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就在2005年5月8日管理层颁布再融资管理办法布当天，股市一改往年逢扩容便黑脸的局面，沪指跳空高开并一路狂涨了近57点。
“大盘走势显然已不能用常规思维来解释。”对此，某私募基金负责人表示，“即使市场对再融资开闸已经充分消化，再融资办法正式实施也只能看成是一个中性消息。当天涨幅接近4%，应该是国家队资金在行情中发挥了作用。”（注解40，“大牛市道里的思维方式”《中国证券报》，2006年6月13日。）
经过“五一”节后一周的加速上攻，上证综指有效突破了2001年的历史高点2245.43点与2004年反弹高点1783.01点所形成的长期压力线，并连续突破1500点、1600点重要整数关口阻力，上证指数惊现近10年来单周最大涨幅，这样的局面充分显示了当市场全面启动以后的巨大爆发力，也显示了中国股市走牛后巨大的上升空间。
上证综指突破1500点的历史意义是什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0年12月19日，在管理层放开股价涨幅管制之后，指数从95点一路狂涨，1992年5月到达1429点阶段性巅峰，距离1500点整数只有咫尺之遥，这是股指第一次问候1500点。而真正实现第一次跨越，则发生在1993年2月，这一次股数从386点涨到1558点。此后再见1500点已经是1996年12月份，这一次指数是从512点涨回来的，到达1510最高点位。1999年“5·19”行情让调整了两年半的上证综指终于突破了1500点的封锁，于6月30日左右攀升到了1700点附近，2000年春节之后在对新经济的憧憬中指数再度以1300点附近起步直至创出2001年6月的2245点高点。但是，好景不长，指数很快在童年11月又回到了起步的原点--1500点附近。2002年3月，上证综指突破1500点下探至1370点左右。6月回到1450点左右，在1500点的下档苦苦地支撑着。2004年初“国九条”的颁布，给步入大熊市的股市一剂强心针，受此刺激，上证指数不仅在4个月中突破了1500点，而且创出了自2001年6月以来的新高1783点。但是，由于遭遇宏观调控的寒流，上证综指在9月又创下了1259点的新低，虽然之后在反弹中曾经摸高到1496点，但到了2005年6月上证综指甚至惨跌到1000点位。上证综指再见1500点，已经是2006年5月9日。
正如同一个人在生命中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一样，中国股市2006年5月9日再现1500点，和彼时的1500点早已不可同日而言。2006年5月沪指突破1500点，岂止和1992年第一次的1500点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和2004年9月见到的那次1500点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相比，上市公司的数目没有多大增长，公司还是那些公司，投资者还是那些投资者，管理层还是那个管理层，但前者是股权分置改革前的1500点，后者则是股权分置改革后的1500点。这一质的不同预示着在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股权分置改革后，困扰中国股市的最大障碍已被扫除，1500点只是中国未来5年超级长牛市中第一个恢复性行情的目标位。
三、被松绑的普罗米修斯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和世界的货币流量将一直非常宽松，同时，国内通货紧缩现象依然存在，房地产市场将进入一轮较大的调整市（或者说“挤泡沫”阶段），所有这些这些都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货币基础
由于如上所述的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的原因，中国国内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都在增加，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达到了近几年以来的新高。如果在当前货币增速的情况下，未来几个月没有通货膨胀迹象，央行将不会采取货币紧缩措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将尽可能保持下去。此外，让央行感到头疼的仍然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正在海外广泛形成，但央行却又无法阻止升值的大趋势，央行唯一可以做的是尽量延缓升值的时间和缓和升值的幅度。当海外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越来越强烈的同时，中国政府控制人民币升值幅度的能力却大大低于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吸引力反而变得更大，吸引的国际资金也更多，从而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更大增加。因此，观察国内货币供应量情况的同时，要密切观察中国政府的态度以及海外对人民币升值综合反应的合力作用。
作为股票投资者，纯粹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最佳的情况是以上描述的那种，即人民币实际升值的幅度总是小于预期幅度，而且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因升值预期无法满足而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量就会越多，对于国内股市的上涨就越为有利。
目前，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中最值得注意的信号是，一旦人民币兑换美元浮动价格扩大范围，人民币会升值这种预期将对中国证券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日本是前车之鉴。1985年，美国和欧洲国家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大幅升值。此后10年，日元汇率平均每年上升5.2%。结果从1971年的1美元兑360日元上升到现在的118日元左右，日本由此掉入“货币流动陷阱”，货币政策趋于无效，经济也丧失活力。日元升值早期，只有少量国际资本进入日本，买入日本股票。此后日元升值，股票上涨，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1979年，国外净购入日本股票仅有1.92亿美元，1980年猛增到61.5亿美元。1986年，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超过280万亿日元，交易额达160万亿日元，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1987年4月，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猛增至2660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26520亿美元市值；1988年底，东京和大阪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分别为38400亿美元和32700亿美元，高居全球股市前两位，东京股票市场势压纽约和伦敦，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1985年12月，日经平均股价仅为13113日元，此后一路攀升至1987年9月的26000日元，并于1989年12月29日达到历史最高点38915日元。1989年4月的官方利率上调成为日本股市下跌的导火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官方五次调高利率，股价从1990年初开始大跌至1992年8月18日，日经平均股价已降到14309日元，与最高点相比下跌了63%，同时也创下世界三大股市中跌幅最深的纪录。
同样的历史在中国台湾发生。1988年10月，根据臭名昭著的《奥姆妮布斯贸易和竞争法案》，美国财政部在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的国会咨文中“裁定”，韩国和中国台湾人为操纵汇率，美国人借汇率大棒敲开韩国和台湾的大门。当时台湾中央银行受到压力后，采取缓慢升值的政策，却招引了大批套取汇兑利益的热钱汇入套利，巨额贸易顺差加上这些热钱，在外汇市场构成庞大的压力，导致游资泛滥，对股票市场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台湾股市加权股价指数从1985年7月的600点开始逐渐上升，1986年9月达到2505点，从此如狂飙野马，一发不可收。1987年10月1日，指数升至4600点，此时全球发生股市风暴波及到台湾，指数一度跌到2298点，但稍作整理后股指再度踏上涨升轨道，并于1988年9月26日达到8870点。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动向是，从2001年中期起世界3大经济体--美国、日本、欧盟奉行低利率货币政策所积累的十分庞大的国际游资一直在流向国际商品市场和涌入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目前，全球资金增长远远超过可供投资资产的增长，出现货币流动性过剩，甚至“泛滥”，大量游资意图寻找合适投资目标，是造成国际大宗商品和股票市场牛市的重要因素。
全球资本泛滥也“淹”及到了中国。在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这两个变量共同作用下，大量美元涌入人民币资产，以期获取升值收益。由此派生出大量货币，形成流动性过剩资金涌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石油市场、黄金市场、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特别是在中国相继经过房地产价格、石油价格、黄金价格、商品价格暴涨之后，中国唯一剩下的只有股市价格没有上涨过。中国股市非但没有上涨，而且在全球股市出现大牛市的情势下，中国股市不升反跌。现在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热钱不断涌入中国内地，增加了资金供应量。这种由国际巨额游资推高中国股票价格，蕴涵着中国正迎来一轮中国股市、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繁荣机会。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际巨额游资进军中国，最主要原因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欲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而渐趋开放的中国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背离的逐步消除，中国股市孕育着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吸引了出于逐利目的的境外资金进来分一杯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的日趋坚挺，国际游资还将源源不断通过各种途径涌入中国证券市场。
资本推动力
展望未来5年中国的证券市场，如果能加以比较的话，届时，中国证券市场将与日本不相仲伯，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资本大市场。让我们从3个比例关系看一看美国、日本、中国的情况。2003年，美、日、中经济规模大约为9：4：1，而资本市场总市值为15：5：1。发达国家储蓄率很低，有些国家甚至是负储蓄率。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唯一的一个异数。历来是一个高储蓄率、高增长的国家。但现在，由于国内老龄化以及经济出现了问题的原因，日本储蓄比例也下降了。中国2005年的储蓄率是38%，从这个高储蓄比例看，中国潜在的、可追逐资本市场或其它投资渠道的钱大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8%。从广义货币资金看，美国、日本和中国大体是15：10：4的比例关系。可以说，如果国际资本市场再发展10年，这一比例关系将被改写。
未来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如果达到7.2%，中国经济总量将翻一番。相比较，发达国家的增速要低得多（上限平均增速为3.5%），实际可能更低。因此，可以预见，到2015年，美、日、中的经济总量之比将从现在的9：4：1变成9：4：2，中国经济总量会有很大增长。如果说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是同步的话，那么，中国资本市场总市值与美、日之间的比例将相应变成15：5：2。就是这一比例，我们认为对中国的预估是非常保守的，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市场，从理论上说比国民经济增长要发展更快，美、日、中广义货币资金总量在10年后大约为15：10：7.5之比的关系。
如果说上述只是从经济增长以及广义货币资本总量方面看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潜力，那么，由于下列因素的存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可能完全超出我们常规思维的想象：
（1）汇率变化。短期看，汇率主要是通过依靠国际收支来加以平衡的，但长期看，购买力平价将对汇率起决定作用。日元汇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期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日本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也在短时期内名列世界前茅。
（2）直接、间接融资比例。中国直接融资比例比较低，间接融资比例相当高，二者之间的关系将在未来发生相反方向的显着调整，即直接融资大幅增加，间接融资比例开始下降。
（3）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际劳工组织有关数据表明，允许社保基金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其资金投资于股票约占其基金总额的60%，而这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开放式基金来加以实现的。以美国为例，从1990年到1994年，美国各类退休基金占共同基金资产的比重，从19.6%上升到35.5%。1999年，美国开放式基金资产规模达6.8万亿美元，当年美国养老基金总额为7.8万亿美元（为全球养老基金总额的3/5），其中2.5万亿美元投入到开放式基金，占当年养老基金总额的32%，占当年开放式基金总资产的36%。此后，美国养老基金在开放式基金总资产规模中所占的比例一直稳定在35%左右。养老基金总额的迅速扩大和养老基金入市比例的不断提高，推动了美国开放式基金的发展，也是造就20世纪90年代美国长达10年大牛市的主因之一。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加州雇员养老基金会主席曾夸口说：“养老基金就是资本市场。”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不消5年左右时间，我们将看到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特别是养老金制度通过试点和逐步推广全国的变化过程。因历史上独生子女等特有的政策，人口老龄化已经或者将构成中国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从现在起，中国不可能不认真对待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揽子国计民生的问题。在未来5年里，中国政府如能妥善解决好社会保障体系问题，那么，养老基金将变成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投资主体，从而大幅度提高未来中国的直接融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