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律治一生诗作不多，可是他的《老水手行》、《克丽斯德蓓》和《忽必烈汗》都是英国诗歌中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以自然逼真的细节描绘超自然的神秘事物，令人甘愿暂时不去考虑普通情理而信以为真，并在领略到一种怪异的美的同时获得教益或良知的觉醒。
《文学传记》包含着他诗歌理论和美学观点的精华。连同他赏析莎士比亚的许多精辟见解，使他成为英国浪漫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关于想象和激情的学说，是这种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理想的诗人，能使人的整个心灵及各种机能全都进入协调有序的状态并活跃起来，能凭借想象这种具有合成功能的神奇力量促成诸如同与异、一般与具体、个性与共性、观念与形象、清新感与熟稔事物……之类相反或对立的因素，达致平衡、调和而融为一体，并且在自然天成与艺术创造结合一致的同时，仍使艺术服从自然，形式服从内容。
柯尔律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不仅影响过他的同时代人，也影响了包括和他政治态度相左的拜伦、雪莱和济慈，而且，对于时至今日的诗歌艺术探索者，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他在英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浪漫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
骚塞
罗伯特·骚塞是“湖畔派”诗人中才气较差的一位。他生于布利斯托一个布商家庭，年青时代思想激进，饱读伏尔泰、卢梭的著作，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时曾因撰文反对校方体罚学生而被开除学籍。进牛津大学后，他更醉心法国大革命，写史诗《圣女贞德》歌颂革命，后来还与柯尔律治计划在美洲的森林里建立乌托邦社会。但中年后骚塞的政治态度却变得十分保守，还热衷于趋附权贵，成了统治者的御用文人，并因此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1821年他以桂冠诗人身份作颂诗《审判的幻景》颂扬去世不久的英王乔治三世，攻击拜伦、雪莱等进步诗人，称他们是“恶魔派”。拜伦作同名讽刺长诗一首，对乔治三世和骚塞作了尽情的揶揄奚落。
骚塞写过几首富有东方色彩和异国情调的叙事长诗，也写过一些中古风格的歌谣以抒怀咏志的短诗。前者虽有浪漫主义激情和冒险情节，但显得冗长拖沓、矫揉造作；后总体成就也不高，但有少量几首尚可一读。
波德莱尔与《恶之花》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
波德莱尔生于巴黎。幼年丧父后，母亲于第二年改嫁。继父欧皮克上校后来擢升将军，在第二帝国时期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他不理解波德莱尔的诗人气质和复杂心情，波德莱尔也不能接受继父的专制作风和高压手段，于是欧皮克成为波德莱尔最憎恨的人。但波德莱尔对母亲感情深厚。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关系，不可避免地影响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波德莱尔对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价值采取了挑战的态度。他力求挣脱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枷锁，探索着在抒情诗的梦幻世界中求得精神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是资产阶级的浪子。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复辟王朝，波德莱尔登上街垒，参加战斗。
成年以后，波德莱尔继承了生父的遗产，和巴黎文人艺术家交游，过着波希米亚人式的浪荡生活。他的主要诗篇都是在这种内心矛盾和苦闷的气氛中创作的。
奠定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作品是诗集《恶之花》。这部诗集于1857年初版问世时，只收了100首诗。1861年再版时，增为129首。以后多次重版，陆续有所增益。诗集一度被认为是淫秽的读物，被当时政府禁了其中的6首诗，并进行罚款。此事对波德莱尔冲击颇大。从题材上看，《恶之花》歌唱醇酒、美人，强调官能陶醉，似乎诗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生活采取厌倦和逃避的态度。实质上作者对现实生活不满，对客观世界采取了绝望的反抗态度。他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歌唱丑恶事物，甚至不厌其烦地描写一具《腐尸》蛆虫成堆，恶臭触鼻，来表现其独特的爱情观。（那时，我的美人，请告诉它们/那些吻吃你的蛆子/旧爱虽已分解，可是，我已保存/爱的形姿和爱的神髓！）他的诗是对资产阶级传统美学观点的冲击。
历来对于波德莱尔和《恶之花》有各种不同的评论。保守的评论家认为波德莱尔是颓废诗人，《恶之花》是毒草。资产阶级权威学者如朗松和布吕纳介等，对波德莱尔也多所贬抑。但他们不能不承认《恶之花》的艺术特色，朗松在批评波德莱尔颓废之后，又肯定他是“强有力的艺术家”。诗人雨果曾给波德莱尔去信称赞这些诗篇“像星星一般闪耀在高空”。雨果说：“《恶之花》的作者创作了一个新的寒颤。”
波德莱尔不但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而且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现代主义认为，美学上的善恶美丑，与一般世俗的美丑善恶概念不同。现代主义所谓美与善，是指诗人用最适合于表现他内心隐秘和真实的感情的艺术手法，独特地完美地显示自己的精神境界。《恶之花》出色地完成这样的美学使命。
《恶之花》的“恶”字，法文原意不仅指恶劣与罪恶，也指疾病与痛苦。波德莱尔在他的诗集的扉页上写给诗人戈蒂耶的献词中，称他的诗篇为“病态之花”，认为他的作品是一种“病态”的艺术。他对于使他遭受“病”的折磨的现实世界怀有深刻的仇恨。他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部残酷的书中，我注入了自己的全部思想，整个的心（经过改装的），整个宗教意识，以及全部仇恨。”这种仇恨情绪之所以如此深刻，正因它本身反映着作者对于健康、光明、甚至“神圣”事物的强烈向往。
波德莱尔除诗集《恶之花》以外，还发表了独具一格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1869）和《人为的天堂》（1860）。他的文学和美术评论集《美学管窥》（1868）和《浪漫主义艺术》在法国的文艺评论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波德莱尔还翻译美国诗人爱伦·坡的《怪异故事集》和《怪异故事续集》。
波德莱尔对象征主义诗歌的贡献之一，是他针对浪漫主义的重情感而提出重灵性。所谓灵性，其实就是思想。他总是围绕着一个思想组织形象，即使在某些偏重描写的诗中，也往往由于提出了某种观念而改变了整首诗的含义。
一俊遮百丑
戴望舒的童年生活原本是平静的，可是一场天花夺去了他活泼可爱的面容，使他的脸上终身落下瘢痕。当他涉世后，生理上的缺陷，常常使他变成别人奚落的把柄，即使后来在诗歌上取得一些成就，但还是常常受到来自同行的嘲笑。
1931年12月，戴望舒的中学同学张天翼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的小说。小说素材之一就是戴望舒的生理缺陷。
纪弦是比戴望舒晚一辈的诗人，他在纪念戴望舒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记得有一次，在新雅粤菜馆，我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朋友们都盯着我瞧。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做‘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在讥讽与嘲笑中的戴望舒，只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诗歌上，这是少年时期就立下的志愿。他认为，他这样一个被生理缺陷困扰的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是某一方面的强手。
何其芳改名轶事
现代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国文老师将“永”改为“其”，成为何其芳。这一字之改，使名字大放光彩，由一个十分俗气的名字，变成一个内涵隽永的美名。将“永”改为“其”，名字起了两大变化：一是变姓、名分档为连姓取名，扩大了名字的容量，丰富了名字的内涵；二是变三个实词为两实一虚，虚实相生，使名字充满了生机，跳荡着情感，升腾着热浪，具有感人的力量。何其芳——多么芬芳，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陶醉啊！名字散发着诗意，洋溢着浪漫情怀，真是不可多得的佳名。何其芳不负重望，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使“名副其实”，美名远播。
鱼和香皂一起吃
诗人形象并非都是风流倜傥翩翩雅态的，譬如何其芳先生。曾有人描述过何其芳买书的形象：矮矮胖胖身材，偏偏套上一件过于肥大的褂子，雨伞倒扛在肩上，朝后的伞柄上挂着几本买来的外文旧书一摇一摆地走在大街上。还有更值得一瞧的呢，“有时竟带了床单来，临走时背上一个大包袱，走在街上像个干什么的呢？”难免会招来路人讪笑，可认识诗人的人却是笑不出来的：“在这熙熙攘攘大街上，有谁能认出这是写过《夜歌和白天的歌》的诗人何其芳呢！”
本色最好，即使一副“傻”相也是美的。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诗人，举手投足一派做作相，才真是傻相呢。当年何其芳在“五·七”干校劳动时，随身带着一只大白瓷缸，刷牙、喝水、吃饭都用它。一次食堂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久未尝荤腥一脸菜色的何其芳匆忙把缸递上去，可是越吃越不对味，吃到最后，发现香皂在缸底呢。
偷读书的陈敬容
陈敬容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教小学，居然学会了新式的算术。陈敬容四岁启蒙，全靠祖父。童年时，祖父常教她读书，但只限于“正经书”。起初读《三字经》、《孝经》，后来读《史鉴节要》、《论语》、唐诗等。小说则无论新旧，一律不许看。祖母因为自己不识字，最反对读书，她总是愤愤地说：“读了书做女王吗？我不读书，也活了一辈子。”祖父很希望父亲能光耀门庭，父亲终于在四川军阀手下当了一名不大的官儿，东奔西跑，常年不在家。母亲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念过私塾，结婚后，千方百计要去县城女子师范读书，由于祖母的竭力反对，终于没上成，一直引以为憾，因此，对女儿读书，十分支持。
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上有一位拖着粗大辫子年长的同学，常常给大家讲一些旧小说里面的故事，如《七侠五义》、《再生缘》等。同学中有这类书，互相传看，他们被带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她从这些书里读到了在教科书里读不到的东西，感觉特别新鲜。少年时代的陈敬容，在抑郁、沉闷的环境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橱里、架上、桌子上堆满了虫蚀的线装书。书房的窗子很大，但被窗外一道整年长满青苔的墙挡住了，光线不好。有时她看见祖父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前看书。她很羡慕祖父有那么一个大书房，心里想：“一个人能读那么多书，真了不起！”她多么希望也像祖父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探取书中的奥秘，但森严的家规却把她拒之门外，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准进书房的。
她十二岁那年一个冬日的黄昏，一家人都在房间里烤烘笼，陈敬容瞅准时机，悄悄地推开书房的门，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聊斋志异》，拿回自己的房间，塞到床褥下。待到深夜才坐在油灯下阅读。她在1946年写的散文《偷读》中回忆道：“怎样的惊奇、狂喜，又怎样的骇怕！那些鬼怪、狐狸的故事，真叫人毛骨悚然！好像他们都在窗隙里、门缝里向我窥看，好像他们已经进到屋内，躲在那些拥挤的家具背后。但是这种恐惧却不能夺去我阅读的兴趣，我便把两手捧住了脸，只留两只眼睛，朝向书本上；偶然也举眼望一望四周，但马上又骇怕地收回来。”
从此，她读书的兴致愈来愈大，想方设法躲开祖父的目光，在书房里大加搜索，慢慢地发现了《三国志》、《列国志》和名目繁多的小说，又从叔父商店的学徒手中借来了《封神榜》和《西游记》等，贪婪地阅读。开始偷读时，心还怦怦地跳个不停，当专心地读一阵子以后，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