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恽任职从政期间，时常忧国忧民，他把历代明君贤相勤劳思政、治国安邦的经验和事迹系统整理成章，用“顺谏”的方式，奏疏给尚未登基的皇太子参阅。裕宗真金非常赏识他的这种见解，除自己学习外，还将《承华事略》各篇发给皇孙们传读。裕宗真金早薨，他的儿子成宗铁木真即位。王恽给成宗皇帝敬献的供物不是玉帛、珠宝，而是他论述的《守成事鉴》十五篇，表现出忠心事主的一片赤诚。因此，成宗又加封他为通议大夫，知制诰。并委托他同赵孟頫等人纂修《元世祖实录》。
大德五年（1304年）六月，王恽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汲县看到他的故居依然是茅屋陋室，清贫如民。其儿孙们田园生涯，耕稼自给，便如实奏明圣上。皇上赐钞万贯，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号“文定”。子孙荫封受禄。家乡人民也把他少年勤奋读书的古子涧村誉为“秋涧书声”，被列为“汲县八景”之一。他的言论诗文刊行于世一百卷为后人所传读。
唐太宗轶事
唐太宗反腐故事
唐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对左右大臣说，我曾讲过，贪官们无不爱财，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应当怎样爱财。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来说吧，俸禄都很优厚，一年所得，数目很大。若受人贿赂，不过数万，一旦败露，官职、俸禄全被剥夺。这岂是懂得爱财？上算吗？唐太宗善于设身处地为官员们着想，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教育他们切莫去做那些将会导致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唐太宗不反对官员“爱财”，但反对他们爱财过度成为贪财，反对“受人财贿”，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告诉身边的大臣，官员爱财要取之有道，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靠合法收入——俸禄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果有非分之想，如果贪得无厌，就可能落得“一朝彰露，禄秩削夺”的下场。从官员的私利来说，也是很不划算的事情。他要官员们学会算这笔账。
为了加深左右大臣的印象，唐太宗又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个宰相名叫公仪休，爱吃鱼，成为一种嗜好，但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鱼。这样，他就能长久吃到鱼。因为他不接受别人的贿赂，不用担心有一天蹲大牢而吃不上鱼。无论君主，还是官员，都不能贪。如果君主贪婪，必定导致亡国；如果官员贪婪，必定遭致身败。《诗经》写道：“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见《诗经·大雅·桑柔》，意为大风刮得很猛，贪人败坏族类。）此话诚然不错。唐太宗告诫官员，站得正，才能立得稳。如果有贪欲，倒霉的就不仅是贪者个人：主（国君）贪丧国，臣贪亡身。“贪者败类”，贪者一人，会贻害很多人。从大处讲，会殃及一国；从小处而言，会殃及家庭、家族。
接着，唐太宗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载于《水经注·沔水》，说的是战国时代秦惠王想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到蜀国的路怎么走。于是想出一条计策，命人刻五头石牛，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挂着黄金。蜀国的人见了，以为牛拉屎能拉出黄金。蜀国国王贪图黄金，乃派出五位大力士，将石牛拉到蜀国。这一来，就开辟了一条由秦国到蜀国的通道，这正是秦惠王所希望的。秦国的军队随后而至，攻打蜀国，蜀国很快被灭亡了。
第二个故事载于班固《汉书·酷吏传·田延年传》。说的是汉代担任大司农职务的田延年，征用民间牛车3万辆，用来租赁生利。每辆车租金原先为1000钱，田延年用欺诈手法增加至2000钱，共得6000万，并将其中的一半即3000万私自吞没。他在做这件事情时，其冤家对头眼睛正盯着他，秘密地搜集其违法乱纪的材料。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冤家对头的掌握之中。于是田延年贪污3000万钱的事很快被揭发出来。大将军霍光说：“先把他关到牢里，然后交由大臣们公议处置他的办法。”田延年自知罪孽深重，又害怕受到惩处，说道：“我何面目入牢狱！”遂自刎而死。
讲完了这两个故事，唐太宗感慨颇深，叹道：像蜀国国王和田延年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现今我要以蜀王为借镜，你们也应当以田延年为前车之鉴，不学他们的样子。以上两则故事，并非虚构，而是见于史书记载的真人真事。唐太宗用历史上的这两件事，有力地印证了主贪丧国、臣贪亡身的道理。大臣们听了，定当惊出一身冷汗，定当深长思之，信服唐太宗所说的道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那堂“反腐课”，是讲历史教训。贞观四年，他给王公大臣上了一课，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谈反贪。唐太宗说，人要知道畏惧，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我终日孜孜以求，不但怜惜百姓，为他们忧虑，而且也希望你们长保富贵。天不是不高，地不是不厚，我所以始终兢兢业业，就是因为畏惧天地（害怕做错了事遭到天地神灵的惩罚）。你们如能像我畏惧天地那样，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则不但百姓安宁，而且自身常得欢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钱财过多未必是好事（唐太宗在贞观初年说到，珍宝乃“身外之物”），此言可为深诫。如果徇私贪浊，不但败坏法纪，而且损害百姓。纵然事情没有败露，内心岂不经常忐忑不安？人老是处于恐惧状态，惶惶不可终日，时间长了，是会得病的。因贪赃而恐惧，因恐惧而致死，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大丈夫岂能因一时贪图财物，而害及身家性命，并且使子孙后代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你们应当好好思量我这些话。
唐太宗爱护功臣
唐太宗对有功之臣李世关怀备至。李世回朝任兵部上书时，积劳成疾，重病缠身。太宗亲自探望，敦促太医认真治疗，甚至过问李世所服药物。太医向李世民禀报说：“此病乃多年风寒淤积所致，我有一验方，其他药物都有，只缺‘须灰’一味”。太宗迫不及待地问：“须灰是何药，能找到吗？”太医解释说：“须灰就是胡须所烧成之灰”。太宗一听，马上说道：“这药我有”。立即命人取来剪刀，亲自将自己胡须剪下，烧成灰后，又亲自将须灰调入药中，让世服下。李世服药后，病情迅速好转，很快便痊愈了。世被太宗剪须一事感动得“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唐太宗亲手将李世扶起，温和地说：“朕赖卿以安社稷，卿安则社稷安矣，朕煎须以治卿病，乃是为社稷计，不为卿一人之私也，何谢之有？”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诚然是也。
还有一次，唐太宗邀请李世入宫赴宴，世开怀畅饮，喝得大醉，在酒席上酣睡不醒。太宗担心他受凉，脱下自己的长袍，轻轻盖在李世身上。在场之人，无不为太宗爱护功臣的仁慈之心而感动万分。
唐太宗“二喜一惧”
在《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贞观十五年九月，唐太宗对大臣说：“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欠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可谓“国泰民安”。但唐太宗却“居于安而思乎危”，正是这种可贵的居安思危精神，才使得唐太宗殚精竭虑，施政爱民，使唐初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之治。
“太宗辨弓”
《资治通鉴》中载：贞观元年四月，唐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背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唐太宗年轻时南征北战，以弓矢定四方，自以为“辨之精”，得良弓。殊不知他仅仅看了外表，只注重了“弓劲”，而忽略了制作弓箭木材的脉理，所以十数弓“皆非良材”。他并没有停留在对弓箭良优的辨析上，而是推而广之，把这件小事联系到治国安邦上。认为“识一弓尚如此，况天下之务”。于是“数廷见”大臣，“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魏征轶事
（一）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二）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原文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三）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赏玩得高兴时，魏征进来了。太宗怕魏征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征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
（四）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