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而君臣之间的博弈，一方领导，一方执行，执行者设法干涉领导者，领导者也试图监控执行者。他们博弈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
亲信养成方略：告密与奴化
清朝已经是中国君主时代的尾声了。说是尾声，但并不是草草收尾，而是把君主的权力绝对地进行强化。通过把告密行为制度化，清朝的皇帝完成了将大臣奴才化的过程。
密折制度：告密的制度化
如何把告密制度化？那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密折”制度的设立。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康熙驾崩的第十四天，雍正立刻下了一个缴批的规定：“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发现断不恕宽，实行从重治罪。”他不仅要求将前朝奏折收缴归档，并且要求今后从密折书写规格、装封、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到再缴进宫中，都应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不许紊乱。
自康熙年间，开始实行一种由皇帝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的奏折报告，这便是所谓密折。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特权。只有皇帝的亲信家臣才有这个权利。据现存的《康熙朝朱批谕旨》，最早的密折大约写于康熙三十三年，是苏州织造李煦给康熙的请安折。
雍正最终获得皇权，储位之争却没有随着他的嗣统彻底消失，其余波仍强烈地震荡着新政。新皇继位，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相当一部分实力人物不予认可。各派“皇子党”纵横捭阖，给新君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企图搞垮新政。雍正是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痛恨社会积弊，力图使清朝政权从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和朋党之争中解脱出来。而要励精图治，必须有一支数量庞大的良好官僚队伍，遗憾的是雍正的支持者却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原来的小集团势力单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政敌太强大。雍正要在势力单薄的情况下掌牢印把，就必须采取许多行政措施。建立密折制度实际只是雍正所施行的一系列有效手段中的一个罢了。
写密折的人不在官阶，而在同皇帝的关系。康熙皇帝通过密折来了解深宫中难以得知的官箴民情；同时还笼络了一大批心腹官员。雍正从中受到了启发。
公开的题本和奏本在皇帝观览之前已先由其他官员看过，有些事情上奏的官员就不便奏闻了，皇帝想知道的从中得不到。为了保密，雍正规定了严格的密折收缴制度。这正是对康熙统治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果然，在雍正一朝，写密折的官员多达千人以上。密折的内容也比康熙朝大大丰富了。君臣筹商国家要事，变成了最重要的内涵。雍正正是通过密折制度掌握和控制了大批官僚，使自己的新政得以顺利推行。
告密，为君子所不耻，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手段。可是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却是官员的常课，被视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
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渐闽总督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突然遭到皇帝严厉的斥责，紧接着宣布停止他们给皇帝上奏的权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职，再也没有什么比被剥夺其参政言事的权利更为严重了。为何事得罪？可以参见雍正七年雍正皇帝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密之一字，最紧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尔泰不必令知。”原来，觉罗保们是因为向外人透露给皇帝奏章的内容被惩罚的。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正是密折。
古代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较简，但也要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
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许紊乱。按照密折的内容，规定分别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须本人亲笔，臣工缮写完后，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密折匣的。密折派专人送达。
君主强权下大臣的奴化
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么的。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上密折是特权，有权利就有义务，臣子们在扬扬得意于自己恩宠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把前程也付之于这一奏折了。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
在雍正朝每一个具有奏折资格的人都有权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级甚至上司。同时在他监视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置于别人的监视中。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署理广东巡抚等官员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
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
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有许多对密访人员的记载和描写。有些情况因资料本身语焉不详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为雍正干密访的勾当则是千真万确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监督，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必然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
清官的品牌意义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官对于很多封建官吏来说无异于最好的敛财手段。当这种判断成为社会风气后，做清官便非常艰难，但是百姓呼唤清官，所以精明的统治者自然也要迎合百姓的需要，发现清官、宣传清官、保护清官、重奖清官。
在清官名扬天下的同时，清官作为一个品牌，成了皇帝巩固其家天下统治的挡箭牌。这个真相，令人沉重。从清朝著名的清官于成龙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
安贫乐道的廉吏
于成龙，字北溟，清山西永宁州（今方山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终年67岁，谥“清端”、赠太子太保。
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
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他提倡“治乱世，用重典”，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人格境界也随之攀高。
他幼读诗书，读出这么个道理：“经史子集千本万卷，无非仁义礼智四字，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理良心四字。”因此，他所信仰的，决不是皇恩浩荡，而是天理良心。他用了一生来实践了这几个字。
1661年，他接受清廷委任，去往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柳州府罗城做县令，此时他已45岁。这可不是轻巧活儿，两届前任一死一逃，罗城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政府办公地只设三间破茅草房，他这个县令寄居于关帝庙中，同来的从仆或死或逃。作为迈向仕宦生涯的第一步，带病的他只有以坚强的意志奔走操劳。
罗城穷乡僻壤，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治安上去了，他又约会乡民练兵，大造声势，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西乡贼不得不讲和，抢掳男女尽行送还。于成龙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
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他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他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境内几个大姓仗势违法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于县长几乎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使得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1667年，于成龙任满，任罗城县令七年，总共上交赋税八、九两银子，新上任的广西布政使开始还怀疑于成龙贪污。在知道了他的清廉与才干之后，就保举他做当地的“卓异”，改任四川合州刺史。消息传出，罗城人民哭送几十里，有一位眇目（盲了一只眼睛）的人要求送他到合州，说：“怕你路费不够，我用相命看风水的钱助尔！”而当地的百姓更是挡住他的去路，目送他离去的时候还大喊：“公今去，我侪无天矣！”
这句话很难翻译成白话文，如果按照意思来解释，那就是“你走了，我们的天塌了，以后可怎么办啊？”诚然，百姓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清官，怎么舍得让他离去呢？可怜百姓们心中的愿望，只是自己的父母官是清官而已。可是他们不知道清正廉洁正是做官的本分！而皇帝正是利用了百姓的这一心理，发现清官，树立样板，给百姓以希望。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
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于知州严格规定了只要已经占了地的，后来的不许争议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首任罗城，是他清正廉洁的开始。此后，他一路做官，一路清廉。我们从百姓对他的称谓也可以感受到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在合州任上其长子廷冀前来探望，临别时于成龙没有礼金相送，只有一只鸭子分与儿子一半，从此他便被称为“于半鸭”。当然，合州人民还称他为“于青天”。后来到了黄州任上，于成龙以糠粥为食，又被叫做“于糠粥”。1682年，他任两江总督，工作到深夜饥饿的时候想煮碗稀饭，米罐却常是空的，此事传出去之后，人们又叫他“无米总督”。
从这些生动而诙谐的称呼里，可以看出百姓对他的信任和爱戴，也可看出他在担任地方官时的清廉。
于成龙在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任同知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
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
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老先生不怕掉脑袋，以“微行”的方式，扮成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
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他上任之后，解决了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