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隋唐五代，中国社会的“士”阶层，因为科举制度的成熟，取得了相当稳定的政治地位。从范仲淹开始，以后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一门，都因为科举而进入社会政治的中心舞台。他们再不像孔子一般胸怀天下周游列国而计终不售，也不像王羲之时代的为官从政全由门阀出身，甚至也不像李白杜甫的时代，心怀天下却因为性格、运气诸原因而落拓江湖。北宋皇朝“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得文人“兼济天下”的心志更加执著，北宋一代最著名的文人几乎都是天子门生，又几乎都成帝王师。他们离政治不是太远而是太近，他们对朝廷政治的建言献策不是太少而是够多。以苏轼而论，他遭遇的人生坎坷不下于他崇拜的王羲之、陶渊明，也不下于李白、杜甫，但他的精神状态至死都没有趋于破灭，达观和执著在他的精神里融合为一体。“共治天下”的理想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可能，使得文人再不自放于边缘；个性与主见的高度发挥，又不可避免地形成文人与皇权，文人与文人之间的紧张。比较唐代，藩镇割据造成的内乱是文人的最大劫数，朝廷重臣，同时又是最具影响的书法家颜真卿、李邕等人都因此而死于非命。在宋代文人里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成为几乎所有优秀文人的状态。政治参与不再是萦惑心绪的汲汲营求，朋友同道的笔墨交往则有了更多的个人性情空间。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意识下，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代表的文人书法家，他们的笔札墨翰，在成熟的笔墨规范里又追求放逸，风气所骛，超越唐代书风而直趋晋人。一个时代的文化，因为其代表人物而使得朦胧的风格成为清晰的定格。如果不是苏东坡和黄庭坚，宋代以意趣为标志的文人化特征还不会如此显豁。他们两人的诗词文章也堪比唐代的李白杜甫，但李、杜没有留下足够的书法墨迹，文人书法的高峰便不能不显见于苏、黄生活的北宋。苏、黄的墨翰和他们的道德文章一起，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瑰丽的文化遗存，既延续着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又光大着文人书法的辉煌殿堂。在苏轼和黄庭坚的人生轨迹和书翰墨迹里，可以看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谓这样的思想，在以后的人类发展里可以建设成为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精神追求维度的制度，而在中国古代，也已经在一部分优秀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实践中。当时的理想与实践，受到社会条件的培植，同时也受其制约。放逸与紧张，法度与超越，守成与逃逸，在宋代文人的行为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文人书法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没有宋代文人的基本精神表现，不会有文人书法在宋代的意气风发；如果不是宋代文人书法的大举张扬，中国书法文化的发展到此便会显出疲惫乃至于式微。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此，已经由精熟辉煌而表现出疲惫乃至于式微。
以后的元代，文人书法亦有表现，赵子昂在曲折的心理环境里致力于文化建设，用心良苦。其奈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难与宋代相比，文人书法的总体成就亦难与相比。赵子昂最大的努力与成就是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反拨。他本来是苏东坡的崇拜者，却敏锐地看到宋人书法里对笔法规范的游离迹象，他的努力方向是“复古”，却并非越宋入唐，而是直趋晋人法。文化发展中的书法发展，其曲折迂回，在某些时候，推崇与质疑、继承与背叛、皈依与放逸，正是一物多象。赵子昂的时代悖论，使他在以后的中国书法历史上，成为一个蒙昧的形象，而他的复古，正是对中国书法高雅素质的维护。
短暂的异族入主的元代之后，是一个漫长的自然疆域超越了唐、宋的明代。儒家文化、“汉官威仪”笼统旧邦，但明代王室登基之始，便被精神病态笼罩。科举虽然还是士大夫的进身之途，但宰相之职的取消，就宣示了“家天下”的毫不松动。不许知识分子共治天下，而腐败中的皇室又无力料理天下，便落得宦官专权。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的表面繁荣应运而生，以书法一道而论，有明一代的官私刻帖远非前代可比，书法家的人数和活动频率也远非前代可比。对王羲之、苏东坡以来文人书法的崇拜效法也蔚成风气。而在这风气蔓延里，又出现审美疲劳而必欲求变。这求变之心，在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家徐渭身上表现出悖论。徐渭是诗文书画戏曲乃至于文韬武略均非凡才可量的超人，他的大写意花卉以后成为百代高标，那样的纵意挥洒涂抹，为前代画家所未见。徐渭的书法也恣意放纵，其观赏感受却难得与其绘画同一评价。其因何在？书法艺术最为自由，也最须规范。徐渭草书，大破规范而“矫枉过正”，有失中国文化传统的中正之旨。这里容易混淆的道理在于：所谓中正，中庸，是包含着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深刻内涵，经过反复颠簸之后的严格法度，“从心所欲而不逾距”，需要何等的自由与放旷，又需要何等的规范与功力。要达到其境界必须有极坚韧的追求精神，并非苟且因循乡愿模棱之谓，非如此，孔子学说的成立也太简单了，王羲之、苏东坡的艺术精神也太简单了。徐渭的书法状态，已经表现出他的精神病态，必欲超凡出世而力不能届，至于惶急，便以斧击额。明代文人的精神痛苦难以解脱难以超拔可以徐渭之行为表征，比较于苏东坡，可以显见中国文人精神“澹定”与“破灭”的两种极致。
文化断裂与修复中的书法状态
清代文人的精神状态，基本上是异族统治下的屈辱与屈从，衣冠即废，斯文何存？底定天下之后，文字狱与招贤纳士双管齐下，但知识分子之心总难归齐。康熙、乾隆，精力过人，自家以骑射取天下，却歆慕中原文化之典雅，于书法一道便心折于赵子昂、董其昌，实际上还是追慕王羲之、苏东坡。文人的集体默呐，难为义理之辩，尽入考据之学。学术在高压之下，其实可以有某些向度的发展，同时又派生出其他文化现象。清代的“碑学”大行，就是这样的现象。在这大现象里值得玩味的是文人的审美取向的变化，提倡碑学者，若阮元、翁同酥、康有为，都是文人中之佼佼者，也都是探求中国社会出路的有心人。中华文化发展到宋代以后，虽然还在惯性与颠覆的回环中前行，“人心不古”已成趋向。国势衰微为其内因，“西学东渐”为其外因，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都面临巨大冲撞。领一代风气的康有为大兴碑学，实际上是其“用夏变夷”改造中国文化总计的一部分，因为其学术过于附丽政治，其逻辑的严密便大打折扣。其弟子梁启超在以后曾经批评那种随心所欲的治学：“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日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驺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改变“强史以就我”的弊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是考据学的价值所在，而在考据学大行的状态下，又出现了康有为这样的悖论，不能不使学者深思。康氏之学影响达于民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以书法立身谋活的诸多人士，非工碑不敢谈书。因为“台阁体”的病弱之相而归咎于《阁帖》，更归咎于“帖学”及而对王羲之一脉以高雅精微是尚的书法传统怀疑乃至颠覆，操其行者都是有影响的文人。高雅既不崇奉，则只有向粗犷寻找出路。幸亏康有为还懂得书法传统，其《广艺舟双楫》虽然崇碑，却依然将王羲之书法置于最高地位。这如同康有为欲自为“圣人”，却不至公然非孔，要创造他的书法新体系，却未敢公然非王。而以康有为之说自炫而不究其里者，则不乏卤莽灭裂到诋毁王羲之书法。诚然，王羲之书法若不颠覆，中国书法的高雅趋向，文人化素质就不可能改变，那种“强史以就我”自以为新天独开的文化就不可能真正取得市场。康有为之说在其自己心中是忐忑的，其崇拜者却不疑而从，在当时知识分子“哀莫大于心死”的环境里，“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诅咒亦自生发。自戕如此，中国文化传统，又何须置论？但中国虽病，却终未能亡，文化依然存在，书法依然存在，自暴自弃终不能全抛，历代书法发展中向精雅的个性化攀摹的轨迹遂遽变为向粗俗的一览化倾斜。
“五四”新文化运动，亮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面是必须否定的。其激进的幅度即连先前的康有为等辈也嗔乎不及。首当其冲的还不是书法，而是诗歌古文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更加彰显也离意识形态最近的品类。历代文人书法家的笔墨表现，无不是与其文字写作同步进行的，曾经激动过历代文人的书法经典作品，也无不与性情文学形影相伴。中国的文言和诗歌被废弃的主要原因是其格律规范，非经过艰苦学习不能入其门，而白话为人人日常所为：似乎不需学习。弃古而就今，弃难而就易，成为时风，自然能够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殊不知中国文言诗歌的格律，即是韵律，正是其艺术魅力所在，与中国书法互为表里。抛弃书法及其内容的艺术性而唯取其便宜性，在一时的急功近利之下，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特质均忽略了。中国文人书法的代表人物王羲之、苏东坡等，都是在一生长途里，反复研习品摹斯艺，止于至善。中国文化哲学的本质在如何对待人生，如何对待自己。尽善尽美的追求与急功近利的趋求本来出于不同的人生理念，这不同理念在不同时期，可以出于一人，可以出于同一人群，可以出于同一民族。即如曾经“非帖”的康有为以后又自谓：“它年论书，当尊帖矣。”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珍惜的“老一辈”，恰正是当年受“五四”影响曾经打倒孔家店者。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化传统受到扫庭犁穴的毁灭，一代人几乎堕于文盲文氓之溷，而在人生人世的午夜梦回之际，寻觅文化之根，不能不又回归传统者，可能就是当年的“破四旧”一族。
当代的书法文化状态，处于中国社会整体的文化恢复状态之中。与康有为时期、陈独秀时期有异亦有同。其异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再有当年充斥于社会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之中的焦虑与悲观：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的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否定已经被否定；对于传统文化的珍惜又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其同在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先前时代一样造成社会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倾慕与困惑。简单的思维是中国社会要向西方社会看齐，中国文化亦必接受其改造。在这里，又容易将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中国社会的改造和中国文化的改造是有关系的，但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有其独立于现实意识形态的自身价值。中国古代社会曾经达到的文化高度，其特质是高雅精微而非粗犷低俗，尽管在其发展中不断吸纳着来自民间的养料，不论是文章诗词还是书法，都循着这样的趋向，非如此，中国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就没有太多区别了。也正因为如此，即使中国在极贫极弱时期遭受外敌侵凌时，其文化艺术传统依然受到歆羡宝重。在以后的社会发展里，无纸化办公甚至会造成书写工具的全面委顿甚至消灭，中国书法的前途难以逆料。它有可能成为昆曲一类被保护的文化遗产。现在还在进行中的“书法运动”，如果它是有明确的文化目标的，就应该首先辨别自身的文化属性。中国文化的基本属性是规范与自由融合中达成的高雅精致，中国书法的属性也融会其中。在规范中追求自由，规范严密到极致，自由发挥到极致，这也是中国文人智慧发挥的极致。中国文人对社会正义与人生自由的追求似乎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样来得迫切与强烈，这或许是影响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的重要因素。书法文化的丰富，或许也是文人耽溺其中得以自我排遣的因素之一。知识分子本质追求的现代公民社会必将实现，全球化不可避免，越是欢迎其到来，对于民族文化的本质认识与把握，也更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