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节节最爱声光电，因为她是伴随着声、光和电出生的。
而时光的流逝，往往会把“因”和“果”给弄颠倒了。多少年后，人们又产生了一种幻觉：恰恰是节节她们这一代人的出生，才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声、光、电。这样一来，节节的生命便天然地附上一层神奇的色彩了。
她也认为生活应该是神奇的。
节节出生的地方，位于北京西边。沿着长安街走上长安街的延长线，再从延长线走上延长线的延长线，不知在哪个路口一拐就到。那是一家部队医院。生下来半个月，爸爸便用一副天鹅绒襁褓把她裹回了家。天鹅绒天鹅绒，这三个字，到现在念起来都有贵族的味道，让人想起歌剧里那些戴假发的男人和露乳沟的女人。而她爸爸的身份，也确实和那些男女沾着些关系，他是个歌剧团的拉幕工人。为了给节节多做几幅襁褓，他抄起剪子，咔嚓咔嚓，把幕布变成了换牙期间的小朋友的嘴——赫然缺了一颗大门牙。
对于一个婴儿来说，贵族的待遇其实并不舒服。天鹅绒并没有棉袄暖和，况且因为在舞台上拉拉扯扯了许多年，早已发硬褪毛了。因此回家的这一路上，节节被冻得扎得哇哇哭。她的哭声可真是响亮，一张嘴就穿透了北京冬天灰蒙蒙的雾气，引得路上的人停下来围观。
她爸爸自嘲地对熟人感叹：“真是生机勃勃啊。”
然后节节就哭着看到了自己的家。那是一个当时还有几分名气，现在却早已消失了的剧团大院儿。大院儿大院儿，这里的“大”指的并不是面积，而是“一级机关一级组织”的意思——居民们既在此处上班，又在此处生活，所有的大人都是同事关系。而说起实际的面积来，节节她们这个“大院儿”在北京西边可真不算大的。附近还有几个兵种的司令部，那些院儿的操场都比她们整个院儿还要大呢。自然，她们的院儿就更没有大礼堂，没有在“畅游长江”的感召下修建的游泳池了。当年也不是不想修，只不过实在没地方。她们的院儿被几个司令部夹在腋下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剧团大院儿有了新气象。新气象就是像个剧团了。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因为极少有演出，这里在外人看来，只是一些灰头土脸的小楼的无意义组合。居民呢，更是像极了一群无业游民。随着节节的出生，情况就大为改观了：几个流落外地的“台柱子”又调了回来，团长高声宣布，团里要恢复演出，还筹划着上一出新戏呢。新戏的主人公自然不能是帝王将相和外国死人，而是“新时代的标兵”。这些话把大家从冬眠里唤醒，却又让女演员们感到自己好像刚刚结束冬眠的熊了。她们纷纷回到宿舍，脱了大衣在立柜的镜子里照：哪儿还像个演员啊，不该鼓的地方都鼓了，甚至还有的地方都耷拉了。按说这些年也没吃着什么好的啊。都怪那些过于宽大的灰的蓝的绿的衣服。那些衣服让她们忘记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节节她妈妈也是那些女演员中的一个。她的懊恼则不在衣服，而是指向了节节。她在镜子前簇了半晌眉，忽然很暴躁地扭过身来，指着天鹅绒襁褓里的节节说：“我都肥成这样了！都怪你！”
节节她爸爸则在一旁嬉皮笑脸地说：“都怪我，都怪我。”
想一想，那句“都怪你”是妈妈对节节所说的第一句话。母亲对女儿来到世上的欢迎词，竟然是恶狠狠的抱怨。好在当时节节听不懂人话。
冬天要过去了，春天不远了，先于花朵开放的却是灯泡。元旦前夕，附近几个司令部大院固然贴出了“欢度佳节”，挂上了一溜彩灯。但这一年，常年黑洞洞的剧团大门也亮起来了——而且还是专业人士布的景呢，效果自然不是那些当兵的能比的。一到晚上，最不起眼的门脸反倒成了最夺目的。什么叫火树银花？什么叫雄鸡一唱？到这儿看看就知道。这已经不只是彩灯了，几乎可以称得上霓虹——没有商标的霓虹，政治的霓虹。不仅是剧团大院儿的人，就连那些当兵的也拖家带口地来看。好几天晚上，门口挤满了人，那架势仿佛在举行自发的集会。而人们的表情，又像正在扎堆买什么“优质”的处理产品。孩子固然在笑在蹦，大人也傻乎乎地咧着嘴，忘我地荡漾在灯光里。如果剧团的领导再大方点，让大喇叭放上一段音乐，这里就要变成资产阶级的跳舞场了。
就像一幕喜气洋洋的默片，演了快一个月，声音终于配了进来。这年的爆竹不仅在庆祝除夕，更在庆祝千载难逢的历史转折。节节她爸爸简直不像个做了爸爸的人，他把半个月的工资都买了炮，耳朵上夹着一只香烟，手上还夹着一只，每点燃一挂炮，都对观众们大喊：“兄弟们，共军来啦，快撤吧。”然后像舞台上的“匪兵甲”一样夸张地逃跑。而节节的妈妈则抱着天鹅绒襁褓在一边看他表演，母亲和女儿的脸都被映红一瞬，再一瞬。两张脸都很漂亮，充分地体现着南方血统的精致。
顺便说一下，因为是在元旦和春节两个节日之间起的名字，所以节节就叫节节了。
2
作为第一代吃牛奶长大的普通人家的孩子，节节长得特别快。三四岁的时候，她就眉毛是眉毛，眼睛是眼睛的了。因为妈妈坚定地表示，要“重新走上舞台”，所以她早早地就被送到了幼儿园。
关于幼儿园的记忆是这样的：每天吵吵闹闹的不知道在干什么，醒着也像睡觉；而等到老师要求睡觉的时候，偏又睡不着了。节节从小就比其他孩子精力旺盛，常常人家躺下了，她又坐起来，瞪着两只大眼睛俯瞰一排小棺材似的床。她要看看哪个小朋友正在流口水，哪个小朋友睡觉的时候还抱着一个苹果。
她这么一看，本来躺下了的小朋友也像被太阳照透了的种子，呼地一下，从被窝里冒出一个脑袋，呼地一下，又是一个脑袋。一时间，土地里长出好几颗错错落落的小苗儿。这些脑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只有节节的眼睛亮闪闪的，在观察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而静默片刻，脑袋们就转为哇哇大哭了，这下把没冒出来的脑袋也惊醒了，哭声更是越传越远，隔壁的寝室也开始哭。
然后，老师们便急匆匆地跑进来，安抚惊恐的小女孩，训斥调皮的小男孩。只有节节，仿佛印证了自己的某种能量似的，第一个钻到被窝里装睡去了。
等到下午，她爸爸便来接她。爸爸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到食堂打饭，在传达室下棋，到幼儿园接节节。当然，他还要在排练时把缺了门牙的天鹅绒幕布拉开，以示郑重。拉完了，他就可以滚蛋了。
节节就拉着爸爸的手，走在北京风尘仆仆的大街上。大脚带着小脚，小脚格外积极地快跑，大脚则故意走快两步，然后慢下来，然后再突然走快。那年头的北京格外脏，就怕刮风，一刮风满天都是灰。更何况他们剧团的西边是著名的“首钢”，大烟囱一冒烟，又在自然的灰之上罩了一层化学的雾。但饶是如此，空气里的灰蒙蒙却仍然是欣欣向荣的灰蒙蒙。
而在一片灰蒙蒙的天地中，节节无疑是最亮眼的。熟人见了她都会感叹：
“哟，瞧这孩子，长得跟一大苹果似的！”
在那个仍然用“吃得好”来概括美好生活的年代，“大苹果”恐怕是对于一个小女孩的最高赞美了吧。别说小女孩了，就连十八九岁的姑娘家，被人称赞一句“大苹果”都会由衷地高兴，半害羞地扭过头去：“您说什么呀。”
而节节却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大苹果，人家这么一说，她就来劲了：皱着鼻子咧着嘴“亮相”似地笑，小脸呈四十五度角上扬。人家就会进一步说：“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吧！”
节节就晃悠脑袋，响亮地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这时就不仅是一个两个熟人了，经过的人都要欣赏她一会儿。又有人说：“唱得多好，长大了一准又是个演员！”
从那句“又是个演员”，节节可以推断出妈妈“也”是个演员。于是演员的光荣感更加充满了她，尽管她还不知道“演员”究竟是干什么的。
而她爸爸的表现倒很谦虚：“她哪儿是演员，她就是人来疯。”
上了小学以后，节节最喜欢的娱乐就是看演出。对于一个剧团的小朋友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上面”说到做到，果然恢复了演出，而且越演越多。刚开始是翻排部队那几个大团体的经典剧目，演不了全篇就演片断。上一幕还是“洪湖水，浪打浪”，下一幕就变成了一个江姐在唱“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了。整台节目冠之以“革命剧目大联展”的名义。
后来团里自己也排了新剧，讲的是一个“战地百灵鸟”的故事。可是百灵鸟并不是一只真的鸟，就连个漂亮女人也不是，而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中音。他在老山前线被越南人打断了腿——节节她爸爸说，也许连鸟都打掉了——便坐着轮椅对战友们唱歌。一唱歌，那几个瘦得像猴子一样的越南人就逃窜了。他唱的简直不是歌，而是紧箍咒。
拜“新时期的文化政策”所赐，团里的小剧场每周有两三天都是满着的。观众全都是附近几个大单位的年轻人，票也是工会发的，不来白不来。反正晚上也没有其它事情可做。大家看戏的时候，节节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就像小老鼠一样钻到舞台后面，看演员化妆，听演员抱怨。而那些演员正是他们各自的家长。小朋友们常有这样的讨论：“你爸为什么当叛徒？”“都是你妈逼的。”
虽然一再强调要“严肃后台纪律”，却也难不倒他们，因为把守后台的正是节节的爸爸。她爸爸是那种最快活、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家长了。节节抱着爸爸的大腿，小小的腿和躯干一扭曲，他就会露出“匪兵甲”的表情，瞥一瞥坐在前排的领导同志，然后说：“兄弟们，共军上来啦——”
“快撤吧快撤吧——”孩子们众口一词地和他对着暗号，一窝蜂地钻到后台里去了。
这么在后台混久了，难免目睹几个演出事故。而节节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故，自然与她自己相关。
当时演出接近尾声，台上在跳《红色娘子军》片断。节节的妈妈伙同一群新招进来的小姑娘，一人一条海南妇女的七分裤，正苦大仇深地向前进，向前进。而节节呢，则跟另一个小女孩挤在一张化妆桌下，嘀嘀咕咕的：“我是女特务。”“我也是女特务。”
两个女特务臆想得不亦乐乎，毫不关心台上出现的乱子：《红色娘子军》跳了一半，队型突然乱了。一个娘子军停下了跳跃，板着脸，扭着腰，咚咚咚地向台下走去。
是节节她妈妈。她今天妆都没化好，在灯光下蜡黄蜡黄的，出了队伍，脸上还是一派苦大仇深。那是发自内心的苦大仇深。
她走到舞台一侧，对压阵的团长说：“我跳不了了。”
团长的脸色已经铁青了：“怎么跳不了？”
节节她妈妈说：“过去我都是领舞，现在在队型里面，不熟悉队形了。找不着点儿。”
团长哼了一声：“你可不要上得去，下不来。我们都是老演员，对年轻人要扶上马，送一程……”
节节她妈妈还是很执拗的样子：“我就是跳不了。找不着感觉。”
“胡闹！”团长忍不住，终于吼了起来，“你以为你还是孩子吗？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不该带你——”
说着，他伸出手去推了节节的妈妈一把，让她出去，离开革命的舞台。他是她们这茬儿演员的老师，他觉得自己有权力这样做。然而他没想到，节节她妈妈脸上那样死硬，腿上却如此虚弱，只轻轻一碰，就坐倒在地上了。她也没抬头，就势蜷起腿，抱着膝盖，像个小姑娘一样抽泣起来了。
这“恨铁不成钢”的一推，在别人眼里看来可就变了味。立刻就有两个青年人喊起来：“男人打女人！”更远的观众甚至还有喊“耍流氓”的。
随着几声喊，大家又看到一个男人怒气冲冲地从舞台的另一侧跑过来了。节节她爸爸像一只斗架的公鸡，吆喝着：“孙子！也不看看是谁的媳妇儿！”揪住团长的脖子就打。虽然他明知这一打，后果可不比日常性的流氓斗殴，但作为远近闻名的顽主，这个面儿能栽吗？万万不能。
台上的演员纷纷下来拉他，一个人叫道：“这可是团长！”
可是拉也是半真半假的拉。节节她爸爸奋力挣扎着，以旁人为支架蹦起来连环腿：“打的就是团长！”
观众们的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随着八三年“严打”的胜利结束，北京的社会风气稳定得近乎死板，打领导这样振奋人心的大戏，一年半年也看不到一次。于是前排的人站起来看，后排的人更要踮着脚尖：“别挡着别挡着。”
大家一起赞叹：“我操，看来真是要拼命了。”
整个剧场里一团糟。偏是这时，舞台上又多出了一个小女孩。她从天鹅绒幕布的缺口里伸出脑袋，往外探了一探，又探了一探，终于就走上来了。这个小女孩正是节节。就像每一个初登台的小演员，她怯生生地拉着裙脚，一小步一小步地在台上挪着，往爸爸那边靠近一点，又挪开，仿佛拿不定主意要干什么。
三挪两挪，节节就走到舞台的中央，直面着台下那许多观众了。偏巧剧团的灯光师又是一个酒鬼，此时正好喝多了，他迷迷瞪瞪的，居然把追光打开了。一道光柱射下来，把节节钉在舞台上，通身雪亮。她的斜下方是两个气喘吁吁的男人，一个满面乌黑，一个呲牙咧嘴——这三个人的组合，竟然展现出某种古怪的艺术效果。一部革命文艺大联展也变成多少年后才有的实验话剧了。
灯光下的节节比平时更可爱十倍。她用不着腮红和口红的帮忙，脸蛋和嘴唇也那么红润，胳膊、肩膀则是晶莹剔透的白。那年月的人正迫不及待地摄取一些外国概念，学会了将极其漂亮的小孩子比作小天使。于是不少人心里想：真是一个小天使啊。而这个小天使还在怯场呢，她抿着嘴，大眼睛里满是慌乱，忽闪忽闪地看着台下那许多乱蓬蓬的脑袋和焦黄的脸。
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还处于儿童期的小女孩，却也能焕发出艳惊四座的光彩。这种光彩让人心驰神荡地想象她十年二十年后的样子，但又因为眼前的小，而不带一丝猥亵的意味。节节就是这种小女孩，她的漂亮甚至让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正在做什么？兴致勃勃地观赏一场闹剧吗？多庸俗。国家刚刚走进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时代，人人都应该追求美和积极的东西，可我们还是这么庸俗。这么一想，节节就让所有人面有愧色了。
就像中了魔法一样，顿时没人再关心那两个像狗一样滚在一起的男人了。节节的爸爸也叹了口气，愣住了。
而作为此刻的主角，节节在想什么呢？其实她在想一条花裙子。就在刚才，就在后台，她正和那个女孩打赌呢。两个女特务都穿了花裙子，不免你看我的好，我看你的好；她们又一起幻想穿着花裙子，到近在咫尺的舞台上去演出。可一旦涉及这样的幻想，两个女孩的反应又是不同的了：节节是越说越兴奋，仿佛自己已经博得了个满堂彩似的，邻居家的女孩却有些不忿了。她长得可不如节节漂亮，平常也没人说她像演员。
剧团的孩子都是善于表现神态的，那女孩故意做出轻蔑的样子，说：“说得热闹，等一会儿闭幕了，你敢上去加演一个吗？”
节节自然回了一句：“有什么不敢的。”
“你才不敢呢。”那女孩坚持说。
关于美丽的幻想变成了勇气的比拼。节节就有点儿生气了：“我要是敢，你怎么样？”
那女孩也赌气了：“那就把我的裙子也送给你好了吧？让你一人穿两条！”
“这可是你说的。”
就这么话赶话，一个大胆的计划就形成了。节节要用一次登台为自己换一条新裙子。而那女孩后悔也晚了，她眼看着节节“吱溜”一声，从桌子底下钻出去，来到天鹅绒幕布下方的洞口，探了一探，就走上台了。
到了舞台上，节节才傻了眼。那么多人，都在动也不动地看着自己。更奇怪的是，她爸爸竟然就在舞台旁边，身子底下还压着一个男人。爸爸正在干什么呢？就算她聪明伶俐，此时脑子也成了一片空白。都说“神奇的舞台”，还真是没说错，人一上来就蒙了。
好在节节没有彻底慌。作为一个演员的孩子，她从小就稳得住，在女孩中算有大将风度的了。她鼓励自己：“这没什么的，难道你不想多要一条裙子了吗？这个时候打退堂鼓，不仅到手的裙子要飞了，自己的裙子还要赔给人家呢。”
而且她很快意识到了一件事：下面的人并没有生气，他们还是很喜欢看她的呢。有了这个想法打底，她就很容易进入角色了。
于是所有人都惊奇地看见这小姑娘开口唱歌了。唱的是什么呢？这个节节也设计好了。她才不要唱剧团里唱过的那些东西呢，要唱就唱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邻居家的录音机里那些软绵绵的音调不是很好听吗？就是它了。
“小城故事多——”
节节的嗓音有几分奶声奶气，但她自己以为很好听。否则下面的人怎么会惊呼、大笑、一副欣喜若狂的神态呢？登时有人叫起来：
“好！”
剧团演出了这么多次，还没有过演员一开口就叫好的情况呢。什么叫满堂彩？这就叫满堂彩。在观众的欢呼中，剧团的人也目瞪口呆了，他们束手无策地听着节节把那首“靡靡之音”唱了一半——之所以没唱完，是因为节节忘词了。
接着，节节却感到非常疲倦。她爸爸也从愣神里醒了过来，窜上来，一把把她扛起来。她趴在爸爸肩膀上，看着那个越来越远离的舞台。追光消失了，舞台登时黑了、空了，仿佛在说明刚才的景象不是真的。但怎么会呢？就在一分钟以前，她还明明感到自己置身于声光电的包围之中呢。被别人聚焦的感觉是多么好啊，就好像自己也是一个由声、光和电打造的精灵一般。
此后的许多天晚上，她睡觉前都要想一想舞台上的那一瞬间。就连后来长大了，那景象还总会钻到她梦里。老话讲“台上的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这只是往前推着说的，要是往后推着说，台上一分钟就是台下十年的回忆了——甚至一辈子都在回忆。自从经过了那一刻，一股回忆的味道就充斥了节节的脑袋。她还没开始长大呢，就已经学会把良辰美景压在心里，随时拿出来咀嚼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节节已经在学着做一个小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