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硫易造成建筑物和许多材料的损坏，对人的呼吸系统产生严重刺激，甚至有致癌作用。1998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2100万吨。北京仅各类锅炉每年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就达20万吨。
烟尘是大气污染物中含量大、成分复杂、危害很大的一类，包括飘尘和降尘。北京地区的飘尘中主要含有硫、铅、锌、铜等成分。烟尘除遮挡阳光、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外，更严重危害着人体健康，城市中肺癌等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增长，都与飘尘的危害有关。
中国南方酸雨构成的危害也日趋严重。据统计，77个城市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48%。
在全国500多个城市中，大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不到1%。人口与城市化的过快发展，使环境不断恶化，资源日趋耗竭，反馈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活与发展，是当今生态的首要危机。
中国极其宝贵的淡水资源也面临着水污染的严重威胁。据估算，全球每年的污水排放量达4500立方米，可造成5.5亿立方米淡水的污染。中国年废水排放量为360亿立方米，受污染的河流达47%，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全国约有1/4的人口在饮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水污染危害人类和各类生物的健康，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与生存环境。不仅江河湖泊受到了污染，大海也成了排污和扔垃圾的场所，原油泄漏、严重的“赤潮”现象不断发生。
地球虽然是一个“水球”，但97%是海水，淡水仅占3%，其中又有2%的冰川，真正可供人类引用的水不足1%。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完全或部分依靠地下水生存。在缺水地区，每天约有2万儿童因缺水而死亡。
中国境内有众多的河流湖泊，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量仅240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量的1/4，而且分布极不均匀。中国城市从60年代就开始缺水，目前全国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0多个，北方更有80%的城市供水不足。首都北京的地下蓄水层50年前位于地下5米左右，现已下降至地下50米，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人均水资源的1/6，即400立方米，属严重缺水的城市。
比城镇环境污染涉及面更广的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大范围内生态系统的破坏与退化，突出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消减等方面。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涉及的范围达36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水土流失量已达100亿吨。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达4800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38%。“三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淮河流域和沿海地区等几大水土流失区，已经成为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首推黄河流域。由于主要流经黄土高原，以及长期的人为对植被的破坏，使黄河成为全球、也是中国输沙量最多的河流，多年平均含沙量为37.7公斤/立方米，是长江的77倍。平均年输沙量16亿吨，相当于一条高、宽各1米，绕地球32圈的沙堤。这16亿吨沙中有4亿吨沉积于下游河床，形成每年淤高8-10厘米的“悬河”；而另外12吨沙被带到入海口，使入海口每年向海中推进3公里。近百年来，黄河入海口已淤积了400亿吨泥沙，形成面积为5400平方公里的三角洲。
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也很严重。20世纪50年代末，水土流失面积约为36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0%。经过40年的“小治理大破坏”，水土流失面积猛增1倍多，已占流域面积的40%以上。每年冲进洞庭湖的泥沙近2亿立方米，使湖底泥沙累计厚达170米，总淤积量近40亿立方米。
全国范围内，各水系因水土流失造成的泥沙淤积损失水库库容200亿立方米（相当于5个密云水库）；内河航道缩短过半；“悬河”、“悬湖”增多，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
土地的荒漠化与沙化是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和现实的主要问题之一。特别是近代，由于人口增加，生产活动加强，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沙漠、沙地面积不断扩大，许多原来的草原也变成了沙漠。中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0余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7%以上，相当于14个广东省，其中新疆、内蒙古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47%和60%。
放牧、樵采、不合理灌溉等行为，加剧了土地生产力下降和肥力损失，使沙化退化问题日益突出。如在内蒙、宁夏荒漠化草原区，仅搂发菜、挖甘草两项，就足以给旱地草被带来灭顶之灾。据估算，搂1斤发菜将导致1.3公顷草原沙化、退化5年之久。蒙、宁两区因此破坏的草场已将近1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地区发生和扩展的沙尘暴亦是严重的生态灾难。中国上世纪50年代发生过5次沙尘暴，80年代发生14次，90年代至今已发生23次之多，波及范围越来越广。
造成生态系统破坏与退化的人为因素可以归结为“五滥”，即滥垦、滥牧、滥伐（林木）、滥采（药材）、滥用水资源。这些行径直接地使生物多样性显着消减，并且恶化了生物生存环境。“五滥”中，滥伐森林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最大。陆地植物的90%生存于森林中，热带雨林的面积虽只占陆地的6%，其中却生长着全球野生植物的60%，足见森林在维持地球生物多样性上的巨大作用。近几十年来，由于乱砍滥伐，地球每年大约有1100万公顷的热带雨林消失。中国几十年来森林也遭受极度的砍伐。虽然人工造林使全国的森林覆被率到上世纪末达13.9%，但仍然面积少且分布不均。一些重点林区，森林覆被率长期以来处于下降趋势，以黑龙江省为例，在上世纪初森林覆盖率达70%，现已降至35%以下；自然条件优越的云南省，森林覆盖率亦由50-70%下降为25%。滥伐森林使大量物种面临濒危或受威胁的境地。
在中国，处于濒危和受威胁状态的野生动物约有4000种（其中濒危脊椎动物约400种），濒危、受威胁野生高等植物约45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种数的15%以上。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藏羚羊、白鱀豚、红豆杉等珍稀物种的分布区已明显缩小，数量骤减。
以上概述可见，中国的生态危机近在咫尺，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年的《财富》论坛上语出惊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子孙后代，但实际上已经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痛心地提到，短短50年，我们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我们的土地因为水土流失损失了一半。（注解：《新华网》，2005年8月18日。）
潘岳称，若继续保持目前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话，当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甚至会更多，而这是现有的环境资源根本无法承受的。故生态危机不是50年后的事，而是5到15年的事。
《环境影响评价法》自2003年9月1日起开始生效。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曾就《环评法》的执行情况在全国作了专题调研，结果发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平均执行率只有50%-60%，即千亿元以上的大批项目没经过任何环评程序就擅自开工了。这充分反映了环保法律法规在地方保护主义面前的苍白无力，以及执法环节的薄弱。同时，《环评法》也确实存在着许多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问题。如现在的审批原则是按项目投资规模的大小来分类分级的，而不是按项目对环境影响的大小来分的。这样就导致，一方面，大量的对环境影响很小、但投资规模大的项目都跑到国家环保总局来做环评；另一方面，一些可能产生重大环境影响、而投资规模不太大的项目却在地方审批了，造成国家管理的失控。因为在地方，这类由当地环保部门进行的“同级审批”是难以抵挡地方保护主义干预的。
总之，在未来两三代人的时间范围内，中国的人口增长仍将是一个不可避免、惯性很大的过程。中国目前庞大的人口基数，特别是庞大的育龄妇女人数，加之整体上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人口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由于人口众多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双重问题。所谓生存，就是必须在今后三四十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为至少15亿人口提供吃饭、喝水、生活能源、住宅等基本需求的条件，以及享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权益的机会。所谓发展，就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始终处在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以及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环境和生态问题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高速发展而不断加剧。同时，根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技术等方面条件能力尚不具备，加之环境资源的外部性和生态恢复的长期性，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难以根本扭转。中国在其经济起飞过程中正承受着空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问题，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双重挑战，以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支撑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赶超”的宏伟目标，从而使自然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变得更加脆弱。因此，中国第二次经济起飞的时间与经济发展的资源承载条件是被严格框定的。未来二三十年里，中国正处在三大人口高峰彻底来临以前的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历史与未来留给中国及后代的回旋余地是狭小的，调整时间是短暂的，基础是苛刻的，发展的机会是最后的。（我不明白这句话有什么不好，编辑要把它改过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