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些日子，当甄垠年又一次到同济大学去找倪爽时，那个门房老头说，倪爽已经离开学校了。甄垠年问她去哪儿了，门房老头白了他一眼，粗声大嗓地道：“稀奇话，侬不是跟她白相谈朋友么？连侬都不晓得伊去了哪儿，阿拉怎么会晓得啦！”
§§§第五节
中午，甄超然从杨浦回来了。
工厂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工人请的请假，开的开小差，剩下的已经不足以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转了。甄超然心里明白，工人们离开厂子的原因并非完全因为战争逼近，近两年来，由于通货膨胀，金圆券一贬再贬，虽然甄超然授意工厂方面给工人增加了几成工资，可还跟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工人们闹了几场罢工风潮，致使工厂的生产效益急速下降，已经走到破产的边缘。这种情形当然并非只是在甄超然的工厂才发生，上海整个工商业其实也差不多。时局犹如大厦将倾，他一个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因此，甄超然指示厂长给留下的工人们发了一些遣散费，索性让工厂停产了。
尽管总算了却了一件大事，但甄超然的心情多少还是有些抑郁。因此，当甄垠年把倪爽介绍给他时，他的反应有些淡漠。甄超然的目光在倪爽脸上停留了片刻。他显然记起了当初垠年被自己干预过、最后不了了之的那场恋爱。这使他接下来的态度变得和善了些。但出乎甄垠年意料的是，父亲对共产党邀请他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并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只是对让他出面劝说其他民主人士委婉地拒绝了，说诸公虽对蒋氏都抱有恶感，但政治见解亦不尽相同，由自己出面劝说恐怕不大合适。
甄超然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倪爽也就不再勉强了。甄超然接受北上邀请的态度，显然已经让她感到很满意了。
从甄公馆告辞时，甄垠年把倪爽一直送到马路上。临分手时，倪爽忽然想起什么，问甄垠年：“你真的要去美国么？”
甄垠年说：“是的，签证都办好了，如果不是为了父亲，我早就动身了。”
“还记得在延安时我对你说过的话吗？”倪爽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将来的建设多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应该留下来。”
甄垠年注视着她说：“你这样说，是代表贵党还是代表你自己呢？”
倪爽莞尔一笑：“如果我两者都代表呢？”
甄垠年也笑了一下：“要是这样，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了。”
§§§第六节
当甄垠年随同父亲甄超然辗转在去北平的途中时，沈福天带着太太甄可昕和儿子大头回到了老家石坨镇。
他是回来为母亲田桂枝过六十岁大寿的。
石坨镇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原来的镇公所变成了中共石坨镇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大门两边刚换上去不久的招牌还散发着新鲜油漆的味道，一些穿戴灰色或绿色军帽和便衣、腰间挂着短枪或肩背各式长枪的人进进出出，间或还夹杂着几个缠着头帕的农民，他们脸上或严肃庄重，或精神抖擞，或扬眉吐气，让人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的确来临了。
虽然西南大部分地区包括重庆都还处于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中，共产党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之间的小规模战斗还在不断进行，但石坨镇已经开始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镇上每隔几天就要在小学校的操场开一次大会，不是土改动员，就是批斗恶霸地主和镇压反革命。就在沈福天回来前一天，刚刚经过公开宣判，枪毙了逃到宜昌被抓获归案的大地主余人庆。据说，罪名之一是他秘密资助过反共的土匪武装。按照共产党首恶必办的政策，显然就成了杀一儆百的目标。沈福天刚到家，母亲就对他说起此事。母亲还说，余人庆的家眷包括余四小姐还关押在镇公所内，也不晓得会如何发落呢。想到自己差点儿成了余人庆的女婿，沈福天心里颇有些不是滋味……
余四小姐是大财主余人庆的幺女儿，叫余小露，跟沈福天同龄，余人庆跟沈厚德一样，也是靠贩盐起家，发家之后，在石坨镇建起了首屈一指的宅院，还置办了近千亩田产，不仅当上了镇上哥老会的首领，还花钱捐了一个县参议员的头衔，在整个万县，也称得上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川江一带有定娃娃亲的习俗，石坨镇上这两户头面人物当时正处于励精图治、发愤创业的时期，沈厚德和余人庆彼此在生意上也多有照应，两家一合计，就给这一对差不多同时生下的儿女订下了娃娃亲。那时，沈福天和余小露才满五岁。刚订亲的那几年，逢年过节，双方的父母还带着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互相走动，余人庆牵着小女儿到过沈家大屋，沈福天也跟着父亲去过余家那座深宅大院。大院里有亭台楼榭、花园水池和数不清的花草树木，有一年端午节，沈福天和余小露在花园里捉蜻蜓，一不小心，余小露掉进了长满碧玉样荷叶的水池里，沈福天虽小，却颇勇敢，扑通一声也跳进了水池。幸好水池不深，只淹到两个人的肩头。当坐在附近亭子里说话的沈厚德和余人庆闻声赶过来时，沈福天已经把余小露连推带拉地弄上岸了。余人庆见此情景，和沈厚德相视一笑，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道：“天娃子人小胆大，将来必有出息啊！”
对沈福天来说，这都是遥远的记忆了。后来，随着两人慢慢长大，尤其是沈福天到万县上中学以后，他和余小露之间就渐渐变得疏远起来。也许是害羞，也许是两个人都接受了新学教育，觉得娃娃亲属于封建礼俗，越来越刻意回避这层关系，即使在路上碰到了，也红着脸，头一低，匆匆擦肩而过。后来，沈厚德出了事，沈家很快中落下来，而余家却日益发达，两家的地位差距越拉越大，两家的大人也就不再提起这门娃娃亲了……
根据共产党的政策，沈家被划为富农。尽管这个成分还不属于被瓜分财产的对象，那十几亩地和沈家老屋也没有分给穷苦农民，但毕竟是被革命的对象，在大规模的土改大会上，六十岁的田桂枝也被叫到台上，陪同那些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五花大绑的地主挨过一次批斗，平时走在路上，还被一些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叫“富农婆”。这无疑让一向与世无争、心地善良的田桂枝有些难以承受，一直忐忑不安。好在土改工作队的人对她还算和气，经常向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反复表示，只要她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政府一定会保障她的各项基本权利不受损害。这才让她心里稍稍安定下来。
但田桂枝的另一层担心并没有消除，那就是她的大儿子沈福川。半年以前，沈福川拖着一条断腿从成都回来了，这位在外面几经挫折、实在混不下去了的前国军中校，原本想跟母亲在一起过几年安生日子，可孰料刚回到老家就遭遇了土改，自己和母亲一下子变成了共产党批斗的对象，心里的气真是不打一处出，可又无处发泄。同时又暗自抱怨国军太无能，好几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怎么眨眼间就让他以前从来不大瞧得起的共军打得七零八落了呢？否则，自己怎么会受这种窝囊气！但抱怨归抱怨，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大半个中国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他除了忍气吞声地接受现实还能怎样？莫非还要眼睁睁地去给那个不争气的国民党充当殉葬品不成？况且，自己已经是个一条腿的废物，即使有这份雄心，也无济于事啊。好在共产党并没有太为难他，只是在新政府成立后不久，把他叫到镇公所去接受过一次审查，让他交待自己在国军中的“罪行”。那次，他在镇公所大院的一间小屋里被关了两天，由镇长肖鹏亲自出面对他进行审查。连饭都是母亲让田长青送来的。腰间挎着驳壳枪的肖镇长一开始就对他宣布共产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既往不咎”，意思是只要他老老实实交待过去做过的事情，不再与人民为敌，就对他宽大处理。起初，沈福川还有些不服气，心想我啥时候与人民为敌了？可想到共产党一向是以代表人民自居的，也就不再较真了，他只得把自己从当年围剿红军立下战功到后来在石牌同日本人打仗的经历一股脑儿端了出来。肖镇长听完，操着北方口音，表情严肃地说：“这么看来，你的手上沾满了我红军战士的鲜血啊。”沈福川一愣，随即拍了拍自己空荡荡的裤筒道：“我这条腿可是让日本人给炸掉的呢！”肖镇长绷着脸说：“功劳归功劳，罪行归罪行，怎么好混为一谈！”沈福川梗着脖子道：“那你们想拿我怎么办，格老子莫非要毙了我不成？”肖镇长说：“枪毙倒不至于，可你要端正态度，脱胎换骨，虚心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不要以为你现在还是中校，把自己当做功臣了。”沈福川听了，心里遂踏实下来，想：改造就改造吧，老子现在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不枪毙我就行啦。
沈福天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回到老家，对母亲田桂枝和大哥沈福川来说，的确有些喜出望外。
特别是田桂枝，第一次见到儿媳甄可昕和孙子大头，心里的那份喜悦简直无法形容，觉得笼罩在头上的阴影一下子就被驱除到九霄云外去了，高兴得整天笑呵呵的合不拢嘴来。刚见到可昕那会儿，拉扯着她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个不够，一边啧啧道：“果然是个伶俐可人、知书达理的孩儿！我家天娃子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娶上你这样大户人家的闺女哟！”夸得可昕怪不好意思，满脸红彤彤的，仿佛抹了一层油彩。至于对刚过完周岁不久的孙子大头，田桂枝更是像待心头肉一般，一口一个“宝贝宝贝”地叫，还从箱子底下翻出不知哪年哪月打的一对银项圈和手镯，给大头戴上，说是可以驱魔避邪，保佑孙儿长命百岁。
甄可昕第一次回到丈夫的老家，也是充满了新鲜和好奇。虽然镇上乱纷纷的，让她心里有点儿害怕，但古朴幽静的沈家老屋和优美如画的峡江风光实在令她心旷神怡，想起当初第一次在江大见到沈福天时，就嚷着让他带自己来峡江玩儿，今天果真如愿以偿了，而且是以沈福天太太的身份，心想世事真像一出戏，剧情怎么发展，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谁又能料得到呢！
久经孤寂之后，突然儿孙满堂，这份欣喜早已超过了田桂枝对自己六十大寿的欢庆。按照川江一带的习俗，人到六十，是一定要请来亲戚六眷乃至左右邻里，大摆宴席，甚至开设歌场，好好庆贺一番的。可现在整个石坨镇上的土改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她一个富农不夹起尾巴做人，却大张旗鼓地摆宴祝寿，岂不是跟人民政府作对？所以，生日那天，田桂枝任何人都没请，只是把本家侄子田长青叫来帮自己下厨，同儿孙们一起吃了顿虽然简单却也颇为丰盛的家宴。
田长青以前是沈家的长工，但自从土改一开始，田长青就不再给沈家打长工了。他也分到了几亩坡田，还在山洼上垒起了两间土坯房，正正经经过起了日子，前不久，田长青还成为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当上了民兵，成天扛着一杆原来打猎的土铳，忙于开会和批斗地主。尽管田桂枝被划成富农了，但生性厚道的田长青仍然把她当本家婶子待，每逢有什么事，他总是主动跑来帮忙，同以前没什么两样。
当然，田长青对待沈家人的态度还是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比如他这次见到沈福天时，没再像过去那样叫他“少爷”，只是客气地叫了一声“沈先生”，沈福天听了，一下子还有些转不过弯，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随即应道：“长青，这些年多亏你照顾我母亲，真不晓得该怎么谢你才好。”田长青咧着厚嘴唇笑笑说：“客气啥子，我们好歹是本家么。”说罢，就像从前那样钻进厨房干活去了。
田长青和小玉帮忙做完饭，田桂枝留他们吃饭，但田长青说什么也不肯，只说晚上村里还要开会，就急急忙忙离开了。
寿庆家宴开始时，沈福天和甄可昕两口子端起酒杯向坐在上首的母亲田桂枝祝寿，正在牙牙学语的大头也模仿着父母的动作，举起一只刚刚祭奠过爷爷沈厚德的酒杯，对着奶奶比比划划，不料手一晃，酒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不过，这倒使原本显得有些沉闷的气氛变得热闹起来。
由于沈福天不喝酒，沈福川只好自饮自酌，一个人喝闷酒，颇有点借酒浇愁的意思。虽然是母亲的寿庆，但今天的场面显然让他想起那次福天出国前回家，他带着新婚的太太从成都回来，穿一身挺括的校官服，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跟今天的福天差不多。可时隔十多年后，他们兄弟之间完全颠倒过来了，自己现在不仅断了一条腿，连老婆也跟人跑了，剩下自己孑然一身，惶惶如丧家之犬，还要在共产党政府的监督下接受改造，人落魄潦倒到这个份上，除了诅咒时运不济，借酒浇愁，他还能怎样呢？
喝到七分醉时，沈福川睁着红红的眼睛对沈福天说：“福天，你们还是早点离开石坨镇的好。那帮泥腿子刚刚翻身，天天开斗争会，说不定哪天把你也捎上，五花大绑地押到会场去批斗呢！”
沈福天说：“我不是地主恶霸，也算不上他们说的反革命，斗我干啥子？”
沈福川说：“咱们家的成分是富农，富农跟地主可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咱妈不是也拉去陪斗过一次么？再说，你现在还在跟国民党政府卖命，共产党同国民党是势不两立，万一他们把你当成国民党的探子给抓起来，你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哟！”
沈福天对哥哥的话很不以为然：“我只是个工程师，怎么叫为国民党卖命呢？”说着，把脸转向甄可昕，仿佛要她为自己的身份作证似的。
但甄可昕像在课堂上面对先生出的一道难题那样，一时回答不上来。
正在这当儿，门外响起一个陌生的北方口音：“沈先生在家吗？”沈福川一听，神色顿时紧张起来：“是那个姓肖的北方佬。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说到鬼，鬼就上门啦！”说罢，扔下筷子，拿起身边的拐杖，慌慌张张地躲到自己的卧房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