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中的金钱美女战
自从袁世凯死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之间相互开打，先是电报战，然后上枪炮，忙得外国商人一船一船地将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到中国来，一时间中国成了国外枪械的陈列所。不过，跟贩运军火的商人不一样，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的仗，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袁头（银元）和烟土打的。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做，只要价钱合适，袁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全对，真刀实枪的战斗，在军阀之间也是常有的，因为如果仗打赢了，袁头和烟土一样不少。不过，中国那时候的战争，的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撒钱兵法用的非常多。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在孙殿英看来，蒋介石算是此道中的高手。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边是冯（玉祥）、阎（锡山），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大，对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原本来倾向冯阎的人，也都翻了脸。
在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的高手，名叫何成浚，此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中原大战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原来依违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的排级以上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头走。
就这样，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瓦解了。战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伐谋伐兵，都要有金钱做后盾，因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艺，其实就是做买卖，多财才能善贾。北伐之初，革命军有主义，有精神，仗打赢了，有威有势，军阀们纷纷靠过来，一旦人多势众，主义和精神就不要了，清除共产党，跟国民党左派分手，当了家的新人，仔细打量一下，好像跟旧人也没多少区别，再一次军阀混战，精神和主义都靠不住，只能靠古已有之的老法子。
“小列宁”陈延年是怎样遇害的
在中共现代革命史上，思想厚重、识见非凡、干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却慷慨就义、英年早逝的先烈有一长串。李大钊、恽代英、赵世炎、蔡和森等等，知名的不少于几百人。其中就有一位在中共党内称为“小列宁”的人，他就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延年29岁在龙华刑场誓死不下跪、站着被乱刀砍死。
据朱洪的《陈独秀父子仨》一书记载，1927年6月26日上午，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这是一幢砖木结构三层楼石库门新式里弄住宅，建造于1926年。房子竣工后，上海区委在这里开办党校，这里也是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指挥所。
会议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央的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突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这位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陈延年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下午三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来到恒丰里104号附近，先在暗处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但不久，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交通员叛变了，但他并不认识陈延年。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敌26军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五马路东亚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陈延年在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信尾署名“陈友生”。与此同时，赵世炎、王若飞等也在想方设法营救陈延年，甚至和敌办案人员谈妥，交800元放人。
盛夏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一幢楼房的胡适，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他。胡适一看，果然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尽管凶多吉少，胡适还是答应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结果，就是这个吴稚晖出卖了陈延年。1921年秋天，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为争夺里昂中法大学与吴稚晖等闹矛盾，被押送回国。此后，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对此，吴稚晖恨在心头。
吴稚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这杨虎不是别人，正是随蒋介石一路制造赣州事件、九江惨案、安庆“三二二”事件的特务处长。杨虎见信，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抓获。蒋介石获悉逮捕陈延年的消息后，致电国民党26军政治部，指示需“切实讯明为要”。
1927年7月4日夜，延年被押赴刑场，当刽子手要他跪下时，他傲然屹立，说：“革命者绝不下跪，只能站着死！”众刀斧手一拥而上。几个敌人强把他按下去，他又一跃而起。如此反复再三，刽子手只好放弃了迫使其跪下的努力。最后一阵乱刀，将其活活砍死，随后又惨绝人寰地将他的尸体剁成数块。
陈延年牺牲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次日，《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汪孟邹见报，如五雷轰顶，瘫倒在椅子上。胡适见到报纸，也对吴稚晖深为不满。
周恩来营救彭湃因何失败
彭湃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运动之王，在当时与毛泽东并称南北农运专家，很难想象，一个出身于大地主之家的子弟，会有那么大的热情和干劲，首先来革自己家的命，把房屋地契当作身外物，当着全家众多仆人的面干脆利落地把它们统统烧了个一干二净，以期挑起广大农民朋友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激情。彭湃之家系当地巨户，他家到底有多富有？照他本人所著文字记载，大概有1500名奴仆，平均每个彭家人就有50个人来为他服务，至于房屋田地，更是不计其数。如此家庭，就是放在现代社会的今天，也是非常罕见的。
17岁的彭湃，不远千里，东渡日本求学，学习的正是政治专业。也许，命运就在这里开始和他开起了玩笑，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日本专家学者的一篇日文译本：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从此以后，他步上了继毛泽东、陈独秀等之后一心向着共产党走的路子，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回来后的彭湃，几乎成了彭家的千古罪人，他散尽家财，全身投入共产革命运动之中，不仅积极，而且异常地狂热，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他的大哥，差不多恨得要把他一枪打死。
彭湃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他领导的海丰人民抢回了当地的政权，建立了一个在上世纪20年代里中国绝无仅有的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府，还模仿莫斯科红场的风格，建了一条类似的广场，红色的宫殿上书“红宫”二字。在21世纪初的今天，看起来仍闪闪发亮。
出了名的彭湃，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包括当时广东的大军阀陈炯明残部，亦视其及力量为死敌，伟大的海丰红色政权仅仅维持了4个月便重新落入敌人之手，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因担心彭湃的安全，一纸调令把他调到江苏省任省委书记及军委委员。
当时的共产党，行事低调，即使是最高级的人员如周恩来开会，也要秘密进行。有时你正在开会，门外可能就是一车车的国民党军警在等你出来一举擒获，形势相当危险。彭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几名高干同时被捕的，不同的只是这次是有叛徒告密，还差点抓到周恩来。
身为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居然被捕，周恩来明白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当即指示必须大力营救。当时的共产党，全部是地下活动，所以非常不安全，有鉴于此，周恩来发明创造，成立了一个专门用来锄奸惩治叛徒的组织——“红特队”，过往的历史，有案可查的红特队秘密枪决叛变告密者众，彭湃被捕之后，叛徒亦同样不能逃脱这个惩罚。红特队领命之后，积极着手准备营救工作，并在彭湃等人被捕几天后在押解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路上伏击，就在囚车出现的时候，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红特队负责采购枪支的人员一时大意，并没有把新枪的防锈油清洗掉，结果新枪成了废枪，行动被迫取消，最后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囚车远去。
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如果当天枪支能用，共产党绝对会多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营救澎湃失败，严重的后果马上就来了。蒋介石久闻彭湃大名，早已经恨得咬牙切齿，着令无须正式法院审理，立即就地于龙华警备司令部里执行枪决。
一代共产党杰出农民运动领导人，被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年仅33岁。从被捕到牺牲，不过6天时间。
毛周二人得知后仰天长叹。
南京国民政府因何迁都洛阳
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惊慌失措，立即于1月30日迁都洛阳。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时间虽然不长，但迁都毕竟是件大事。而正史对于这件大事，却都一笔带过，或寥寥数语，仅说明一下而已。这就使人产生了不少疑问：堂堂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仓皇迁都洛阳？又为何于同年迁回南京？
1932年1月28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会议，改组南京政府，由汪精卫代替孙科继任行政院院长，罗文干代替陈友仁继任外交部部长，并指定尚未复职的蒋介石为刚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常委。1月29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将士，慷慨激昂地说：“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怎样“周旋”呢？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逃跑了。
1月30日，汪精卫代表南京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同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首脑人物由南京出发，经开封而往洛阳。南京除留下何应钦维持治安，罗文干主持外交外，其余1000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均迁往洛阳。党国大员们原来把洛阳想得很美好，以为那里有名胜古迹可游，黄河鲤鱼可吃，没有日寇威胁。但是当他们抵达洛阳后，却大为扫兴。原来洛阳不仅远非宁、沪能比，就连办公居住的场所都难以安排。国民党中央部及国民政府占据了河洛图书馆，行政院及中央政治会议挤进了职业学校。
党国人员们并不在洛阳办公，而是在陇海、津浦路上窜来跳去。当时的名记者陶菊隐有这样一段记述：“那里只有少数闲散机关派了几名不重要的职员，挂了一块招牌，摆摆样子，至于事务较繁的各部会，则均留在南京未动。那位不负实际责任的国府主席林森，却已光临此地，因此洛阳荒货摊上，经常看见这位白须飘忽的老人，前来选购古董，路人指而相告：‘这位就是林主席’，‘这位就是林主席’。当时的中枢要人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之流，则一点影子也看不到。汪蒋二人也确实离开了南京，他们各住在一节火车上，沿着陇海线各要站开来开去。今天停在开封，明天停在郑州，有时也停在洛阳，都是来无踪去无影，对外绝对保密，这就是南京政府摆下来的‘迁都洛阳’的龙门阵。”
国民政府为什么仓皇迁都洛阳呢？蒋介石在1月29日的日记中说：“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可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何所惜哉！”话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实际上完全是自欺欺人。同年3月1日至6日，由汪精卫主持，在洛阳西宫东花园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三0二次中央政治会议，正式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军权完全交给了蒋介石。蒋汪完成了政治分赃。蒋介石重新掌握了军权后，与汪精卫密谋的第一件事，就是力主对日妥协。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南京得以暂时苟安，加之国民党党政军大员，这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自来到洛阳，失去了奢侈的生活条件和享受，立即垂头丧气，表示不满，于是，5月30日，国民政府各机关自洛阳迁返南京。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实际上只有4个月时间。
蔡廷锴“福建事变”联共反蒋抗日
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曾任第十九路军军长、总指挥，参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及“福建事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年春，日寇攻占热河，并猛攻华北长城各口。蔡廷锴深感第十九路军乃抗日的队伍，自应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缨北上，援救热河，南京政府纵不允许全军出动，亦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于是，在漳州召开师长以上会议，决定抽调志愿军官兵编为两个旅六个团，以谭启秀、张炎分任旅长。粤、桂两省各编一个师，一同出发。蔡廷锴被公推为先遣抗日军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