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谈谈《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吴承恩（约1500—1582），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他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留名青史的忠臣。在父亲的督促下，吴承恩自幼勤奋好学，一目十行，博闻强记。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法画帖。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他除了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他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三十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撰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一生穷困的吴承恩，奋尽全力完成了中外闻名的《西游记》后，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于万历十年离开了人世。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以上所述为长篇小说的佼佼者，下面再来谈谈明代短篇小说的创作。明代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被称为“拟话本”，就是直接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宋元话本的整理刊行，文人摹拟话本而创作白话短篇小说之风日盛。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朝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也有再创造的部分）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三言”每集收话本40篇，包括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两部分。而明末凌濛初仿照“三言”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则基本上是凌氏自己创作的拟话本。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层面。其中爱情婚姻题材占有重要地位，表现了对爱情婚姻自主要求的肯定，和对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的批判，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乐小舍拼生觅偶》、《玉堂春落难逢夫》等。而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篇中，则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情婚姻观念。谴责薄幸男子，也是这类小说表现的重要内容。而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政治的黑暗，是明代拟话本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描写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生活与思想的作品，显示了明代拟话本新的思想特色，比如歌颂小商人的勤劳诚实、互相帮助的友情，以及对发财致富的追求等。这是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和在社会上活跃的表现，是明代中叶以后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三言”、“二拍”中也有某些拟话本，属于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礼教、传播鬼神迷信等充满糟粕的作品，也占了相当的比重。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且不论明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单从文学这个角度来说，明代文学，尤其是明代的小说创作，实在可谓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于是，从明代以后，小说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正式在文学领域中生根发芽，也正式被人民群众广泛地接受。
§§§第七节 “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
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明代戏曲作家，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临川（今属江西）人。他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今天我们只知道他的文学成就，而实际上他的人格也值得我们敬仰。
在张居正当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汤显祖和姓沈的好友一起来到京城赶考。张居正的手下来威胁他们二人：“你们考试时不要写得太用心，不能超过我们张公子（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的水平，这样对你们有好处！”汤显祖一口拒绝，说：“我怎么能为这点私利而丧失自己的名节！”
汤显祖不愿讨好张居正，结果科考落榜了，但他的正直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张居正死后第二年，汤显祖终于考中了进士。当朝宰相申时行和张四维又想拉拢汤显祖做门生，他再一次拒绝了。他说：“我像一根笔直的硬木头，不会柔软地弯曲！”
汤显祖在南京做官期间，正赶上闹灾荒。朝廷派去赈灾的官员贪赃枉法，只顾吃喝玩乐。他实在看不下去，就冒着生命危险写了一份奏折给皇帝，揭发时弊，抨击朝政，弹劾那些贪官污吏，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当今皇上。明神宗一怒之下，把汤显祖发配到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一个小县城，让他当了一个小小的典史。
几年后，汤显祖被调到浙江的遂昌县担任知县。他为当地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在遂昌任职五年里，他没有打死过一个囚犯，没有拘捕过一名妇女。除夕夜和元宵节，他还让囚犯回家过年、出外观灯；村里有了猛虎为患，他连夜组织村民打虎。他还下乡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兴利除害，又建立学校。因此，他深得人民的爱戴，遂昌人都尊称他为“汤公”。
但日渐衰败的明王朝却没有给汤显祖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万历二十六年（1598），心灰意冷的汤显祖辞去官职，回到故乡临川，开始了他的戏曲创作。他在城内香楠峰下建造了一座新房子，取名为“玉茗堂”。这个玉茗堂，成了他后半生进行戏曲文学创作和演出活动的中心。在写完“临川四梦”后，汤显祖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舞台艺术的创造上。他亲自参加了江西地方戏曲宜黄戏的导演工作，组织宜黄剧团到各地演出。宜黄戏演员最多时发展到一千多人。
梦，是平凡的，因为它不分富贵贫贱，人人都可以拥有；梦，又是神秘的，因为它往往可以超越生死，跨越时空。然而，把梦作为一种文化，甚而作为文学的题材，则是极其美丽和虚幻的。这种美丽，在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千百年来，它不知令多少人在颠倒的现实与虚幻中流连忘返，在那亦真亦幻、似醒非醒的情境中和泪品茗。
“临川四梦”是汤显祖四部剧作的别名，故事曲折奇特，文笔流畅优美，人物刻画细腻。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是临川人，“临川”遂为他的别号，而“四梦”则是其《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剧的合称。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又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故名“四梦”。和汤显祖同时代的学者王思任，在概括“临川四梦”的“立言神旨”时说：“《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应该说，这个评论颇有见地，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汤显祖梦文化的美妙情境。
“临川四梦”的四个梦境，演绎了纷繁变幻的世间之事。《南柯记》讲述了书生淳于棼于梦中做了大槐安国驸马，任南柯太守，一生荣华富贵，梦醒而皈佛的故事。《邯郸记》的情节大同小异，表现了卢生梦中娶妻，中状元，建功勋于朝廷，后遭陷害被放逐，再度返朝做宰相，享尽富贵荣华，死后醒来，方知是一场黄粱梦，因此而悟道的警醒故事。《紫钗记》中的霍小玉与书生李益喜结良缘，被卢太尉设局陷害，豪侠黄衫客从中帮助，终于解开猜疑、消除误会的悲欢离合的幻梦。
代表作《牡丹亭》描写了杜丽娘因梦生情，伤情而死，人鬼相恋，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痴情。《牡丹亭》问世后，盛行一时，使许多人为之倾倒。汤显祖自己也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汤显祖在自己的《滕王阁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一诗中写道：“愁来一座更衣起，江树沉沉天汉斜。”汤显祖还从朋友处得知，有一位娄江的女读者俞二娘竟为《牡丹亭》断肠而死。他便写了《哭娄江女子》诗，其中写道：“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相传《牡丹亭》还使女伶人商小伶伤心而亡。这些都说明《牡丹亭》有着极为感人的艺术魅力。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无不交口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二十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则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弱点，“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和意趣的剧作家，如阮大铖等，后人因此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汤显祖立意高远，又岂是后世邯郸学步者所能及？《牡丹亭》中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痕迹。
四大悲剧成全了莎士比亚，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悲剧总是可以轻易引起众人的共鸣；“临川四梦”成全了汤显祖，也不会让人过于诧异，因为梦境毕竟是梦境，虽然少有成为现实的可能，但是总算可以看出其中寄托的期待和向往。
§§§第八节 天下瓷都景德镇
景德镇明朝瓷器
在英文中，“CHINA”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CHINA”更是经常被挂在嘴边，因为“CHINA”的另一个含义指的是“瓷器”。可见，在外国人的眼中，“瓷器”与“中国”划上了等号。瓷器让“中国”走入了外国的普通百姓家，也让他们记住了瓷器的著名产地——景德镇。
在中国的广阔疆域中，盛产瓷器的地方有很多，自隋唐开始便有“六大窑系”、“五大名窑”之说。每一处产地都有精美绝伦的瓷器足以自傲。河北曲阳的定窑，所产的白瓷可与白玉相媲美。河南禹州的钧窑，有着“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谣谚。但在这众多的瓷器产地中，江西景德镇的名号无疑是最为响亮的，被誉为“千年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