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士人，从不把自己称为东林党。中国古代的“党”一般指“朋党”，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政党。所谓“朋党”，原本指一些人为了私利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所以“党”最初是个贬义词。如孔子就曾在《论语》中说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说，君子能够和睦相处却不结党营私，而小人喜欢朋比为奸而不能和睦相处。东林党的“党”也是这个意思。东林党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士人的蔑称。之所以这样称呼，就是企图用结党之名对他们进行陷害，因为统治者最憎恨的就是士大夫结党营私。
万历年间，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饮酒作乐，政务荒废，还派遣矿减税使到地方搜刮民财。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大胆上疏废除弊政。在“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封建礼制和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以及反对郑贵妃、李选侍的干政，要求严厉追查“三案”的幕后主使者。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官僚士大夫都无条件地支持东林党的主张，围绕着争国本和明宫三案，官僚士大夫阶层阶级内部出现分歧，形成不同的派别，如“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等等，他们并没有像东林党那样鲜明的主张，他们的结合更多意义上是帮派，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利益，他们以同乡之谊相互结交，拉帮结派，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党同伐异，并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之分。而所谓的“东林党”，则是一些政治见解相同、志同道合的士大夫们组成的团体，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同籍，但这并不是他们结成团体的主要原因。两相对比，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东林党人的身上吧。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叶向高、韩爌相继入阁执政。他们任用一些正直派官员如张问达、赵南星等执掌要害部门，企图兴利除弊，刷新朝政。天启三年（1623）为官员考察之年，左都御史赵南星协助吏部尚书张问达，主持京察（考察在京官员），将齐、楚、浙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尽行罢黜。当时正值魏忠贤专擅朝政，赵南星等东林官员不与阉党合作，因而获得了士人的称赞。但是，东林党人以“清流”、“正人君子”自诩，对政见不合者均斥为“邪人”、“邪党”，甚至直指为阉党，这起了很坏的影响。被东林排斥的官员，因为心有不甘，加上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纷纷投靠阉党以求自保。这样以来，东林党执政后，反而在朝官中日益孤立，而魏忠贤的权势日盛。为了清除反对派，魏忠贤借三案打击东林党，并唆使其党羽造作《东林党点将录》，企图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天启五年（1625），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首遭其灾，立即拆毁，东林书院变成一片瓦砾。东林党人也遭到迫害，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人物都惨遭杀害。
明思宗（崇祯帝）继位后，列举了魏忠贤十大罪状，惩治了魏忠贤。天启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正式下令清查“阉党逆案”，共计258人被追究了责任。另一方面，停止对东林党的迫害，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诏修东林书院，追封顾宪成为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但是，因为思宗刚愎自用，亲邪佞、远忠直，憎恶朝臣结党，所以东林党并没有真正受到重用。
东林党是明朝后期出现的以正直官员、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群体。他们关心政治，注重气节，愤世嫉俗，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救世精神，继承了传统儒家经邦济世的理念，企图以儒家思想挽救国家。这对于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多少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他们对于时政的抨击，对于执政者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却不能坚持原则，往往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一味党同伐异、排斥异己，把反对派都视为阉党，如赵南星在京察时罢黜齐、楚、浙三党官员，完全是为了公报私仇。一些被东林党排挤的官员被迫投到魏忠贤的怀抱，从而壮大了阉党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明朝的灭亡，东林党也是难辞其咎的。
在东林党之后，明朝官僚和士绅又组织起复社。复社的主要创建人是江南的张溥。张溥（1602—1641），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县人。张溥为人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宽厚热情，各地士人纷纷来向他求学。他一身正气，憎恶阉党专权陷害忠良。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指使阉党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和正直的士大夫。在魏忠贤活动最猖獗的时候，张溥不畏强权，逆流而上，毅然在苏州创立“应社”。一时间，各地读书人纷纷响应，前来入社，很快又从江南扩展到了江北、河北等地，先后建立了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等。“应社”名义上是以读书为要务，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天启七年（1627），魏忠贤畏罪自杀，思宗下令严惩阉党分子。阉党的覆灭大快人心，张溥即兴作《五人墓碑记》，热情歌颂了当年为反抗阉党暴政而惨遭杀害的五位苏州勇士，这篇文章表达了张溥疾恶如仇、彰善瘅恶、弘扬正义、激励后人的高尚思想。
崇祯二年（1629），张溥和他的同乡张采，在吴江县令熊开元的支持下，于吴江召开尹山大会，宣布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成立“复社”。即希望与四方之士兴复古学，故因名之为复社。复社继承东林遗志，以振兴经术、恢复古学、培养人才、维护封建统治为宗旨，当时的人们都把他们亦视为东林党。张溥为复社订立章程、制度、规范。复社成员遍及全国各地，党羽遍天下。仅有姓名可考者，就有3025人。一些复社成员后来还考中举人、进士，迈入仕途。
崇祯六年（1633）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各地到会者千余人，座无虚席，会场内外人山人海，被围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凡。其场面之大，非常罕见。这是复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盛会，它标志着复社和二张（张溥、张采）的名望达到了顶峰。然而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由于复社对科举的重要影响，各地士大夫、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复社，造成复社会员成份复杂，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势利钻营的小人。这样，复社由文人读书会友之地转变成追名逐利之所，这绝非张溥初衷。
随着复社规模的庞大，张溥也越来越急功近利。他原来希望通过广收门徒，扩大复社的影响，由此左右朝廷政治的走向，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实际生活中，复社成员虽然才高八斗，但并不擅长科举考试，只有一部分人进入仕途，而且职位较低，很难对朝政有所重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形下，张溥不惜使用非常手段，以操纵政治。崇祯十四年（1641），张溥利用自己的声望到处活动，帮助前首辅周延儒重新进入内阁。周延儒再次入阁后，一反温体仁执政时的弊政，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为之一新。但是，周延儒等人过于贪婪，在对清军的作战中又贪生怕死，谎报军情。崇祯十六年，周延儒等人被赐死。复社也因此受牵连而被攻击，复社运动从此走入低谷。顺治九年（1652），复社为清政府所取缔，复社走到了自己的末路。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但是朝政腐败，百姓负担沉重。随着二者矛盾的冲突，明朝社会风气败坏、阶级矛盾尖锐、内忧外患加剧，明朝已经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境地。为了恢复传统文化，拯救黎民，振兴国家，抵御外辱，一些对现实不满、卓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和失意被贬的官员联合起来，组成各种团体，修身讲学、评议时政。东林党和复社是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士人团体，他们怀着满腔政治热情，“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兴学复古、崇尚实学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国家、社会、民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他们也因此被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备受尊敬。但是他们过于书生意气，党同伐异，反而造成了崇祯一朝朝政的混乱。至为关键的，他们崇尚空谈，缺乏实际经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垦瓣无法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来拯救明朝。在加上趋炎附势之徒的左右，东林党和复社最终一步步地把明朝引入了深渊。
神宗以后的明朝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政治势力如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明朝就在一次次的折腾中日益衰落下去。
§§§第六节 有心无力，徒呼奈何
崇祯帝
明思宗朱由检（1627—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朱由检是熹宗的同父异母弟，天启二年（1622）被册封为信王。天启六年（1626），年满16岁的他按照明朝的制度，从宫中搬出前往信王府邸，开始了他的藩王生活。这段贴近百姓的生活，让他了解到魏忠贤的种种恶行，也让他看到了明朝统治的岌岌可危。天启七年八月，熹宗病死，由于身后无子，作为唯一存活的弟弟，朱由检入继大统。
思宗继位之初，马上着手剪灭阉党。为了不打草惊蛇，他继续任用魏忠贤，同时也开始了孤立魏忠贤的行动。首先把客氏驱逐出宫。客氏本是熹宗的乳母，熹宗死后，她已经没有留在皇宫的理由了。接着把魏忠贤的头号谋士崔呈秀罢免。最后，思宗果断下令将他贬谪到凤阳，当魏忠贤畏罪自缢后，思宗又下令磔魏尸于河间（魏的家乡）。接着，对阉党进行严惩，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在惩治阉党的同时，思宗又下令平反冤狱，起用天启年间被阉党罢黜的官员。
思宗以一己之力就把曾经不可一世的阉党一网打尽，这样的才智和气魄让压抑许久的官僚士大夫重新燃起了对明朝的希望。而随后的一系列政策更是让他们兴奋不已。思宗全面考核官员，禁止朋党；严禁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防，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剑，托付以收复全辽的重任。几项政策显示出思宗勤于政事、雷厉风行的性格，看惯了神宗的怠政、熹宗的昏庸的明朝大臣，都认为思宗是明君再世，明朝有救了。但是，这丝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思宗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一点点地熄灭了。
性情急躁。
明思宗的这一性格，在行动中的表现：一方面是勤于政事。思宗继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他急于兴利除弊，平息内忧外患。崇祯元年（1628）思宗就下诏说：“非盛夏祁暑，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很少懈怠。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亲躬，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批答奏章。有一次，因为不舒服而临时传免早朝，他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既感激又羞愧，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史书称赞思宗说：“他在位十七年，勤于政事，鸡鸣就起床，很晚才睡觉。”这一点，思宗和他的先祖朱元璋很相似，但是二者的能力却是天壤之别。
另一方面表现就是急于求成。平心而论，思宗的急于求成是可以理解的，他想做一位明君，却生不逢时，他不愿看到祖宗栉风沐雨换来的天下毁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他要尽快挽回亡国的命运。但是他却缺乏治国的本领，他没有认识到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农民的剥削太重。他采取的措施是以暴制暴，用武力扑灭各地起义。为了供养军队，不断地加征赋税，“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农民战争的火焰越烧越旺，终成燎原之势。面对清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一味主张进攻，但他却不懂军事，又不会用人，使得前方统帅动辄掣肘，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当时明清军事力量的态势是：清强明弱，清军处于攻势，而明军处于守势。但是明朝幅员辽阔，经济发达，易于筹集粮饷，应该采用持久战术，避免与清军决战以保存实力；清朝方面虽然战斗力很强，但是地域狭小，物资粮饷筹措困难。明朝的有识之士已经洞悉了这一态势，松锦决战前，宁锦副总兵祖大寿建议说：“清兵太强，难以与之硬拼，可用车营法，步步进兵，使清兵无机可乘，再慢慢逼迫清兵出塞。”蓟辽总督洪承畴采纳了这个建议，而思宗以师久无功，命兵部职方司郎中方若麒去催促进兵，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与祖大寿被俘。
虚伪的节俭和真正的吝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