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中国四十年代后期在上海以《诗创造》（1947年7月创刊，共出16期）、《中国新诗》（1948年6月创刊，共出5期）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包括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袁可喜、穆旦九位诗人。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位诗人作品的合集《九叶集》而得名。
诗歌理论
在诗歌理论上，九叶派深受后期象征主义诗人艾略特的影响。其诗歌主张：
“非个人化”：艾略特反对诗歌的自我表现，认为“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他认为如果诗人在抒发感情表现自我，很可能只是抒写一些毫无诗意的琐碎的东西，而陷入滥情主义。因此，要让个人感情经过一种转化，形成一种普遍性的艺术情绪。
他们认为创作是表白自己，不要太看重自己日常中所体验的情绪（《托·史·艾略特文选·传统与个人才能》）他们的作品更接近现实，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为象征主义诗歌树立起一块重要的里程碑。《荒原》通过象征性的意象内涵展示出现代西方世界的没落现象和大战后迷茫的一代的悲观情绪，冲出窄小的“纯诗”天地，向现代社会与人生现实发展。
“客观对应物”、“思想知觉化”：现代人的情感生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诗不是简单的情绪的喷射器，而是一种提炼与升华了的生活经验，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包含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包含着“思想”。而心智的表达，要通过“客观对应物”来实现，要“把思想还原为知觉”，而不是直接抒发。
九叶诗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尤其熟悉西方文学，对现代欧美诗歌创作潮流投以更大关注（辛笛1937年在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时是艾略特的学生），穆、郑、杜、袁等人是西南联大学生，唐祈是西北联大学生。
九叶诗派、现代派与象征派的比较
在现代诗歌史上，九叶诗派、现代派和象征派都受到欧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在这种影响之下，三个诗派呈现出的具体面貌又是不同的。
1．李金发对法国象征派的诗歌，重于模仿，缺乏消化；戴望舒等人吸收西方象征派诗歌艺术经验，具有创新精神，但离现实较远。九叶派诗人活跃在抗战炮火中，流派形成于四十年代后期，三十年来新诗学习西方现代派的经验教训，足够他们思考借鉴。强烈的现实意识，使他们自觉围绕时代主轴运转，因而能够超越二三十年代纯诗的追求。
2．现代派诗歌是属于主情的象征诗，主要追求情感和意象的契合，通过意象暗示作用表现情绪。感情缠绵蕴藉，诗风朦胧迷离。而九叶派诗歌是属于主知，侧重于对人生哲理的探索和暗示，含有玄学意味。由于强烈主体意识的楔入，意象具有更多的理性内涵，抽象的哲理思维与理性机智成分较多，表现出以诗的经验代替情绪的主知化趋向，感情冷静，诗句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诗风带有某些玄奥和晦涩。
3．九叶诗派和现代派同样运用自由诗形式创作，具有散文美，但戴望舒强调诗情抑扬顿挫，舍弃外在韵律。而九叶诗派形式上属自由诗，不乏散文美的特质，同时又重视诗的音乐性，节奏自然、韵律和谐，自由诗和格律诗交错，契合于感性与理性统一的诗思特征。
九叶诗派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溶于现实主义精神中，提出“新现代化”、“诗的戏剧化”的主张，带来诗歌观念的更新，开辟了一条以诗的方向把握客观现实。传达情感信息的途径，大大丰富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方法。五十年代后，由于时代急剧变化，他们的艺术探求没有进一步深入，但他们的努力毕竟在新诗发展道路上留下独特的足印。
精神上的初恋
1920年秋，在雾都伦敦，二十四岁的徐志摩邂逅了十六岁的林徽因，后者婉约的才情和长于审美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前者，一见便惊为天仙下凡，遂成为他的理想美人，开始了热烈的浪漫追求的历程。这年林徽因随父亲在英国作短暂讲学，她的美丽，已经为许多青年男子所倾倒，然而，却没有像徐志摩那样，以一个诗人独到的慧眼，从她谜一样的眼睛中，读出她与生俱来的忧郁。
“令志摩眼前一亮，是个花季少女，简直太漂亮了，瓜子脸白净净，只有颊上带着几分红晕。一双弯弯的笑眼，秋水盈盈，神动能语，最是那腮边的两个酒窝，深深的，寓着不尽的青春美丽……”志摩看呆了，她使他心中模模糊糊的美神形象一下子定了型，“他仿佛是在前世见过她，只是无法确切地记起，对，没错，就是她，她就是美神，美神就是她”。
自然，情窦初开的林徽因也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相识之后，徐志摩就成了林家的常客，他用家乡土话与林父交谈甚欢。每天下午四点，他们在英国式的饮茶之中聊天，聊到兴头，林父照例铺开宣纸，呼林徽因磨墨，笔走龙蛇，几幅大字，爆出一片喝彩之声。林父的即兴之作，总是上乘之作的，常常是墨迹未干，就被人拿走了。兴致高时，林父挥毫悬肘，可从黄昏直到夜半，志摩等人，铺纸奉茶，也一样兴致勃勃。
林家与徐家约有六英里路程，志摩通常骑自行车往返，有时也搭公共汽车，聊得晚了，林父也让林徽因送他一程路。两人相见恨晚。差不多一两天，徐志摩便寄出一封信，那些信全部都是寄给林徽因的。那些日子，林徽因总是被徐志摩的信折磨得辗转难眠。尽管徐志摩每隔一两天，就到林家公寓吃茶、聊天，但差不多每天都有信寄给林徽因。几乎所有的信，满纸堆积着让一个17岁的少女脸热心跳的句子。
除了林徽因，没有人知道徐志摩的心，是那么热烈地燃烧着。为了爱，他甚至可以做一块陨石。一年之后，1922年10月，徐志摩放弃了打熬了两年即将到手的剑桥大学的硕士资格，归心似箭地赶回国内，又见到了风华绝代的林徽因。他简直不敢相认，分别没多久，她已出落成美丽的天鹅，秀润的神采笔墨难以形容。徐志摩头一眼就看出来了，她心里有了光，是无以复加的爱情的光明，昔日雾笼云翳的那一片盲区已不复存在。他不敢相信的是，林徽因同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已有婚约。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婚事“已有成言”。
因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毕竟还没有正式定婚，徐志摩并不放弃最后的希望。一有闲暇便跑去接触“伦敦的虹影”——美貌颀颀的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常结伴到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建）“静静地读书”。他也追踪蹑迹而至，稳稳地做着电灯泡，渐渐地不受欢迎，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梁思成手书的那张字条——Loverswanttobeleftalone（情人要单独相处），下了一道冷冰冰的逐客令，才茫然若失，怅然而返。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徐志摩、林徽因及“新月社”同人为庆贺泰翁六十四岁生日，特别演出泰翁的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扮相之美丽不可方物，一时引起轰动。泰翁在华期间，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香山等地，徐、林二人常陪同左右，被人戏称为“金童玉女”；报纸上还将白发苍苍的泰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和清丽脱俗的林徽因形容为松、竹、梅“三友图”。对于这两个谑称，林徽因也许有点犯窘，徐志摩则坦然受之，心中甚是欢喜。
他邀林徽因夜游香山，向她倾诉自己的情感，林徽因感情的防线似乎有所动摇……正当林徽因感情有点偏向于徐志摩时，一件意外的发生，促使徐志摩的梦幻彻底的破灭，那就是梁思成的突然遭遇车祸（腿留下残疾），林徽因下定最后决心嫁给梁思成。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游学欧美主攻建筑设计，并于回国前夕在加拿大结婚。
徐志摩不敢相信，他已没有力气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的心上人在远方，耐不住这灵魂的煎熬，他硬着头皮去了林府，林家热情地接待了他，但他已经看不到林徽因了。
一代才女——林徽因
林徽因（1904—1955），汉族，福建闽候人，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三十年代初，与丈夫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从三十年代初至中日战争爆发，几年间他们走遍了全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写下有关建筑方面的论文、序跋等二十几篇，另有部分篇什为其与梁思成等合著的建筑论文。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此外，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民族及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只可惜她壮志未酬，在1955年4月1日清晨，经过长达15年与疾病的顽强斗争之后，与世长辞，年仅51岁。
闻一多创作的转变
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倍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后，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民主的革命运动中去。
民主人士闻一多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篇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能够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样是和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在党和民盟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自觉地按照党和民盟组织的要求行事，坚定地和爱国学生站在一道，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李公朴于7月11日惨遭杀害，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参加公朴先生的追悼活动。追悼会后，闻一多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回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