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滑成风的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腐朽势力和腐朽风气的包围、浸染而奉行起了圆滑模棱的官诀，由“方”变“圆”，成为圆滑世故的庸俗官吏。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皇上特简外放的知遇之恩，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但干了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棱角全无了。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是让官场中的腐朽势力磨去的。这个腐朽势力，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身边的关系网。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而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受到他的指责。张集馨为了制止省里一些官僚到官钱铺赊账不还的贪污行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乐斌面前告黑状。乐斌不但不判明是非，赏善罚恶，反而轻信诬告，指责张集馨。张集馨非常失望，锐气大挫。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张集馨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什么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好多复杂的封建关系，都在这张关系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张集馨在处理公务时，经常能感到这张关系网的魔力：常常是办一件事，多方掣肘；触动一个人，群起而护之。张集馨不在这个圈子里，处境就非常孤立，而且时时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挂起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就这样，张集馨由一个正直耿介之士，逐渐变成一个平庸、圆滑的官吏。尽管这也是有违他的初衷的。
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这就必须懂得“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官诀，即任凭别人嘲笑责骂也安之若素，照旧做自己的官。清末士人蒋芷侪曾说到他在北京大栅栏某酒馆中听到隔座两人嘲笑清政府通此官诀。甲说：“近来各报纸明目张胆地丑诋政府，而政府却忍受着，真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风度。我如果当权，一定找个碴儿把这些报馆全给封了。”乙听后笑着说：“这就是足下所以不能当权的原因。”甲问其故，乙说：“做官须懂官诀，才能希荣固宠。入政府当官的，都懂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种不顾舆情，我行我素的厚脸哲学，确为清代很多官吏所奉行。
为官必须常开口
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谓清末官场云：“如今晚儿的官场，只要会逢迎，会巴结，没有不红的……上司喜欢，便是升官的捷径。”
书中写到一个叫卜士仁的典史向其侄孙传授此诀，他对此诀的解说非常具体、精到，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真可谓精通此诀的权威。他说：做官的第一个秘诀是巴结，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如果你有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
你不要说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是一样的。总之大家都是一样，没什么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晚清小说家海上漱石生（孙玉声）所著小说《如此官场》中的师爷宋锦诗说：“做州县官靠的是巴结上司，牢笼绅宦。只要有这两种手段，做了一年半载，哪有不加官升赏的道理！”
逢迎巴结的方法有多种，使用哪种要看上司“吃”什么。例如：
送妻妾“当差”。这是诸方法中最无耻的一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梼杌萃编》等书都写到一个候补道为谋官而将妻子送去巴结总督，反映了清代官场中存在的这类情况。有人将以此法得官讥为“肉红”，即以妻妾肉体换来红顶子。又有人写对联讥讽这种无耻求官者：“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
献妓。庆亲王之子载振一次路过天津，看上了色艺双全的歌妓杨翠喜，但碍于官吏不准狎妓的官箴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娶她。道员段芝贵知道后，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为杨翠喜赎了身，然后献给了载振。不久，段芝贵便因此而被破格擢升为黑龙江署理巡抚。
讨长官爱妓的喜欢。某总督非常喜爱买来的一名幼妓，幼妓想穿苏州式样的鞋，但久觅不得。某候补县丞知道后，觉得这是巴结总督的良机，便托人做了二十双苏式绣鞋，撒上香料，缀以珍珠，用锦匣装盛，献给该妓。该妓大喜，在总督面前为此候补县丞说好话。不久，此候补县丞便被提拔为首县县令，又擢升道员。道员又称观察，所以时人讥其为“绣鞋观察”，意谓靠献绣鞋当上的观察。
迎合长官文雅之好。光绪时，刑部某司员听说本部尚书潘祖荫好尚文雅，便想出献诗以媚的办法。他急就数十首诗，抄得工工整整，于堂上署诺时恭敬地呈上。潘祖荫看后不禁大笑，原来此人狗屁不通，写的都是什么“跟二太爷阿妈逛庙”之类。
避讳长官之名。吴趼人《新笑史·避讳》云：“晚近官场恶习，讳及上官，卑谄之俗，令人可笑。”有人献云南宣威火腿给盛宣怀，其礼单上写着：“宣腿若干。”幕友将礼单送给盛宣怀看时，因避讳“宣”字而说道：“有人给您送腿来了。”
有的位卑之官为能让权贵注意自己，从而巴结上权贵，便想出献奇巧物品的办法。同治年间，金安清向胜保献奁具首饰百余件，上面皆有“平安清吉”四字，如镜函四角包以黄金，上凿此四字为饰。有人揭露其中奥秘说：此中暗含金安清之名，其意是“欲使贱名常达钧听”。
光是开口奉承，并不能永远安全，而多开口欺上瞒下，更是清代官场上普遍流行的做官为吏的诀窍。《歧路灯》里有个仓房老吏说到这一诀窍的种类和“高下”之分：“总是我们住衙门的诀窍，要瞒上不瞒下；做官的，却要瞒下不瞒上；那会做官的，爽利就上下齐瞒。”
《官场现形记》又说到“一紧二慢三罢休”的官诀，其中虽包含不少名堂，但精髓则是欺上瞒下。书中写瞿耐庵向马老爷请教做官的法门，马老爷说：“我们做官人有七个字秘诀。哪七个字呢？叫做‘一紧、二慢、三罢休’。各式事情到手，先给人家一个老虎势，一来叫人家害怕，二来叫上司瞧着我们办事还认真：这便叫做‘一紧’。等到人家怕了我们，自然会生出后文无数文章。上司见我们紧在前头，决不至再疑心我们有什么？然后把这事缓了下来，好等人家来打点，这叫做‘二慢’。……无论原告怎么来催，我们只是给他一个不理；百姓见我们不理，他们自然不来告状，这就叫做‘三罢休’。”这个“一紧二慢三罢休”表现出的是上下齐瞒，马老爷就属于《歧路灯》中仓房老吏所说的那种“会做官的”。
开口也有很多种技巧，其中，如何一开口便占据主动，那才是最高的境界。弈计上有“稳冷狠”三字诀，一些清朝官吏认为此诀与官场政术相通，故将“稳冷狠”三字作为居官要诀。某官常对友人说：“居官要诀，惟‘稳冷狠’三字。”有人认为，晚清有名的官吏中，以袁世凯最可当此三字，但其又于三字中的“冷”字稍欠功夫。正是因其不安于“冷”，所以才归于失败。此所谓“冷”，当指冷静不躁。不安于“冷”，是指袁世凯当皇帝的心太切，急不可待，以至落个魂归黄土的下场。“稳”，大概就是徐世昌的四条官诀中所说的“沉稳”，即遇事缄默或回避，不急于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时不轻易着手，要行动时也要稳扎稳打。“狠”，当是指要敢于下手，无毒不丈夫。
“完人”修炼术：曾国藩的策略抉择
在清朝历史上，最让后代追忆，或者说最让后代当成借鉴的人物，莫过于曾国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表现出对曾国藩其人的佩服，而他对家人、子侄辈的教育，更是成为近年来的畅销书。
到底曾国藩是如何成为“完人”的？在暗藏杀机的晚清官场，曾国藩又是如何修炼成一个明哲保身的“完人”的？
儒将气度
曾国藩虽然打仗不行，但是军队管理工作着实做得不错，这就是后人称赞的他治军有方的一面。他适合做一个军队的具体管理者，但不适合做战略战术的指挥工作，他被称为儒将，如果说有合理的成分，那就是他治军的办法了。
曾国藩在湘军内部，素以“儒风”染人。曾国藩是一个颇具理学根底的“经世派”人物。他首先是靠研习理学、修身养性取誉士林的。强调读书、做人须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但他并未因此陷入空疏玄虚的境界，反成为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典型人物，在湖湘士人中影响尤为显著。为什么曾国藩以一“犹匹夫”的在籍侍郎出面组建湘军，在他身边能很快聚集起一批“投笔提戈”的将领以及湘系核心层的其他一些要员，促成所谓“湖湘俊彦明兴”的恢宏局面？
曾国藩以“风云际遇，时或使之，生当是邦，会逢其适”作释，自谦当中确也道出了个人与地缘、时缘关系的真谛。总之，以曾国藩组建湘军为界标的湘系势力的正式发端，本身就是特定条件下湖湘群儒呼应集结的结果，曾国藩的个人风范正是在与群体风习的谐振中发挥了倡导、吸引的作用。
从日常仪态表现看，曾国藩很讲究严肃持重，纵有诙谐也决不为之所溺。据李鸿章所述他在曾国藩幕府时的亲历之事：曾国藩每天总要严格地按时与大家一同用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曾氏“又最爱讲笑语，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痛了，各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笑不笑，以五个指头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平时待人处事，则一副深沉庄严的样子和“言必信，行必果”的规矩派头。这一切，都不外乎他“内省”功夫的体现。
这一点，可以从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差别来看曾国藩治军的高明之处。李鸿章以气态轻慢为曾国藩所诟病。从脾性上看，李鸿章暴躁而不求自羁，对人动辄恶言秽语，遇事易激，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在曾国藩幕府时，一次与湘将彭玉麟会谈，说话中彭氏讥评“忽涉皖籍人士”，李鸿章针锋相对地回击，以至两人对打起来，“互殴相扭扑地”。及至晚年，李鸿章此性仍未稍改。由此看来，尽管李鸿章常自我标榜修身养性方面颇“服膺”曾国藩，得其造就，但境界上终究大相径庭。
曾国藩的风范对群体精神习尚的塑造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军队风貌。曾国藩不但本人即“儒臣从戎”“慎终如始”，而且治兵驭将之术，讲求兵事之法，亦兴为儒风所染。曾国藩强调为将首先必须具备“忠义血性”。这种“忠义血性”即靠封建伦理之道陶冶。所谓“上马杀贼，下马讲学”成为湘军一大特色。至于驭将之道，曾国藩强调“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治军精神上，曾国藩“专主忧勤之说”，时人谓其“治军愀愀然如秋，有愁苦之容”，意在防止骄纵嬉乐，即以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为诫。具体用兵曾国藩则极求“稳慎”，力持以静制动，后发制人，显出“儒臣”用兵打仗的风格特点。
第二，要员关系。不仅限于军内，从曾国藩与湘系其他要员，特别是独当一面、自成一支的诸多大员的关系看，更是以儒风垂范，他们既有荩臣“谋国之忠”的精神，又有“吾党”间“同心若金”的信义，相互倚重顾持，其情如同手足。对于湘系势力的崛起和维系，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当然，并不是说湘系要员之间就没有矛盾，譬如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时争执得还相当恼火，以致引起局外者认为私人交恶的讥议。
第三，幕府状况。这一点也可以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不同之处体现出来。曾、李不同的风范特征已直接影响到作为其派系群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幕府。曾国藩幕府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儒风炽盛，有所谓“三圣七贤之目”。“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这是曾国藩自己的得意赞叹。李鸿章幕府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其所看重和延揽的人才，绝大多数是经理实务的专家。李鸿章为帅统军时期，幕府人员以经理粮饷、军械者为主体。李鸿章曾明确表示他“向看不起‘老幕’”，故其幕中很少有曾幕的那种文彦道学之士，更无那种儒风弥漫的氛围。
准确地说，曾国藩更像是军队里面的管家，真的要打仗，还是要李鸿章那种不择手段或者左宗棠那种运筹帷幄的人。而曾国藩靠着自己的器度与修养，风头盖过了他们，把儒将的勋章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完人”的文化特质
文化性格是指由一定文化决定的人类群体或个体的心理特征。它由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积淀而成，贯穿在人的一生行为中。
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时，就会深深感到他的显赫功业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又与其生活的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熏陶有关。
从曾国藩一生的不凡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具有脾气倔、忍性强、不怕输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这种特征在他的日记、书信等文字记载中就有大量的反映。
曾国藩认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怎样才能明强？他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拙浑，即拙诚含浑。曾国藩时常自称“钝拙”，因而主张去伪崇拙，不尚机权，以“拙诚”破“机巧”。守拙用浑，是曾国藩性格特质中智慧的显现。尤其是到了晚年，这位深谙世事的政治老人，更讲求“拙浑”二字。他说：“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曾国藩还经常将忍之涵养置放于时间与空间的大背景里来定位，这就使得他所身体力行的坚忍，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主动性。正因为有这种认识，翻开曾国藩著作，坚忍维持、坚忍力争、坚忍支撑、坚忍不懈等字眼随处可见。曾国藩认为，讲坚忍得讲方法。他的方法是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随时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伤肝伤身。总之，忍以克己，是曾国藩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从一个文弱书生而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