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当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这么说的），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斯特拉霍夫语）作家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别现象与事物整体、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思想和艺术容量。
这是一部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托尔斯泰曾经表示：“在《战争与和平》里我喜欢人民的思想。”也就是说，作者力图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俄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在国家危急的严重关头，许多来自下层的俄军普通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虽然战事一度失利，但精神上却始终占有压倒的优势。老百姓也主动起来保家卫国。在人民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像网升、杰尼索夫、谢尔巴狄那样的英雄人物。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也因为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才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决胜的信心。整部小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托尔斯泰的“人民战争的巨棒以全部威严雄伟的力量”赶走了侵略者的思想。作者在小说中也认真探索了贵族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围绕着包尔康斯基、别素霍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的。60年代，托尔斯泰仍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他对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却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库拉金之流漠视国家命运，畏敌如虎，他们关心的是寻欢作乐，积聚私产。小说中，库拉金是官痞，儿子阿纳托尔是恶少，女儿爱仑则是荡妇。这些贵族的卑劣行径与人民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托尔斯泰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与人民的合作。他用诗意的笔触描写了京城以外的庄园贵族罗斯托夫一家和包尔康斯基一家，指出在这些贵族身上仍保留着淳厚的古风，他们有爱国心，与人民的精神相通。这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宗法制贵族。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素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三个人物都是作者喜爱的正面形象。安德烈和彼埃尔是探索型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小说中，这两个人物在性格和生活道路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德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强，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后来投身军队和参与社会活动库塞、阿多诺、弗洛姆、哈贝马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逐步认识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的力量，彼埃尔心直口快，易动感情，缺少实际活动能力，更侧重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后来主要在与人民的直接接触中精神上得到成长。女主人公娜塔莎与两位主人公的关系使她成为小说中重要的连缀人物，而这一形象本身又是个性鲜明，生气勃勃的。小说充分展开了娜塔莎热烈而丰富的情感，她与人民和大自然的接近，她的民族气质，以及她在精神上的成长。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战争与和平》艺术成就卓著。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有力地拓宽了长篇小说表现生活的幅度，并在传统的史诗体小说和戏剧式小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形态。小说场面壮阔，结构清晰，人物形象鲜明，有一种大海般恢弘开阔的美。同时，小说时代感强烈，它虽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但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前途和人民作用的问题。因此，《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地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
贝多芬轶事
欣然忘食
一天，贝多芬来到一家饭馆用餐。点过菜后，他突然来了灵感，便顺手抄起餐桌上的菜谱，在菜谱的背面作起曲来。不一会儿，他就完全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之中了。侍者看到贝多芬那十分投入的样子，便不敢去打扰他，而打算等一会儿再给他上菜。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侍者终于来到贝多芬身边：“先生，上菜吗？”贝多芬如同刚从梦中惊醒一般，立刻掏钱结账。侍者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先生，您还没吃饭呢！”“不！我确信我已经吃过了。”贝多芬根本听不进侍者的一再解释，他照菜单上的定价付款之后，抓起写满音符的菜谱，冲出了饭馆。
日有进境
晚年的贝多芬有一次听到一位朋友弹奏他的《c小调三十二变奏曲》。听了一会儿，他问道：“这是谁的作品？”“你的。”朋友回答说。“我的？这么笨拙的曲子会是我写的？”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啊，当年的贝多芬简直是个傻瓜！”歌德评论席勒的话，完全适用于贝多芬：“他每星期都在变化，在成长。我每次看到他时，总觉得他的知识、学问和见解比上一次进步了。”有一时期，贝多芬甚至想毁掉他青年时期所作的歌曲《阿黛莱苔》和《降E大调七重奏》（作品20号）。这绝不是偶然的，像贝多芬这样，真可以说是“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了。
令敌手剽窃无门
贝多芬在18岁时（1788年）和波恩的勃劳宁一家交上了朋友，这一家的女儿埃雷奥诺勒和儿子罗伦茨跟贝多芬学习钢琴。1792年11月，贝多芬离开波恩去维也纳。由于离别前发生了一场争吵，贝多芬到了维也纳以后有一年没有和埃雷奥诺勒通过信。1793年，他把在维也纳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其中一部分是在波恩写的）题献给了埃雷奥诺勒。这部作品就是以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一幕中费加罗的咏叹调为主题的小提琴和钢琴变奏曲。
1793年11月2日，贝多芬写给埃雷奥诺勒的信里，在谈到尾声中钢琴部分技术艰难的颤音时说：“维也纳有些人在晚上听了我的即兴演奏后，第二天就会把我的风格上有某些特色的东西记录下来，算作他们自己的东西而沾沾自喜。要是我没有看穿他们的这种行径，我是不会写这类曲子的。我知道他们的曲谱很快就要出版，所以我决定先发制人。但我还有另一个理由：我想难倒那些维也纳钢琴家，其中有几个是我的死敌。我要用这个来回敬他们，因为我料到，我的变奏曲将会到处和那些所谓的先生们狭路相逢，使他们显出一副狼狈相。”不久以后，贝多芬在大庭广众之下演奏了这个曲子，显示了他那高超的钢琴技巧。
严谨的作曲态度
门德尔松曾将贝多芬的一份手稿公之于众。在这张稿纸上，有一处改了又改，竟贴上了十二层小纸片。门德尔松将这些小纸片一一揭开，发现最里面的那个音符（即最初的构想）竟然与最外面的那个音符（第十二次改写的）完全一样。想当初，我国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曾为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煞费苦心，也曾设想过几十种方案才最终定稿。正是由于古今中外的杰出艺术家们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才使后人欣赏到如此动人的艺术精品。作曲对于贝多芬而言，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他写作歌剧《费德里奥》时，为其中的一首合唱曲先后拟定过十种开头。人们熟悉的《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题动机，也曾在他的草稿中找到过十几种不同的构想。贝多芬常常揣着笔记本，在散步时也从不忘记将突发的灵感记录下来。这一点又极像我国唐朝诗人李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