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信陵君去迎接侯赢，侯赢说：“我有个朋友在市场中杀牲畜，想劳驾车马去拜访他。”侯赢下车去见他的的朋友朱亥，和朱亥聊天，暗中察颜观色，发现信陵君的面色反而更加谦恭。市场上围观的人和跟随信陵君的骑兵都暗中责骂侯赢。侯赢见信陵君面色仍然如故，还是那么谦和，这才辞别朋友上了车。
汉朝的廷尉张释之等着朝见皇帝，三公九卿等高官显贵都在场站着。有个道家老者名叫王生的人说：“我的袜带松了。”回头对张廷尉说：“给我把袜带系上！”有人对王生说：“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单单侮辱张廷尉呢？”王生说：“我年纪很大了，地位又低，自己思谋没什么能力帮助张廷尉。张廷尉是当今天下有名望的大臣，因此才会让他当着大庭广众的面跪下给我系袜带。我是想让世人更看重张廷尉啊。”那些高官显贵听了，都觉得王生是个有贤德的人，也更加敬重张廷尉了。
汉朝的汲黯，常常见了大将军卫青不跪拜，只行个平揖礼。有人对汲黯说：“皇帝打算让群臣都以下属的礼节拜见大将军，您不该见了大将军不跪拜。”汲黯说：“以大将军那样尊贵的身份，却能结交平揖的朋友，不是更被世人看重吗？”大将军听后，认为汲黯是贤德之人。
由此看来，以傲慢为礼，可以使对方更受尊重。
《老子》上说：“国家昏乱的时候才显现出为臣的忠诚，六亲不和时更能体现父母的慈爱和子女的孝顺。”这是说忠臣、孝子因为不管国家是否昏乱，仍旧自觉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才显示出节操的高尚。要是过去侯赢对信陵君不傲慢，那么市场上的人就不了解信陵君有礼贤下士的度量。若是王生对张廷尉不傲慢，那么三公九卿、高官显贵就不知道张廷尉能降低身分、屈己下人。因此说，品行不好的人，是好人得以显示出来的衬托和参照。
知其可为而为之
中国人讲究顺势而为，反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始终是文人士子的文化理想，而不是政治家的选择。相反，政治家是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文人士子所追求的文化的合理性，与政治家追求的当下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一个人不能没有文化理想，但又不能只按文化理想办事。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齐国的靖郭君田婴要在薛地建城墙，他手下的很多门客都来劝阻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很不得当的，但靖郭君不听，并告诉传达人员说：“不要让这些说客们进来通禀！”齐国有个求见的人，对传达人员说：“我只请求说三个字就走，我要是多—个字，我情愿领受烹刑。”靖郭君于是同意接见他。
这位客人快步走进来，说了一句：“海、大、鱼！”转身就走。靖郭君说：“你不要走。”这位客人说：“鄙人不敢把死当儿戏。”靖郭君说：“没有关系，请你把话说完。”客人回答说：“您没听说过大鱼吗？鱼网不能捕获它，鱼钩不能钓住它，可它一旦离开水面，就连蝼蚁都能把它吃掉。现在齐国也就好像是您的水。您如果能长久地得到齐国的保护，哪里用得着在薛地建城墙呢？如果失掉齐国，即使把城墙建得高人云端，也还是没有用啊！”
靖郭君说：“您说得对啊！”于是就停止在薛地筑城墙。
廉范，字叔度，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的后人。他曾任过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武威（今甘肃武威）、武都（今甘肃成县西）等郡的郡守，有丰富的治理民众的经验，很有政绩。
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廉范被任命为蜀郡（今四川成都）太守。蜀郡民俗崇尚文辩，喜好各持己见议论短长，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约束，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俗。廉范常常劝勉他们，从不听那些妄言虚说。
成都在当时是富庶之城，人口众多，民居稠密。城里的居民有夜间干活的习惯。廉范任蜀郡郡守以前，历来的郡守都禁止百姓夜间干活。因为夜间工作点火照明，十分容易失火，而一旦失火，就会使大片房屋被烧，屡屡造成严重的损失。但百姓们仍不顾禁令，常在夜间偷着干活；由于不敢公开点火，因此火灾的发生反而更加频繁。廉范任蜀郡郡守后，没有再下什么禁令，而是首先取消了以前的禁令，允许百姓夜间点火干活，但严格要求家家储备足够的水，以便能及时将火灾扑灭。
自从廉范采用了这一新办法后，成都地区不但火灾减少，而且给百姓带来了许多方便。百姓们作歌唱道：“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廉大人来蜀郡做官来得太晚了，他不禁我们点火，让我们夜间费心劳作，使我们过上了从来没有的好日子。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自恃强大，邀请各诸侯国到黄池会盟，企图借此建立霸主地位。卫侯来迟了，吴王就派兵烧了卫侯的住处。孔子的学生子贡对吴国太宰说：“卫国的国君在来黄池参加会盟之前，必然要跟国内的大臣们商议，众人必然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论而不决，所以卫侯才会来晚。那些主张来参加会盟的人是大王的朋友，那些反对来的人，则是大王的仇敌。如果您抓了卫国国君，岂不是打击了朋友而有利于仇敌吗！”吴国的太宰心悦诚服，当然放弃了抓卫侯的打算。
黄池之会上，各路诸侯争做天下首领，吴王夫差更有称霸诸侯的野心。卫侯来迟了，吴王烧其住所，其意是对违背自己意志的人予以制裁，杀鸡给猴看。子贡向他指出这样做实际上是做了打击了朋友、有利于敌人，是亲痛仇快的蠢事。
在中国历史上，吴王夫差并不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且不说他的所谓霸权维持了多久，只看他对待卫侯的这一件事，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粗莽愚陋。所谓因小见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借子贡的话来评论上面几个例子的共同特征。千古以来，“事机成败”四字，实际上已说尽了国际交往的全部真义，也说尽了从政者成功的根本，其中就包含着顺势而为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意思。子贡语言奇特机警。后人争来论去，变换出无数花样，说的无非都是这个意思，但都没有像子贡说得这样明确。据说，在孔子的门徒当中，子贡的口才是最好的，看来，他确是当之无愧的。
治国为政的“辩证法”
在这个地方用“辩证法”三个字，好像很滑稽，其实，古今的道理是一致的。所谓辩证法，无非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事物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至于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矛盾的方面组成，我们姑且放下不谈。如果仅就前两个方面而言，我们的古人的确懂得了治国为政“辩证法”的精义。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论述和事例，就会知道古人在这方面无可企及的造诣。
孔子在汉代就成为圣人，在当时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有很多人假托孔子来说明问题。据说，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人为了答谢他就送他一头牛。子路事后向孔子讲述这件事。孔子说：“你这样做很好，以后鲁国的人就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子贡的家奴想要赎身，子贡放了他但并未收取赎金。根据鲁国的法律，家奴赎身是要交纳赎金的。孔子批评子贡的做法，他说：“以后鲁国人再不敢赎人了。”孔子之所以称赞子路、批评子贡，就在于子路做了好事而收了人家的谢金，这是鼓励大家都与人为善，这样可以帮助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子贡不收别人赎金虽表现得慷慨谦让，但别人做不到，因此就堵住了行善的道路，使得有家奴的主人不敢释放奴隶了。所以，这样做对于社会来讲没有任何好处。由此可见，自己的清廉高洁应在该表现的地方表现，不要在公众面前故意炫耀卖弄——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
孔子像
韩非子不仅是法家的代表，也懂得治国为政的辩证法，他说：“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文化知识及武力的负面影响。曹操也曾说：“恃武者灭，恃文者亡。一个国家如果单纯依赖武力立国，或者单独依赖文臣立国，都会导致灭亡。”吴国夫差、鲁国偃王就是很好的例子。吴起也曾说过：“上古时候承桑氏的国君崇尚以德治国，废除军队建设，结果导致亡国之灾；夏朝的有扈氏，依仗人多势强，军事力量强大，穷兵黩武，忽略德治，结果也是国破家亡。贤明的君主以此为教训，将‘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立国之本。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则加强军事力量建设，这样则强敌不敢犯，百姓文明尚德，君主从容谦恭，哀伤怀念为国捐躯的烈士。这虽鼓励人民向英雄学习勇敢无畏的精神，但绝不损害到仁爱精神。”《玉钤经》这本书中说：“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助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姜太公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了，其实他的话今天听来也是很有道理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刑罚太严，民则畏惧，长久下去必生变故。这是刑罚严厉所产生的流弊。如果把任何事都弄得非常清楚，就会扰乱百姓，他们就要迁移。如果大家都想迁移就不能安心居住，这样就容易出现变乱。这是明察的流弊。”姜太公还说：“奖赏过勤容易诱发人们不满足的心理，心里不满足就滋生怨恨。贤明的君王治国理民，不管臣的喜好，而更在乎他们憎恶什么；他不关心民众为何来归顺，而更关注民众为何要离他而去。如果让百姓都安居乐业，这样天下就真正太平了。”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那些被称为圣人的人，也是在为大盗积蓄和看管财宝。从前，齐国在姜太公的辅佐下很强盛，城邑一座接一座，人丁兴旺，到处都显出一派繁荣富强的景象。方圆两千多里都是齐国的天下，而国内的种种典章制度、城乡规划，无不是按照太公当年的做法。但后来田成子当道，杀了齐简公，窃取了齐国的政权，他所窃取的，哪里只是一个齐国呢？他把齐国先贤所制定的好的政治制度一同窃取了。因而历史上田成子虽背上了窃国大盗的骂名，但是他像尧舜那样，安安稳稳地统治着齐国；而且周围的小国不敢对他有所微词，大国也不敢来讨伐他，竟然还传了十二代。由此可见，田成子不但窃取了齐国的政权，而且还窃取了姜太公所制定的圣明的政治制度，难道不是这些圣明的制度保护了他这个大盗贼吗？这说明，圣明的政治制度也有其不好的一面。
然而，田氏（陈氏）是怎样得到齐国的呢？从前，晋大夫叔向曾问齐相晏婴说：“齐国将来会怎样呢？”晏婴答说：“现在齐国已经处在末世了，将来怎样我也不清楚。但齐国终将属于陈氏家族。”齐国遗弃了百姓，百姓都投归陈氏了。齐国原来有四种计量单位：豆、区、釜、钟。四升为一豆，依次按四进制递升直到釜，十釜为一钟。陈家则自设三种计量单位。每级只加一倍，进到钟时，量就比齐国的钟大得多了。陈家用自制的计量标准大斗向外借贷粮食，而收回的时候则用公家标准小斗收，这样百姓都乐于向他那里借贷。齐国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堪与海比。百姓的劳动收入两成归公家，仅有一成拿来养家糊口，于是大家都拿伪劣残次的东西交公。这样负责公务的人，不得饱暖。贫富分化极为严重，百姓穷得连鞋子都买不起，于是市场上鞋子越来越便宜；而那些富人则争相购买绫罗绸缎，使得其价格飞涨。穷苦人大都贫病交加。陈家派人到处去慰问百姓疾苦。这样百姓人心都归于陈家，大家爱陈氏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归附陈氏亦如百川归大海一样，这样陈家想不笼络人心，也不可能了。
汉朝的匡衡很爱进谏，他曾经说过：“孔子曾感叹道，礼让可以用来治国吗？天下有这样的例子吗？孔子之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若将国家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朝廷就是其主干之躯，其举动将直接影响天下百姓；朝内的公卿大臣相互间如果都很礼让谦恭，上行下效，百姓也不会彼此争斗不止；朝廷上的人好善乐施，下面的民众就不会粗暴犯上；朝廷上的人品德高尚，仁义守节，社会上也会出现这样的良好风气；朝廷对民宽厚温和，于民有惠，那么百姓间也会很友爱。上面所提到的四种好风气，并不是靠圣明的君主严厉的命令形成的，而是靠其自身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万民形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朝臣相互争吵不休，影响到百姓就有可能产生殴斗的祸患；朝臣若独断专行，民众中就会出现彼此争恶，互不相让的局面；朝臣若趋于争夺名利，下面的百姓可能为了私利而伤害别人；朝臣若惟利是图，下面的百姓就会偷盗成风。朝廷是影响社会风气好坏的根源。所以说，上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
战国时法家的慎子说：“忠诚虽好，但若是在政治混乱的时候，却未必能救治这种混乱，相反还正是这种混乱的一种表现。”怎么理解这种道理呢？舜的父亲瞽叟对舜很坏，曾多次想置他于死地，但他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子，每次大难不死后都原谅了父亲。夏桀暴虐无道，有很多忠臣进谏都被他残杀了，这更显示出他罪恶滔天。因此，孝子不会生在慈父之家。
汉朝的京房与石显同在朝廷为官，他们因政见不同而产生矛盾，后来京房被贬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仍在中央为官。京房害怕遭石显陷害，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曾对我说，我对您只是小忠而算不得大忠。因为从前秦始皇在位时，赵高掌权，他的狼子野心被正先觉察到，正先就对他进行非难、讥讽，结果被赵高假以罪名杀害了。从此赵高在朝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一手遮天，飞扬跋扈。后来秦朝出现混乱，可以说正先负有一定的责任。现在我奉命出京为官，希望陛下您不要让我落得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如果这样，我的学生姚平就要嘲笑我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正先的这种所谓的忠诚，才导致了秦朝后来奸臣当道乃至亡国的祸乱，正先的这种忠诚有什么好的呢？
晋朝的名臣刘颂曾说：“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吏往往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那些细小的违纪违规现象不予过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小过失、小缺点，产生于人偶尔的疏忽，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如果把这类微不足道的瑕疵也都归于违法乱纪，依法严加制裁，那么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人能免罪。这样做，目的虽为社会安定，实则造成社会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