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艺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生活所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抽象来说，它属于高高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门：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分野中，它属于社会意识，是一种精神现象。文艺只有在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中，并且以自身的特点参与到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去，才得以体现其价值和辉煌。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精神生产的部门，文艺面对的是人的心灵、人的命运，作用于人的感情、思想和灵魂。和谐社会的建构。只有依靠对和谐社会理念坚信不移的人去完成。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也不是哪个英雄豪杰单枪匹马就可毕其功于一役的，而是全民的事情。我们必须使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变成他们自觉的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下去，坚持不懈，坚守不渝。在这方面，文艺以其受众的广泛和掀动情感的力量，而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这就决定了文艺工作者自己首先必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有一个自觉的认识，认识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后才能在自己的作品或理论批评或组织领导工作中体现出来，寓教于乐，起到影响和动员民众的作用。笔者对和谐社会有关问题的学习、认识与思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创造性的运用与发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因为无产阶级尚未获得政权，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革命，所以在对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法则的阐释上，尽管也承认矛盾的同一性，但更多强调的却是对立，是斗争。在社会历史观上，则强调阶级斗争，把原始社会结束以来的历史，即人类文明的历史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指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点，在19世纪70年代初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在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而突出。在恩格斯看来，巴黎公社失败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及时向凡尔赛进军。应该说，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工人阶级刚刚迈上争取解放的严酷斗争的舞台的时候，经典作家在理论上作这样的强调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在那种历史情势下，不可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后期的和长远的任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共产主义社会是和谐的社会，但那只能是闪现于遥远的历史地平线外的理想，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此前的描绘又是完全不切实际；到他们，也只能提出若干原则性的界定。因而这个任务并未提上现实的议事日程。当务之急是把无产者组织起来，使之从自发，走向自觉和自为，进行抗争，并把这抗争指向夺取政权的革命。20世纪是暴力的世纪，也是革命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其间。我们的星球反复被鲜血冲泡。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则发生了新旧两次民主革命。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是反动统治者首先把暴力、把流血提上日程，于是只能用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历史以千百万人的实践证明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俄国的列宁和中国的毛泽东，都是辩证法的大师。列宁的《谈谈辩证法的问题》和毛泽东的《矛盾论》，都对对立统一的法则作了天才的发挥。毛泽东在后，因而也发挥得更系统、更精微，那是他在上一世纪作为最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在指挥革命的武装斗争中熟练运用辩证法的精髓。然而，两位导师因为长期处于那个战争的暴力的世纪，又都面对着夺取政权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的阐释和运用上，虽然都注意到了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方面，但却主要强调了矛盾的对立性的一面，强调对立的绝对性、斗争的绝对性。毛泽东甚至不能容忍杨献珍在对辩证法的阐释上提“合二而一”，而“合二而一”讲的正是矛盾的同一（或统一）性。“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辩证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的提出，正是以辩证法的核心法则为依据的，它承认矛盾，正视矛盾，不否定差异，不抹杀冲突，但却要牢牢控驭解决矛盾的主动权，协调社会系统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使矛盾激化，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化解矛盾，以保持社会运行的和谐与稳定。就是说给予矛盾的同一性以前所未有的，然而又是符合辩证法本义，符合实际的强调。从强调斗争性，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到强调和谐，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这里包含了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从哲学层面上看，可以称之为思维方式从“斗争论”向“和谐论”的转变。这个转变，本来应该在上一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的时候完成，但是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却被大大地推迟了，推迟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其次，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的提出，是新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的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经验的历史性的总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部经典性著作分别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是三块理论的纪程碑：第一部是恩格斯在1884年3月到5月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阅读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所做的详细摘要以及马克思所做的批语和马克思自己的看法。根据马克思的摘要和摩尔根的原著，恩格斯又结合他此前对古希腊罗马历史，对古爱尔兰、古德意志历史研究的成果而写成的一部理论的和历史的著作。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第一部系统性的奠基性的作品。列宁在《论国家》里说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以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为依据，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男女两性关系的诸历史形态出发，考察了人类婚姻的演变，家庭、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对抗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既然国家是阶级对抗的产物，那么，在将来，“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在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器陈列在一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活着的时候，除了为时短暂而又被杀回来的反动统治者抛进血海的巴黎公社，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而他们和他们领导之下的无产者，却面对着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官僚资产者的国家机器。所以他们的国家学说重点只能放在对于旧国家机器的解剖和无产阶级如何从旧国家机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如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史上，第二部经典著作是列宁在1917年8月，即俄国十月革命前夕所写的《国家与革命》。这本著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作了精要的概括与总结，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不能现成地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摧毁它”，“粉碎它”；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等等。列宁的这本著作是后来苏维埃政权的建国纲领，也是上一世纪各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创建新的国家的经典。列宁也谈到了无产阶级多数人的民主问题，但他强调的重点仍在夺取政权，粉碎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与专政上。第三部经典是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毛泽东在总结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并领导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新型国家机器的政治纲领。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于十月革命前夕一样，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也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但是列宁写《国家与革命》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并无任何掌权经验，而毛泽东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二十二年由小到大、由地方到全国的政权建设与管理经验了。所以，在文章的一开头，毛泽东就不无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行将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叫“人民民主专政，或日人民民主独裁”。他是这样进行阐释的：“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合、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相比较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的论述，毛泽东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对于人民的阶级成分作了非常细致的界说和规定。这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除工人阶级外，其他三个阶级都是有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剥削阶级。就是说，在实行民主，享有自由的人民中，不仅包含了作为基础的工农联盟，而且包含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这都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法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已经突出提出了“人民内部”的民主问题，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诸多矛盾。在八年以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有了更精彩、更集中的发挥。然而，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特别是以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处理执政之后面临的各种复杂而细微的问题，再加上对形势的误判，遂使一些局部的、个别的“左”的错误，发展成带有全局性的、长期的“左”倾路线和极“左”思潮。阶级斗争被扩大化了。如果说胡风集团冤案还是局部问题的话，那么反右的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冤案，这都是全局性的错误。最终导致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那是一个只讲斗，不讲和，只讲“全面专政”，而不讲人情、人性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因而错过了许多发展的机遇，被发达国家远远地抛到了后面。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勇敢地纠正了过去绵延二十余年的“左”的错误，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全面专政”的路线，把国家转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轨道。近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空前提高，社会空前稳定。虽然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机遇与挑战并存，许多深层次的体制的问题仍然严峻，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戒骄戒躁，沉着应对，但是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的盛世毕竟在展开，文艺工作者必须有这样的眼光与判断。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的提出，不仅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纲领与远景，而且又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正在进行的实践。它的核心是一个“和”字，是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的全面和谐。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半个多世纪以后，总结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五十余年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终于提出这个构建和谐社会的纲领，不仅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而且对全人类，都是重要的贡献。而在去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全体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更庄严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意见。这既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提出的热切希望和建议，更是一个负责任的、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的郑重宣言和神圣承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是其对内政策的反映与延伸。既然中国人民把建构和谐社会作为自己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战略任务，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因势利导推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特点的世界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呢？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是对内建构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一个和谐社会，一个和谐世界，这是承载大国崛起的对内对外的两个大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确定自己位置、发挥自己作用的历史坐标。离开了这个坐标，你就是一个盲目的不清醒的鲁莽家，你就找不到北，你就不会有自己在业务上和政治思想上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