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世纪之争:中国,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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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中国崛起的国际制衡(5)

世界经济历史值得记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经过近了20多年的平和发展,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便进入到了一个国际经济剧烈的摩擦期,而到了现在,日本又进入了一个平稳均衡期。平稳均衡期也因为有摩擦最多的中国做为日本的挡箭牌。如果说要画一个以时间为横坐标,以国际经济摩擦为纵坐标的示意图的话,那么,中国作为大国兴起也将经历上述这3个重要的历史阶段:(1)20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准备期。这一时期是国际经济摩擦处于隐性阶段时期。(2)2000年到2020年间,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国际经济摩擦日益显现化时期。这一时期也将经历大概20余年时间。(3)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接纳,从而达致像当年日本历经的新的国际均衡期。这将是21世纪20年代之后的事情。眼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入世5年保护期的行将届满,中国正在进入了一个至少将长达20年的国际经济摩擦期,因此可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

六、国家安全系数分析

短期和中期安全角度看,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得到了相对改善。但从长远安全利益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国际安全保障系数并不很高,被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周边地区冲突的威胁也远没有消除,分裂势力活动的隐患始终存在。

1949年中共执政以来已先后经历了6次战争和军事冲突,它们分别是:朝鲜战争(1950-1953);炮轰金门马祖(1958);中印边界反击战(1963);中苏边界冲突(1969);西沙海战(1974);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1979)。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平均每5年要卷入一次军事冲突。由于频繁地卷入军事冲突,中国不能实现正常的经济起飞,在1952年到1966年的14年里中国国民收入按1952年可比价格计算只增加了1.17倍。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4.53倍,而仅1978年到1996年的17年里就增长了3.74倍。实现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强国梦的具体体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中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因此中国必须将避免卷入军事冲突作为首要的国家利益。同时,对保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军队要有计划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从过去立足于准备应付打大的战争转变到准备应付防御性的局部战争。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可能卷入的军事冲突有以下几个:

(1)台湾“独立”问题。中国政府在统一中国进程中选择了“一国两制”,但决不轻言放弃武力犯台的模式。但台湾当局,特别是陈水扁上台以来,则一直利用台湾问题国际化,摆出了随时要跳出“中国统一”框架的态势。2006年9月24日,陈水扁更在台湾岛内一片“倒扁反腐”的声浪中,为转移台湾人民的视角,抛出了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不改变海峡两岸现状的承诺,抛出了“宪改”和“涉及”领土变更“议题。9月28日,他又在民进党20周年党庆活动上继续发表”台独“,鼓吹”两国论“,向台湾民众再次宣称要催生所谓”新宪“、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这是陈水扁逾越中国政府提出的台湾问题”底线“的又一次玩火自焚。

只要台湾修宪成功,配合美、日军事联盟遏制中国发展的情势,其结果极有可能演变成台海战争,造成强烈的对抗和冲突。这一局面如果真的发生,将有可能从3个方面严重损耗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政治上,无论战争的结果是实现统一,还是最后走向分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方面倡导的和平统一政策都不能算是一个成功。在经济上,海峡两岸一旦开战,两岸业已发展起来的经贸关系将停顿,两岸贸易和台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不但将从此中止,而且已在中国投下巨资的台资企业也将难以为继进行正常的经营。战争还将占用大量经济建设资金,使正常的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破坏。在外交层面,台湾海峡一旦出现战事,在国际上必然再次形成强烈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将骤然紧张。根据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国恢复外交友好关系的经验教训看,一旦台海出现战争,中国和国际关系的重新修好至少需要5至6年的时间。总之,台湾问题一旦引发战争,中国现代化进程将出现严重倒退的局面。

(2)南沙群岛的石油开发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沙群岛地区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或地区有着边界分歧,这种分歧是历史性的,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为此,中国政府曾多次有诚意地提出”搁置分歧,共同开发“的建议,建议得到了大多数和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和地区的声援和支持。尽管如此,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上开采石油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中越南就是一个例子。冷战后的越南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很迫切,希望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实现其经济快速起飞。但如果越南为了获得在该地区更多的石油开发权而进行强行开采,这将迫使中国不得不用武力保卫自己的领土和海洋权益。

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存在着诸多潜在的周边地缘安全不确定因素,中国与日本、印度、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都有领土争议和边境冲突的隐患,只是引发冲突的原因可能有不同:

(3)国际资源供应的安全问题。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0年来的发展,中国一跃成为与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日本比肩的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中国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进口原油运输4/5左右是通过马六甲海峡。据测算,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成是中国船只。马六甲海峡已经与中国经济安全息息相关。不用多说,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重要。这个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3国共管的海峡,直接扼东亚国家的能源咽喉。意味深长的是,以前的日本人、美国人和东南亚人根本没有考虑到的是,中国与日本两个大国的海上石油供应线正好重叠起来了。请注意,这一重叠值得仔细解读,因为它将直接决定着未来中日关系的”合作和竞争“结构。

从中东到东亚的这条海上经济命脉,存在着一系列安全威胁。且不提中东的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马六甲海峡猖獗的海盗活动是这个地区一个明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为此,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一些有关东南亚国家的海军都布防马六甲,打击海盗是它们最基本的理由。但是,除了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明眼人都知道,它们都是为防范国际冲突而未雨绸缪的。

除了马六甲海峡,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其海上石油供应线经过台湾海峡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日本一直在强调台湾海峡对日本的所谓战略地位和价值。日本有影响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在2004年3月24日一期,发表所谓《台湾独立的大是大非》专集,日本前驻泰大使、右翼的外交评论家冈崎久彦居然称,”台湾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唇齿相依“,台湾若被中国大陆统一,日本必须另寻生路。他说,中国大陆如果能尊重台湾维持现状,并永久加以承认,那当然最好不过了,如果必须抉择是否独立,惟一的可行之道,就是放手让台湾人自行决定。冈崎把台湾问题居然叫做”民族自决“问题。”台湾究竟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或是另一种形式的既存事实,二者的明确区分,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而言,绝对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大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冈崎久彦还认为,如果中国能够使用台湾作为潜艇基地,就可延长活动范围至塞班岛和关岛。日本的西南海域和航线,从此就操在中国的手中。不仅如此,南海的情形也大致相同。更糟的是,中国一旦控制南海、台湾,美军的第七舰队将难以经常出入南海周边海域。(注解:柳寒江:“中国的国家战略”,《国际观察网刊》,第18期,2005年12月11日。)

其实,像冈崎久彦这样关于台湾的论调,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日本人的殖民主义老调重弹而已。一百多年前,日本开始占领和奴化台湾;二战期间,借助占领台湾后获得的地缘优势,日本几乎自杀性地“南下”(占领整个东南亚和图谋澳大利亚大陆,触及英国的势力范围)和“东进”(与美国开战,偷袭珍珠港)。而如今,本来日本的石油海上路线安全是由美国海军确保的,日本却仍然借口“海上安全”而涉及马六甲海峡和台湾。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已经离不开国际市场。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成为中国的生命咽喉。我们在此面对着艰巨的维护海上安全和保卫在台湾的国家主权的任务。对中国来说,马六甲海峡不仅是个跨国海盗问题,而是可以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大通道的问题。而祖国统一则涉及到东亚地区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影响的将不仅是中美关系,而且是中日关系的内容和形式。

(3)日本加快迈向军事大国步伐。1999年7月27日,经过本内阁批准的《防卫白皮书》,包括确立战争法(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在自卫队组建后首次起动海上警备行动、日美开始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以及内阁会议决定配备侦察卫星等内容。“白皮书”反映出日本防卫厅颇具危险性的打算,即积极参与美国先发制人进攻,支持其军事干预战略,进一步加快日本迈向军事大国的步伐。

“白皮书”强调说,战争法将确立“通过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战争法的目标在于,当美国在亚太地区首先发动进攻或实施军事干预时,日本将视“周边事态”而提供合作或进行参与。

“白皮书”列举了定义为“周边事态的一些’具体事例‘”,比如“即将发生武装冲突”的事态,或“在某一国家发生’内乱‘、’内战‘,进而发展成国际事态”。“白皮书”虽然关注到中、俄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的担心,但仍然强调说,“政府将继续致力于确保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实效性的课题,同时努力履行上述法律。”“白皮书”提出要“尽早建立’调整机构‘(即发生周边事态时就作战、情报活动和后方援助等进行协调的机构)”。从中不难看出,日本防卫厅加紧采取具体措施,促进战争法的启动。

强调日本自卫队新的强化措施,是“白皮书”的又一个特点。例如,强化把日本纳入美军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强化侦察卫星的作用和启动海上警备行动,以及强化船舶检查能力等。“白皮书”指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中国防卫政策方问的重要课题”,它“纯粹是防御系统”等等。但是,“白皮书”说,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最大目的在于“防护驻外美军”,就是说,保卫部署在日本境内的美军,保障其自由地采取军事作战行动。对此,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政府于1999年4月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在亚太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会使地区的紧张局势激化”,对此表示“忧虑”。韩国采取了不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态度,韩国前国防部长官千容宅曾在3月份批评说:“实施战区导弹防御设想,可能引起周边国家的忧虑。”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来,日本一直遵守和平主义宪法,该宪法禁止日本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但是,上述的长达50页的防卫白皮书却明确规定,日本将进行自卫,甚至诉诸军事打击,以防止出现它所认为的可能的进攻。这样的谈论仅在两三年以前还是一种禁忌。而现在,防务报告突出地说明日本的防务立场发生了变化。日本《每日新闻》报导,该报告表明了日本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从参加维和和救灾行动改为在军事上发挥作。日本国内开明的《朝日新闻》批评该报告利用北朝鲜导弹威胁一事来证明其防务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的正确性。日本前防卫厅次长太田说,日本同其亚洲邻国之间摩擦的日益加深是今年防务报告的主要问题。他差点说日本自认为受到军事威胁。

小泉首相上任后,更提出了修改宪法和集体自卫权问题:建立一个能够行使武力、派遣自卫队介入世界任何假想冲突的体制;建立紧急事态体制,以便在紧急事态发生的时候能向海外派兵进行取缔和抵制活动,并对假想的导弹攻击和恐怖袭击进行反击。这就是所谓的有事法制。这是自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政权以来时隔46年在政权课题中提到修宪的第一位首相。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小泉再次利用日本人民对恐怖袭击事件的愤怒情绪,谋求以此为契机重新考虑集体自卫权问题。这样,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对中国及其周边邻国造成了实质性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