一切力量制止这场战争。萨特等人的活动，作为一种巨大的道义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和美国的舆论，从而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尤其得到了越南人民的尊重。当萨特于1970年应邀访越时，他受到了越南官方所给予的等同于国家元首级礼遇的超常接待。
1968年当法国爆发“五月风暴”时，63岁高龄的萨特还亲自走上街头，和学生们一起游行散发传单。
1980年4月15日，萨特这位存在主义一代宗师与世长辞，享年75岁。他逝世两个小时后，法国电台与电视台就发布消息。在举行葬礼那一天，有6万巴黎人自发涌上街头，为他送行。如此壮观的葬礼，在整个20世纪恐怕也是罕见的。萨特已不再说话，然而，他的名字和他对人类产生的巨大影响将永垂史册。
萨特一生从未正式结婚，因为他讨厌任何形式的，束缚。在生活中，他更最大限度地避开精神追求以外的生活负担和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只有西蒙娜·波伏娃真正了解他，因为她也有着同棒的追求。尽管萨特的婚姻观让她一生蒙受了不少痛苦，但她坚强的意志使她始终没有被压倒。她从一开始便明白了她不是惟一的，那么她所能做的，要么离开萨特，去成为一个平庸男人的惟一；要么就是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她那不屈的性格和勃勃的野心，使她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