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其人
《诗经》的时代，是一个诗人无名的时代。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中国终于出现了第一个大诗人屈原。屈原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43年（另一种说法是公元前353年）的楚国，比孟子和庄子略晚。中国在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出现宫廷御用文人以前，没有以写作为业的专门的文学家，屈原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家，不过他留下了二十多首诗作，其中的《离骚》、《天问》是几百句的长诗，涉及的内容从天地万物到人世政治，十分广泛。一般都把屈原当作楚辞的首创者，后继者有宋玉等人。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也就是说，楚辞是具有很强地域色彩的诗歌，是用楚国方言写作的，而且还能用楚国音乐诵唱。当然楚辞的一些用词在全国是通用的，特别是作为楚辞重要特征的“兮”字，在《诗经》的“雅”、“颂”和“国风”中都已经出现了。
《天问图》屈原是楚辞的首创者，指的是他在总结楚国民间诗歌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再创造。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不过他一生坎坷，曾做过楚国的高官，一度还颇得楚怀王的信赖，但“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最终自沉而死。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国群雄并起，秦国和楚国是最强劲的对手。屈原把秦国视为“虎狼之国”，但他的识见，使楚国上层的亲秦派视他为眼中钉，因此屈原屡受诽谤，为楚怀王所疏远，被迫离开楚都，“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后来他一度重回楚国故都，那是在楚国受到秦国攻击的危急时刻，他被派往齐国成功搬来救兵解围，回国之后任三闾大夫，主持了为在秦楚大战中死难的数万将士举行的盛大的招魂仪式，并作有《招魂》一诗。秦国与楚国联姻，怀王的幼子子兰以“奈何绝秦欢”为由，坚持要楚怀王去秦国，屈原坚决反对。楚怀王此去果然被囚，竟客死于秦。秦军连年压境，屈原怒诟公子子兰之不智，得罪了子兰。继位的顷襄王是子兰的哥哥，子兰通过上官大夫进谗言奏效，屈原此次被顷襄王放逐到更远的地方。屈原在外流放多年，对楚国尚心存一线希望，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军攻陷了楚国的首都，此后，又一步一步地南移，在公元前277年逼近了屈原的流放地。屈原涉江过水，退了又退，最后到达了长江东北的汨罗江。此时楚国大势已去，最终难逃被秦国吞并的命运。屈原不愿当俘虏，对楚国也彻底绝望，于极度悲愤中投入汨罗江自尽而亡。楚国人都知道使得楚怀王客死异国的是公子子兰，而遭到放逐的却是屈原楚国为秦所逼，而屈原曾是最早洞察了秦国野心并提出警示的人，因此国人都为他鸣不平，同情他的遭遇。屈原投江的日子是农历五月五日，人们为了纪念他，每年的这一天都举行划龙舟比赛，并包好粽子投放到江中供屈原的冤魂食用。以后这一天就成为中国人共同的节日一—端午节。
屈原是中国第一个大诗人，他的爱国情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精神追求、直道而行的人生信念，都给中国文人以巨大的影响。
《离骚》
屈原一生作品丰富，《离骚》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中最优秀的诗篇之一。《离骚》是长篇抒情诗，共有三百七十二句。“离骚”的“离”是遭遇的意思，“骚”是忧愁，“离骚”就是“遇到忧愁之事”。《离骚》塑造了一个出身高贵、人格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抒情主人公“朕”（“朕”就是“我”的意思，“朕”这一人称代词在先秦并不专属于君王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高阳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的孙子，可见诗人血统之“高贵”。诗人“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所饮所食为高洁象征的木兰秋菊，但诗人所处的却是一个“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的时代，“众皆兢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通常的情况是“固时俗之工巧兮，俪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兢周容以为度”。屈原所提的“党人”、“众人”都是针对拥有权势而又贪婪无耻的贵族及其子弟而言的，说到无权无势的下层百姓，在他的诗中使用的是“民”这一词，他最著名的诗句之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即表达了对楚国国势艰危、民生艰难的深切的哀愁和关怀。
屈原在《离骚》当中提出了几条自己可以走的道路，并且通过几组人物的对话关系来表现。女媭娓娓劝说，既然别人并不体察他的忧国忧民之心，那么何必如此自苦，独异于众人，受众人排挤，但屈原还是执意直道而行，“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即使最后“伏清白以死直兮”，也无怨无悔。在流浪途中，他试图从灵氛的占卜中获得一点启示，灵氛说出了“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劝他离开自己的祖国，但屈原是楚国贵族，和楚国同姓，他合不得离开。所以此时他要求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漫漫长路的尽头却也就是死所。楚辞
在屈原写作的时代，他的作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到了西汉，先是司马迁，后来是刘向，才把屈原及其后继者的作品统称为“楚辞”。楚辞诞生于散文高度发达的战国时代，受自由奔放的散文风气的影响，突破了《诗经》短章复沓的形式，句式变化繁多，诗歌内部情绪紧张激烈，多有如江水之滔滔的追问或自我审视。因此诗篇往往波澜起伏、气象万千。在诗经里“兮”字很常见，但多是四言体的，也就是由四个字组成一个句子；而楚辞则灵活得多，诗句的字数增至五字或更多，由于不愿囿于四言的格式，但其他格式尚未形成，所以楚辞就加进“兮”字来调整节奏，一般诗句的节奏是“三”“三”兮“三”“三”，如前面举例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就是三三节奏的。
楚辞还广泛使用对偶句，《诗经》中对偶句并不常见，而南方民歌当中对偶的形式本来就比较常见，像《越人歌》中有“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的对偶，《孺子歌》则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而屈原在他的创作中使用对偶句就更为普遍，《九歌·少司命》当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就是对偶名句。
楚辞的风格集华丽与质朴于一身。屈原所作楚辞词章华美，而且是他首创用香花美草自比、比人，用植物来象征人的精神品格。同时楚辞的基本品格却又是刚劲坚直的，这种基本品格以诗人的忧国忧民为底子，以他的自我持守为依托。
在《离骚》的开篇，诗人的形象就是一个披香草、佩秋兰的抒情主人公：“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屈原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职掌王族三姓昭、屈、景的宗族事务并负责督导这三姓的子弟，也就是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他在《离骚》当中曾经写道：
拿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
在这里，屈原是一个园丁的形象，他种植兰蕙等香花美草，把贵族子弟比作“杜衡与芳芷”等，对他们寄以厚望，希望他们“枝叶峻茂”之后能有所作为。但是屈原后来却失望了：“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由此，他“哀众芳之芜秽”。
屈原的诗歌中还出现大量的美人形象，大多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当然历来的解释不同，有人认为美人是屈原自比，将君王比为夫，君臣关系类于夫妇关系；也有人认为美人有时指屈原，有时指楚国国王：
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以容颜易逝的美人自比，担心为君王所不用；如美人为国王，则是担心他年华逝去还无所作为。
屈原的诗作也触及到宇宙意识，他的诗篇《天问》是对宇宙万物，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问难，发问既天真又智慧。《天问》提出的问题共有一百七十多个，其中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滋何功，孰初做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他的提问大致的意思是说：阴、阳、天三者结合在一起，究竟是先有阴阳的变化然后才有天呢，还是先有天然后才有阴阳的变化呢？天有九层，是谁把它安排成这样的？这是何等伟大的功劳，是谁最初开始营作的呢？天空不停地旋转，旋转的枢纽在哪里连结？天的顶端又往哪里安放？支撑地面和天空的八根大柱在什么地方？地面既然有八根柱子支撑，为什么东南方有一部分的塌陷？
屈原所作“楚辞”，与《诗经》相比，形态和诗思大有不同。《诗经》朴质、天真，楚辞华富、驳杂，“其思甚幻，其文甚丽”；《诗经》的风格“温柔敦厚”，而屈原作品“凭心而言，不遵矩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以后世奉诗教为正宗的，对楚辞常有訾议，但楚辞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超过《诗经》的。屈原身处散文高度发达的战国时代，他的诗歌语言接受过散文化的洗礼，但又朝着诗化的方向作了更多的努力。屈原所作楚辞，几乎句句用韵，又多用排偶，这都是中国诗歌此后基本的路数；《诗经》多四言诗句，以二字节奏为基本形式，屈原楚辞开创的三字节奏的诗歌写作体式，为中国后来的五七言开辟了“三字节奏”的道路，影响中国诗歌此后一千多年的路向。屈原楚辞各篇或“朗丽以哀志”，或“绮靡以伤情”，或“瑰诡而慧巧”，或“耀艳而深华”，“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楚辞的“浪漫主义”与《庄子》有相近处，但庄子认为“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遂陷入虚无主义；而屈原则沉郁执著，最后甚至以生命殉自己的信念，是以生命、情感和文采“自铸伟辞”。此后中国诗人如李白，如苏轼，其实都是屈原的异代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