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孔子第二次给别人做媒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次他又选中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南容，出身世家公子，孔子弟子。孔子是这样夸赞南容的：才能出众，遵行道义。政治清明的时候，南容能施展才华，出来为官。如果国家政治腐败，权臣当道的话，那么他能做到不违道义，不助纣为虐，他通达世理，富于智慧，懂得抽身而退而不会去犯颜直谏，作无谓的牺牲，因此乱世他可以保全性命。
我们在前面谈论处世之道的时候曾经表述过儒家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孔子认为为人之道在于保守节操，坚持道义，这是做人最重要的。即便为了维护道义而舍生忘死，也在所不惜。因此孔子在评价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人在殷纣王昏庸无道时期的不同做法时说，尽管三人具体做法不同，但是他们都维护了道义，没有助纣为虐。因而都称得上是仁者。但是事实上每个人的禀性不同、气质各异，领悟大道程度就有高有低，做事方法自然不同。所以尽管三者都在维护道义，但三者的具体做法存在不同的差异。
比较而言，在坚持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孔子很赞赏那种懂得人生进退的做法。（尽管他自己一生奉行仁德，不顾现实形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他夸赞南容顺天行命，坚守道义，进退自如。这是一种很通达的人生境界，更近于仁德的理想人格。孔子欣赏南容的就在于此。
出身不决定成功
【原文】
【6.6】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①骍且角②，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雍也第六》）
【注释】
①子：指纯赤色。②角：指头角周正。
【译文】
仲弓的父亲品行不好，仲弓因此担心自己的前程。孔子劝慰弟子仲弓说：“毛色混杂的母牛却产下了一头纯赤色，并且牛角周正的小牛，它完全符合祭祀牺牲的要求。即便祭祀因其出身问题不要它，那山川诸神也不会舍弃它的。”
这一段是讲孔子鼓励仲弓的话。仲弓出了什么事情需要孔子鼓励他呢？原来仲弓的父亲品行不端，做了很多不得体的事情，所以名声很不好。这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人虽然养了儿子，却还不知道如何做人的道理，也就更加谈不上如何承担父亲的责任了。结果做了坏事不但他自己声名狼藉，搞得自己家里人也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甚至因此影响他们的个人发展。仲弓就怀有这种顾虑，担心由于自己的出身不好，无论自己怎么努力学习、加强修养，都不会改变别人的看法，获得好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孔子才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成才与否不在于出身的问题。以此打消他的顾虑，鼓励他奋发向上，努力成才。
古时候用于祭祀的牺牲很讲究，往往需要纯色的、头角周正的小牛来祭祀。其他杂色的牛是不行的。但是孔子说这并不妨碍杂色的牛生出纯色、头角周正的小牛来。那么这样的小牛即便在祭祀祖宗的大典上因为出身问题而被拒绝使用，那也会出现在祭祀山川诸神的大典上。孔子的意思是说只要小牛的素质好，是不可能被人们弃之不用的。以此暗喻仲弓只要用心学习、修养成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一定会有出息的一天，根本不必担心出身的问题。
孔子这番话得很好啊！清澈明理、激人奋起、发人深省。一方面他批评了社会上讲究门第出身的庸俗见解，另一方面指明了世间道义正理的规范所在。同时还激励仲弓做人之为人的应当之事，即努力提高自己，积极上进，成为一个德行高尚、才智非凡的有用之人。因为一个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的，但是他却可以做到后天的奋发图强。这才是一个人应当做的事。也只有如此，他才能纠正世俗的偏见，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孔子的一席话在这里显然是意蕴深远，值得深思并身体力行的。
可惜的是现实中人往往摆脱不了世俗的见解。不是以成败结果论英雄，就是抓住人家的出身不放。非要在两个极端上摇摆，结果往往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士族的门第等级观念十分严重。不同等级的人家相互间甚至不能通婚。历史上有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一对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只落得劳燕分飞化双蝶。千古之下，令无数人嗟叹不已。可见死守出身观念看人的可恶之处。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提拔出身卑微的人任事恐怕都要引起一场世俗的骚动。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们的前身琐事，以此表示不屑之意。刘邦当皇帝，人们热衷谈论他的市井之事。朱元璋当皇帝，人们喜谈他当年流浪做和尚巧遇珍珠翡翠白玉汤的趣闻。相比之下，对于他们自身的高拔之处却很少认识得到。这便是只见低谷不见高山的狭隘表现。
西汉时期，汉武帝大胆提拔卫青做将军。许多人不屑一顾，因为卫青出身于卑微的骑奴。可恰恰是卫青在数次对匈奴的作战中建立了丰功伟业。同样我们在前面举过的蔺相如也是出身卑微，却成为一代明相。此类事例不胜枚举。相反许多名门世家却造就了不少败家子和迂腐书生。由此可见，出身并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事业成就的标准。
不过别忘了，孔子讲过，出身固然不是成就人生的障碍，但是你自己要想成就自己，必定也要有真本事才行。正所谓：纯色、角正是也。
众口一词掩盖真实
【原文】
【13.24】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路第十三》）
【15.28】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第十五》）
【译文】
子贡对孔子说：“如果有一个人的品行被整个乡里人所称道，这个人怎么样？算得上善人吗？”孔子回答说：“算不上。”子贡又问：“那么如果一个人的品行被整个乡里人所憎恶的话，这个人怎么样？算得上恶人吗？”孔子回答说：“这也算不上。与其这样讲，不如说一个人只有在乡里善人赞许他，而乡里恶人厌恶他的情况下才能称其为善人。”
孔子说：“如果有一个人令众人都讨厌的话，那么你对他不要轻下结论。需要审查一下实情。如果有一个人令众人都喜欢的话，那么你也不要轻下结论，需要好好调查一下他的本来面目。”
子贡向孔子求教识人之道。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其实这个假设很有现实意义），说：如果一个人被众人称赞的话，那他算不算一个好人？孔子说不算。于是子贡接着问：如果一个人被众人厌恶的话，那他可以算一个好人吗？孔子也说不算。这么说了一通，子贡还是不得要领。于是孔子干脆点明了说：真正的好人必定是善人称赞他，恶人诋毁他。岂能不分是非、众口一词呢？
孔子谈人性问题主要有三句话，其中有一句很关键，那就是《易传》中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子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都是既有类别的差异，又有个性上的差异，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万事万物的价值也就在于一方面要尽到维护类别存在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特征。当然这一切还要建立在尊重其他类别的基础上。否则自己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因为没有一个生物是可以单独存在的。
孔子讲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事物间本来就有差异，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它自己的方式。这是一个需要尊重的客观事实。因此真正的生活方式便是“各正性命”，即：让事物按照它本来的方式去生活，才是最佳状态。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之道。这一思路实际上也就是现代民主的思想基础，即尊重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
回过头来看，首先子贡的假设显然违背了人的自然实质。每个人往往各有一套是非标准，因此对别人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其次，道德原则自有一套公理是非评价，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混淆了这种是非，好人坏人杂处一处，众口一词的话，那也就真假莫辨了。因此说，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众口一词的评价本身就不真实，怀有隐情。
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小人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个是隋炀帝杨广，当年为了争做太子冒充贤良，处心积虑地扮演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君子风范，并且大肆结交权臣、百官，极尽谦恭之能事，一时间闹得是朝野称颂，众口一词。老爹老妈也被搞昏了头，终于提拔他当上了太子。可结果却是成就了千古有名的一代暴君，甚至于连老爹也死在他手上。
另一个人物就是汉朝的王莽。他也是为了谋权篡位而大做文章。王莽的演技也很高，假若不看他的后半生作为的话，那么他的前半生就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当然仅仅如此还不足以成事，他必定是要广泛接纳众人的，以此获得众口一词的称颂。而他也确实做到了，结果他成功篡位。
由此可见，众口一词的背后往往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阴谋。同样道理，众口铄金地诋毁他人，也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即便一个人再罪大恶极，往往在他的亲朋好友眼里也有可取之处。所以整体性地一味诋毁他人，并不能证明那个人一定就是坏蛋。相反，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倒很有可能是有些不良之徒落井下石、察言观色、投机取巧、阿谀谄媚权势的下流行径。中国古代官场上常讲的“成者王侯败者贼”就深刻体现了一种势利小人的思路。成王者，追捧；败贼者，落井下石。倒也是众口一词。
总之，众口一词并非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起到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作用。所以孔子讲，要以道义作为判断人的标准，而不是外在的利益和形式。如果不合道义，即便千万人说好话，也算不上什么。
七 事业人生
执政之要在于使万物各尽所能，唯有各尽所能才能各安其职，进而天下大治。从这个角度说，好的执政者在于顺化万物而不与万物为敌。
名副其实则天下大治
【原文】
【12.1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颜渊第十二》）
【8.14】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泰伯第八》）
【3.19】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八佾第三》）
【译文】
齐景公向孔子咨询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君王要有君王的威严，臣子要有臣子的忠义，父亲要有父亲的慈爱，儿子要有儿子的孝敬。君臣父子各司其职，各尽职守，也就可以了。齐景公听完之后，说道：“您说的太好了！假如君王不像个君王，大臣不像个大臣，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各自不能恪尽职守，相互争斗不休的话，那么国家必然处于危亡之中，即便有粮食，恐怕我也吃不到了。”
孔子说：“为官重在恪尽职守。非自己的职责所限，不要越俎代庖。”
鲁定公问孔子：“应当如何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呢？”孔子回答说：“君王对待臣子要以礼相待，臣子侍奉君王要尽忠职守。”
孔子很注重名分。因为名分不同，职责不同。名分一乱，职责也就划分不清。这样一来，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就被打乱了，正常的职责也就难以被合理履行。而一旦职责无法正常履行，那么社会局势必然出现动荡、危机。所以孔子讲为政，首先强调确立名分职守，即明确社会、家庭角色分工问题。其次要求尽职尽责，恪尽职守。只有这样，社会和家庭才能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合理、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由于有些人人生定位不准，不知名分、职责所在，结果野心膨胀，为所欲为，搞得混乱不堪，或者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挂羊头卖狗肉，名不副实，结果往往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的问题并不罕见。
孔子与齐景公关于为政之道的这段对话是在一定社会矛盾背景下发生的。当时齐国大夫陈桓独断朝纲，挟制君王。齐景公有苦说不出。孔子有感于齐国的时政，才说出了上面那番有关社会分工的话。结果博得了齐景公的赞许。在此，齐景公已经明白了孔子所阐述的道理，他的意思是说天地万物兴衰，春秋四时运行，乃至家庭、社会治理都是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有一定规范守则的。种地要因时节进行，不违农时。治理家国则要有长幼上下之别。事物只有在这种相互区别的基础上，彼此有机配合，才能够办好事情。过去古人就有“和而不同，同而不和”的议论。意思是说，只有不同的事物相互合理搭配在一起，才能产生和谐美妙的效果，进而推动事物本身的发展。相反，如果功能相同、位置重叠的话，那只能越搞越糟。这是一个基本的宇宙原则。因此说，明确分工、职责乃是家庭、社会发展的必然前提。
当然孔子这么说并不是反对人的社会职位的变化，只是说应该明确职责上的不同，但是仅仅明确职责还不能保证社会长治久安，还要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只有这样做才叫名副其实。历史上，人们很推崇周公。一方面上古的文化传统在周公手里得到合理传承。另一方面，周公在名位问题上做得很好。周武王死的时候，儿子还小。周公作为周武王的弟弟完全可以继承王位，以他当时的声望也做得到。可是周公却还是选择了辅佐幼主周成王，谨守臣道尽忠。但他又不是一味愚忠。
周成王年轻的时候，整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缺乏君德，周公发现后，就把他废置一边，让他停职反省去，由自己代理朝政。等到周成王长大成人，懂事明理后，周公又把君位还给了他，继续为臣。这一番进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周公显然维护的是道义本身，即君臣各自有位，各司其职，各尽职守，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因此周公对待周成王的态度取决于他是否符合君道的准则。他不篡位乃是为了尽臣道之忠。因此说周公的做法是对事不对人，一心为公的。所以他的言行才受到孔孟乃至后世诸人的大力推崇。
比较起来，后世一些人的做法就有些问题了。齐景公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只是一味强调名分区分，却闭口不言恪尽职守。好像他命中注定便应为王，无须尽到什么职责一样。这本身就缺乏必要的反思之道。陈桓以权臣挟持王道，一方面超越了臣子的职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齐景公作为君王才智德行的暗弱。二人都没有恪尽职守，尽职尽责。都不符合道义的要求，那国家自然便要出现动荡了。历史上权臣当道的情况往往如此，所以我们并不能一味苛责权臣当政，造成政治昏乱。
孔子在确定名分、恪尽职守的原则下还提出为政尽量不要越俎代庖。这个问题倒不是单指臣下篡位而言，而是再次强调分工的必要性。历史上，很多君王、大臣干活很认真，有时又怕部下欺瞒自己，因此往往愿意事必躬亲，大权独揽，秦始皇、诸葛亮等人都是如此。其结果自己十分辛劳，事情往往也是千头万绪，越理越乱。毕竟一个人的能力和学识是有限的。
最后孔子明确了君臣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上级对下级要遵行礼法，以礼法节制。当赏则赏，当罚则罚，恩威并施；下级对上级则要尽忠职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才会稳定发展，而不会处于动荡、内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