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环境问题、自然生态问题为题材、为关注焦点的文艺作品，早在上一世纪的80年代就出现了，90年代更出现了很具有影响力的杂志、报纸、电视等媒体也加大了专题纪实系列报道，包括连续剧等的制作与播出力度，以推动国人环保意识的觉醒。以文学创作而论，出现了一批以主攻环保题材而为自己赢得才名的作家。如写报告文学的徐刚，写小说的郭雪波，写动物童话故事的方敏，湖北的李传锋也写过不少精彩的动物故事。此外、如赵大年、张抗抗、李国文、铁凝等著名作家，也加盟到环境题材文学的写作中来，其他涉足环境题材写作的作家、艺术家人数还有很多。以致我们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按题材划分可以称之为环境文艺或生态文艺的领域。文艺是人类社会生活敏锐的感应器官，因此它作为社会人群较早觉悟的部分，而且大声疾呼，引起人们对环境危机、生态失衡的普遍关注，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是理所当然的事。应该承认，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当代的环境文艺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之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喜人的发展，这对于国人的环境伦理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觉醒，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的。但是，在我国，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制止；沙进人退的问题依然严峻，每年沙化的面积都相当一个中等县份，至于江海河湖的污染，草场的退化，森林的破坏，一些动植物种的濒危，依然每天都在发生。总之，与生态破坏的严重、与环保任务的艰巨相比，文艺在这方面可做的事还很多，队伍还小，作品还少，质量也大有提高的余地。
当然，文艺作品无法取代国家的环保政策、环保措施，还有为改善环境形成良性生态循环而进行的建设，但文艺却能在审美的层面、道德伦理的层面，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精神，促进其自觉。在这方面，近些年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作为群众组织，花了很大工夫开展的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活动，卓有成效，很值得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环保意识和环境道德的人的建设，其重要性绝不在具体的环保措施之下，因为，任何环保的事业都必须由具有现代环保观念和生态意识的人去做，去实现。教育孩子从小培养自己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就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举措了。当代学者讲环保常常要从古代儒者“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去寻求思想的资源，这是很对的。
在古代儒者的思想体系中，天道和人道是合一的，人道禀之于天，人性即天道。所以《中庸》的开篇就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在思孟学派的儒者看来，人性本之于天，因而是善的，只是由于后天的习染，污了禀之于天的善性，所以必须要经过修身，包括如曾子所说的自省，而保持或回归这善性。善，属于道德范畴，体现了伦理价值的判断，但它在本源上却源于天命。不仅善，而且在儒者的观念里，所有的道德规范，如忠、孝、仁、爱、信、义等都是天经地义的，源于天，天性。所以，不道德的行为，就被认为是“伤天害理”，“欺天行事”。可见“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把人和身外的大自然视为统一的；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灾歉的产生，如地震、日蚀、洪水的发生，都是上天示警，原因不是皇上行为失检、失察，就是宰相“燮理阴阳”有失，所以皇上要下“罪己”之诏，宰相也要撤换。这当然也偏颇，但“天人合一”的观念却显然追求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到了宋代，“关学”的开山张载，更提出了“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观念。胞，是同胞之意，亲如兄弟姐妹；与，是朋友之意。这就是著名的“民胞物与”的思想。张载执著的，也正是儒者的民本观念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就其积极面而言，是能够从中推导出现代环保观念的原始形态的。难怪一些西方的环保学者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从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中寻求学理的资源。
道家不讲天人合一，但就其思想体系而言，并无与天人合一观念对立之处。老子重自然，主无为。他的核心观念是道，但“道法自然”，他反对以人为的办法去干扰或破坏自然原来的秩序，有时甚至偏执到绝圣弃智的程度。然而，道家的自然观念对后来影响很大，使自然在很多理论家那里成为最高的审美境界，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里便鲜明地表述了这样的思想。他说，人“为五行之首，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喻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前一段是说人心本乎自然，是自然的灵明，而发自内心的言和文，当然也就循着自然的法则。后一段话则把自然之美看得高于人为之美。而在艺术作品的创造中，传统美学均讲究如刘勰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而在创作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只有。“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并达成了“物我浑一”的和谐境界，也才能说臻于极致。所以，在中国古代艺术里，诗中的自然山水诗，散文中的山水游记，画中的山水画、花鸟画，其神品与妙品多数都找到了人与物的内在契合点，并获得了艺术上的审美和谐。总之，这些古代文化传统中的自然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与此有着深层联系的成功的文学艺术创作，都对今天的环保理念的确立和生态文艺的创作有着弥足珍贵的借鉴的意义。
现在来谈文风。我所谈的文风是指文艺的风尚、面貌，包括风格、情调、行文方式等因素在内。它既是特定社会风气、社会人群的精神风貌、审美倾向的反映，又回过头来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人群的精神风貌，审美倾向等。就文艺家个人而言，文风其实就是他的风格、情调、人格、审美趣味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文风还折射着民风，折射着国运。所以据《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札聘鲁，被主人请去观乐，他从《诗三百篇》的乐舞演奏中，看到的是政教的得失，国运的隆衰。《礼记·乐记》作了这样的理论发挥：“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里讲的是音乐，但古代诗、乐、舞一体，所以也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其他文艺门类。总之，有怎样的政治教化，有怎样的民风，就有怎样的文风。李白在《古风五十首》里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兴废虽万变，宪章亦已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是李白以诗体形式对《诗经》以来，直到李白生活的盛唐，文风变迁与政教兴衰、国运隆替所作的概括。颇见这位旷世奇才的历史直觉能力。可以把李白的话，拿来当作后来者对《乐记》的文风与国运的理论所进行的历史举证，或历史阐述。
当前，我国正处于高速的发展期，尽管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许多挑战，许多与旧体制相联系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国运日益昌隆的总体上升趋势，却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以文风而论，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大量与这种上升趋势，与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绝对不相称、不协调的东西：学界浮躁成风，抄袭剽窃者，有之；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者，有之；颓靡衰朽，沉迷不醒，颇类《玉树后庭花》者，有之；放浪淫佚，低级趣味，乃至下作到诲淫诲盗者，有之；不知道德自律，不讲美，不顾善，在作品中泄欲者，有之；以自暴隐私为能事，拿肉麻当有趣者，有之……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不一而足，都说明了文风不正的现象的大量存在，说明到了必须大声疾呼，认真对待的时候。文风，关乎民风，关乎国运，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故不可等闲视之。
像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提倡、需要自觉地推动一样，与和谐社会的建构相协调，并能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正面作用的文风，也是需要提倡的。在今天，面临着文风的振衰起疲的任务，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也提倡黄钟大吕，提倡刚健清新的、大器的、有上国气象的文风。
从历史上文风的变迁看，新文风的兴起与确立，必有健者出，倡而导之，力而行之，遂影响一个或几个时代。汉兴，刘邦的《大风歌》，虽然谈不上多么文采飞扬，但其气象绝对开了汉代宏阔文风的先河。自文景时代出现了贾谊、晁错颇为大器的文章，至司马迁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便以经天纬地的《史记》而垂范百代，不仅影响了汉代的文风和史风，还影响了此后的史书取向与格局，就是司马相如的大赋，也以其过分夸张的宏大记叙和铺排扬厉的行文风格而开汉赋的先河。建安文风是汉魏文化的一个亮点，鲁迅概括当时的文风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当时由于世积乱离，故文章慷慨多气，风骨清劲。李白很景仰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一指“文章西汉两司马”，一指曹魏。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盟主，以“建安七子”为羽翼，集于邺下，蔚为大观。唐初的文风，还很带几分南朝的绮糜之风，所以陈子昂首倡古文运动，大呼“建安风骨，晋宋莫传”，他自己也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但到盛唐，以李杜为代表的诗风，便见盛世气象，出现了李白称之为“众星罗秋冥”的雄才辈出的壮丽景观，震烁千古。鲁迅从唐时的文风，看到了唐人的胸襟的宏阔。其实，当时在艺术的各个门类，都出现了气象宏大的巨匠高手，诗人群自不必说，画家就有吴道子，韩斡，还有杜甫等特别欣赏的曹霸等：书法家颜真卿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一变晋宋初唐以来的书风，还有草圣张旭的狂草开怀素草书的先河；音乐出现了声乐家李龟年、念奴，舞蹈家公孙大娘，连唐明皇李隆基本人，也能“自度曲”，作《霓裳羽衣曲》，而他的宠妃杨玉环的《霓裳羽衣舞》，也跳得美轮美奂，精妙绝世。连丑类安禄山，也曾以跳过冠绝一时的《胡族舞》而去邀宠。至于古文的形成气候，却要晚到中唐的韩愈和“韩门弟子”，才彻底摆脱了六朝以来的骈俪之风，形成新的文风。所以苏轼在《韩文公庙碑》里称颂他“文起八代之衰”，“匹夫而为百代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后来在变革一代文风，振衰起疲，形成新的范式上，如宋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晚明的李卓吾、汤显祖，清初的桐城派，古文“三祖”刘大櫆、方苞、姚鼐，清中叶“中兴名臣”曾国藩，“五四”时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都是曾经提领一代风骚的大人物。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伟大的文风倡导家。他的诗词，襟怀阔大，气象开张，雄视千秋。他在《沁园春·雪》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就是上一世纪“风流人物”中的伟大代表。1940年初，他在延安亲自领导了一场整风运动，那场运动虽然出现过某些失误和偏差，但是却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随后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延安整风，被毛泽东概括为“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要学习文献是他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主要学习文献是他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要学习文献是他的《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在前面讲到文风反映着民风和国运，文风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民风和国运，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民风和国运。毛泽东在延安整顿浮而不实的党八股的文风，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
毛泽东熟读经史，手不释卷。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曾不无自豪地告诉他，如果必要，他是能够写一手标准的韩愈式的古文的。韩愈位居古文“唐宋八大家”之首，文章汪茫浩瀚，理窟渊深，历来有“韩文如海，苏文如潮”的定评。细味毛泽东的文章，确能品出韩文的某些风调来，而他的词风，则居属苏家豪放一脉。总之，他的文风、词风，是韩海苏潮都有了的。但毛是革新家，决不蹈袭陈规，他是海纳百川，以成其大的，裁诗为文，全都出以已意，自成机杼。另外，他的文章也颇吸纳了曾国藩的宏放雄奇和梁任公新派古文气势磅礴，一泄千里的雄肆风格。
今天我们的文风要振衰和起疲，涤荡颓靡，要倡导刚健清新，黄钟大吕，上国气象，就要向文艺史上的健者们学习、取经，特别是要拿出毛泽东那种舍我其谁的劲头来，否则，就很难发挥文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