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平常的说法是，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钮祜禄氏，家世低微。他自己是文秀才出身，稍通文墨，乾隆三十四年（1769）充当三等侍卫，似乎难有出人头地之日。没想到他的堂堂仪表帮了大忙，乾隆四十年（1775），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他。
不管是用什么办法，和珅取得了乾隆的信任，是确确实实的事情。不久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这只是他一连串好运的开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接连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四年后，他从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副都统改为都统，内务府大臣之上加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上加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乾隆帝并且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两人结成儿女亲家。
由于得到乾隆的荫庇，很多大臣都趋炎附势，正直者如刘墉也只是洁身自爱。和珅的行事胆大包“天”，更在“天”外不择手段地聚资敛财，有时候把皇帝那份儿都占为己有了。
有一回，有个大臣叫孙士毅，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帝，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见孙士毅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你手里是什么东西？”孙士毅说：“没什么，是一只鼻烟壶。”
和珅走上前去，把盒子抓在手里。打开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嘴里连声称赞，说：“好宝贝！就送给我，怎么样？”孙士毅慌忙说：“哎，不行了。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已经奏明皇上了。”
和珅脸色一沉，把珠壶往孙士毅手里一塞，冷笑着说：“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寒酸相！”
孙士毅把那只珠壶献给了乾隆帝。过了几天，他又跟和珅碰在一起，只见和珅得意扬扬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比？”孙士毅走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献给乾隆帝的那只珠壶。孙士毅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一定是乾隆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打听，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权臣的敛财癖
和珅在历史上是以贪污而闻名的，他贪污几乎达到了毫无廉耻的程度。一位叫做汪如龙的官员送了他几十万，谋求肥缺。和珅立即回报，汪顶替了另一位官员征瑞做了两淮监政。征瑞每年向和珅贡献10万两，可是眼睁睁地看着汪如龙得宠，霸占自己官职，心中不平，向和珅质问：“和大人，吾每年也向国家（此国家乃和珅之家也）贡献银十万两，贡献如此之丰，何以迁我边关？”和珅抓住他双手，用自己双手盖在征瑞手上，笑眯眯地说：“别人贡献更大。”征瑞自然无话可说。
不过，向和珅上门进献也非易事。有位山西巡抚派其下属携银20万两，专程赴京给和送礼。可是连去了几次，也没人接待。一打听才明白，即拿出5000两银，送给接待的人，这才出来一个身穿华丽衣服的少年仆人，一开口就问：“是黄（金）的，还是白（银）的？”来人说是白的，少年仆人吩咐手下人将银子收入外库，给来人一张写好的纸柬，说：“拿这个回去为证，就说东西已收了。”说完，扬长而去。送去那么多银子，连和珅的面也没见上！和珅擅政20余年，像这样的事，俯拾皆是。
和珅贪污也是大小通吃，敛财的手段也是无其不用。他为了创收，甚至连北京的崇文门税官都愿意担任！和珅所定的高税率几乎达到雁过拔毛的地步，寻常百姓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过其门。为了更好地控制京城税务，和珅打破惯例，兼任了本应由内务府掌管的崇文门税务监督。
有了和珅的控制，崇文门便天下知名了。清人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最侈且暴。”为了征税，甚至连进京朝圣的官员，赶考的举子都不放过！
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希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越来越难过了。
如果我们将中国历史上的历代贪官一一揪出来算一笔账，就会发现其他人与和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九牛之于一毛。可以这样说，在理财聚敛方面，和珅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致富”高手。
和珅敛财的手段繁多，名目不同。早年他靠出租房屋收敛钱财，还经营钱庄、粮店、当铺、古玩店等，又向亲友放债收取高额利息，连自己的舅父也毫不留情。
当他的权势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时，和珅又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势，广开敛财之门。那些想巴结讨好和珅希望获得一官半职的趋炎附势之徒，欲得肥缺必须向和珅送厚礼，甚至有的宗室子弟为了继承爵位，都要通过和珅向乾隆求情。连宗室亲王尚且如此，普通官员可想而知。
除了经营店铺、收受贿赂之外，克扣贡品是和珅聚敛钱财的另一手段。和珅常陪侍在乾隆帝身边，深知皇帝的脾气性格和喜好，知道皇上会将哪些贡品视为珍品，因此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时，他会擅自扣留部分贡品归自己所有，也不会惹麻烦。
然而对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活，和珅并不满足。他还嫌自己的气派比不上皇帝，许多皇帝用的东西他却不能使用，使他心有不甘。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珅甘冒违制灭族的极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对镜身着龙袍、悬挂朝珠，直到过足了瘾才将龙袍、朝珠取下来。
为了给自己安排后事，和珅还在冀州城外选了一块地为自己建造坟墓，其规模超过了亲王墓地，简直与皇陵不相上下，当时人们都把和珅的陵墓称为“和陵”。
做君王的代言人
和珅之所以能够在乾隆时代长盛不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垄断了舆论，而这个垄断的权力，正是乾隆皇帝赐予他的。
据说，乾隆帝退位两年之后，记忆力明显减退，常常是刚用过早饭，又传令送早膳，而且往往是昨天的事情今天就忘，早上的事情晚上就不记得，看来显然是得了老年健忘症。
八十多岁的乾隆帝退位之后不久，说话也变得含混不清，除了和珅就没有人能听懂这位太上皇（乾隆帝）在说些什么，因此和珅自然也就成为乾隆帝的“贴身翻译”，太上皇对他则是寸步难离。
有一天早朝之后，乾隆帝单传和珅觐见。和珅进殿后，太上皇面南而坐，嘉庆皇帝西向凭几而坐，这与平时每天召见大臣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
和珅进殿跪拜良久，太上皇紧闭双眼，像熟睡一样，但口中喃喃自语。嘉庆皇帝极力辨听，但终不能清楚一个字。过了许久，太上皇突然睁开眼睛问道：“那个人是何姓名？”和珅应声回答道：“高天德、苟文明。”（高、苟均为白莲教首领）太上皇又闭上眼睛，吟诵不止。过了一个时辰，才挥手让和珅出殿，不再多问一句话。
对此嘉庆皇帝十分惊骇，有一次他暗中召来和珅问道：“你前日回答太上皇，太上皇是在说什么？你所对的六个字又作何解释？”
和珅回答说：“太上皇所吟诵的是一种西域秘咒，诵此咒时，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之外，也必定会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听太上皇诵此秘咒，猜想所咒的一定是教匪悍酋，所以以二教匪首领的名字对答太上皇。”
这就意味着和珅俨然是这位太上皇的代言人，是隐藏在乾隆背后的一个影子，也就是英国使团一位官员所说的“二皇帝”。
这位英国官员名叫乔治·斯当东，任使华团副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绘和珅说：“和中堂紧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差人走过来向特使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走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由此可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
“他是皇帝唯一信任的人，掌握着统治全国的实权……这位中堂大人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如果将乔治·斯当东这几段描述和历史中的和珅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言辞是非常符合和珅的实际的，而且和珅与此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和珅得到乾隆帝的异常恩宠之后，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表现得日益明显，于是就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爱，为所欲为，大肆擅权，俨然以“二皇帝”自居。
和珅的擅权，首先是表现在培植私党，打击异己分子等方面。得到权势以后的和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到处网罗党羽，培植亲信，大搞裙带关系，并且充当这些人的保护伞。
和珅的弟弟和琳只是生员出身，按当时朝廷选拔官吏的标准，和琳根本就没有资格入朝为官。但是在和珅这棵大树的荫庇之下，和琳竟然在官场中平步青云，先后担任过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等职。
当贵州、湖南两省苗民于1795年爆发起义时，和琳又以云贵总督的身份前往镇压，于次年病死在军营中。和琳死时身兼光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四川总督等数职，成为和珅家族的第二号权力人物，而他的这一切权力的获取，都无不是与他那位在乾隆帝御前当红的兄长和珅有密切关系。
和珅青年时期的老师吴省兰、舅父明保也因为有了和珅这座大靠山，而被安排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吴省兰在和珅得势之后，被任命为学政，担任乡试主考官。嘉庆皇帝即位时，和珅为了探察新主子的举动，竟胆大包天地将吴省兰安排到皇帝身边记录诗稿，实际上为自己充当密探。此时的嘉庆皇帝因为太上皇乾隆还活着，自然不敢得罪和珅，因此对和珅派来的吴省兰也是礼遇有加，有时还要违背心愿地称赞和珅几句，说他忠心为国、勤勉可嘉等等。
如果说吴省兰入朝为官还算是凭借了自己的一点儿学问的话，那么明保能够当上朝廷大员，则完全是靠自己外甥和珅的一手提拔罢了。明保既没有学识，也没有任何资历，却当上了汉阳知府。上任之后，明保为非作歹，无所不为，弄得当地民怨沸腾。据说明保出任之前，乾隆帝曾接见过他，对他十分不满，后来又向和珅打听他的出身情况。深知乾隆帝心意的和珅不知编了些什么花言巧语，乾隆帝居然被他蒙混过去。
与和珅有直接关系的人只要愿意依附和珅，和珅就没有不帮的。而那些通过间接渠道来找和珅的，只要能为己所用，和珅无不推荐为官。
和珅之弟和琳的女儿亲家苏凌阿，为人贪婪无耻，只因与和珅攀上了亲，就得到了和珅的特别提拔，曾担任兵部、工部和户部三部侍郎，后又升为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在两江总督任上，苏凌阿接见属员时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蒙皇上圣恩，我这老头儿到这里来捞点儿棺材钱。”由于对和珅唯命是从，苏凌阿得到和珅的特别眷顾。1797年，苏凌阿被和珅推举为东阁大学士，而这时的苏凌阿已经年过八十，两眼昏花，两耳不聪，不辨亲友，连一举一动都需要别人扶掖，被人笑称为“活傀儡”。但和珅为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就是不向嘉庆皇帝禀明真相，而嘉庆皇帝忌讳太上皇，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和珅去摆布。
对于和珅的大权独揽和胡作非为，一些正直大臣非常气愤，有些人宁愿冒杀身之祸对也要他进行弹劾。但是和珅依仗乾隆帝这个后台，对这些异己分子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
谁来遏制皇权腐败
鲁迅先生曾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又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
当“瞒和骗”已经没有力量的时候，等待他们的结果已经不难预料，其家财当然全部充公，后世子孙还背上骂名，直至多少年之后都难以洗脱，这大概就是和珅的愚蠢之处。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圣旨，命令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立即下令逮捕和珅。
和珅家产之富，向为里巷茶余所乐道，而多以薛氏《庸庵笔记》的记载作为依据。《庸庵笔记》记载和珅家产清单共有109张，其中83张未估价。就26张清单估价，计银263895160两。但丁国均《荷香馆琐言》记录“就有数可稽者”共10055490000两，这个天文数已是庚子赔款和利息总数（982000000两）的十倍强，更是26张清单数的40倍！抄和珅的家，光宴席的金碗碟，就是金的餐具有32座，4288件。银的餐具32座，4288件。在和珅家里那个夹墙里头，和司库里头，抄出黄金三万二千两。在和珅的地窖里头，抄出白银二百万两，查抄他的房子，出租的房子1001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