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一看见红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立刻指挥部队率先向敌人打响了第一枪，紧接着山谷中枪声大作，日军感觉神兵犹如天降，一时间拥挤在狭窄的公路上，乱成一团。但日军毕竟不同于国民党兵（林彪擅长伏击战，曾用此法打过老蒋的援军，但他们不堪一击），他们很快从惊慌中清醒过来，立即组织疯狂地反扑。在平型关地带有一个叫老爷庙的制高点，战斗一打响，日军指挥官就看出了这个制高点的重要性，便想出奇制胜，抢占老爷庙。老爷庙属于六八六团的阵地，是能控制整个平型关公路的制高点，但遗憾的是团长李天佑在此地竟没有按林彪战前的部署布置兵力。统领战场全局的林彪师长，几乎是在日军动作的同时，就一眼看穿了对方的意图，并同时发现了李天佑的漏洞，当即下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他声音急促地说：“你赶快派一个营的兵力去拿下这个制高点，只有占领了它，居高临下，我们才能把敌人消灭在山沟里。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慢了是不行的！”
奉命率领第三营抢占老爷庙的是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全营指战员在他有力的指挥下，舍命抢占老爷庙，他们与疯狂的日军浴血奋战，全营伤亡惨重，其中九连干部几乎全部牺牲，全连最后只剩下十多个人，三营营长负伤，杨勇也挂了彩。我英勇的八路军战士，最终以生命和鲜血抢占了老爷庙，掌握了平型关伏击战的主动权。
由于林彪在驾驭战场全局方面，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作战中，他突破了原先提出的动用1个旅的计划，实际是使用了全师的兵力，这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的变更，也反映了他希望大打一仗、获得重大战果的心理。随机应变，是军事指挥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应该允许的，而这一变更对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他具有敏锐的战场洞察力，及时调动兵力，抢占了老爷庙制高点，始终把握着整个战役的主动权。因此，整个战局的发展正如林彪事先预料的那样：瓮中捉鳖。只不过这只鳖甲壳之坚硬的程度，让林彪及所有参战的八路军指战员，见识了日军官兵超乎寻常的强悍！
平型关伏击战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部署和八路军115师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林彪军事指挥天才在山地运动战中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杰作！这次大捷，是八路军抗战后的第一场胜仗，它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打出了中华民族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它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和全国人民抗日的士气。
平型关大捷，是林彪军事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因此而蜚声中外的人生转折点。从这天起，全世界都知道八路军打了个平型关战役，而指挥者就是林彪！
周恩来为台儿庄会战献计
1938年3月23日至4月8日，国民政府军队在山东南部的台儿庄击溃侵华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
对于台儿庄会战的前景及其战法，当时的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心里并没有底，但他深知中共内部有高人，又因为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于是想听听周恩来的意见。3月20日，他吩咐秘书尽快安排与周恩来见面。
李宗仁、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抗日态度坚决，桂系在国民党内又有一定地位，做好李、白的工作，对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接到白崇禧的邀约后，中共便派周恩来、叶剑英前往。
见白崇禧之前，周恩来已对这次大战作过一番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见面后，周恩来对白崇禧说：“板垣和矶谷的企图很明显，是要从两个方向夹击第5战区的大本营徐州。他们会师的目标是台儿庄，然后再策应津浦路南段的敌军，共同向徐州合击。临沂一仗，中国军队虽然获胜，但不容乐观，因为整个战局没有根本的转变。板垣的锐气是受挫了，但据我看，矶谷师团不会改变向台儿庄进攻的计划。相反，也许正是板垣的受挫，矶谷才更乐于南犯呢。”
白崇禧经周恩来指点，立即明白了：“你是指矶谷邀功心切，骄而寡谋，必然会孤军轻进台儿庄，我们正好狠狠地打它一仗？”
周恩来说：“是的！不过，台儿庄是一个位于矮坡上的小市镇，没有什么险要可资扼守，所以，我们必须先有一支善于防御的部队守住台儿庄、运河一线。在把敌人的攻势遏制住之后，再另出奇兵渡过运河，从峄县方面向台儿庄迂回，使敌腹背捱打。这样即使不能全歼敌人，也可使其遭受重创。所以我建议：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白崇禧对周恩来的建议极为赞赏。周恩来补充道：“我准备命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4支队，协同贵部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联合行动，牵制津浦线南段的日军，使他们不敢贸然北上。”
白崇禧深表感谢。3月23日凌晨，战斗打响，台儿庄北面的滕县，很快失守。
3月25日，白崇禧向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汇报作战进程。白崇禧说：“滕县已失，矶谷师团必然骄狂无比，我估计敌人很可能不等板垣师团会师，也不等津浦南段的日军北上呼应，便孤军直扑台儿庄，以图一举攻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线的首功。”
李宗仁连连点头：“依你之见，是否严令汤恩伯部进行阻击？”
“我看，与其阻击，还不如放进来打。”白崇禧说。
李宗仁问：“你是说，要汤恩伯军团在津浦在线不阻止敌人前进，统统让开正面，使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围歼？”
“正是此意！”白崇禧说。
会战台儿庄的周密计划，最后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死则国生”的张自忠
武汉会战后，日军再集中30万兵力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在武汉的长江上游沙市以西一段长江江防、鄂北、豫南、皖东大别山区划归第5战区。第5战区地处国民政府中枢门户的川东要冲。
这一地区拥有相当优越的地形条件。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在北，西依荆山，南濒长江，大洪山虎踞其中，汉水（襄河）之险贯通南北。第5战区内另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为汉宜路（湖北汉口—湖北宜昌），一为襄花路（湖北襄阳— 河南花园），该战区进可袭扰平汉线威胁武汉地区，退可屏障川陕大后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1940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从东西两侧频频袭扰平汉线南端，中国为加强第5战区实力，进一步将6个师兵力移往枣阳，准备加强对日军的袭击。张自忠将军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张自忠率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围攻。张自忠面对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毫不畏缩，多次指挥部队向日军冲杀，但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5月16日下午2时，张自忠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 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并留下遗言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激战中，张自忠被日军机枪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中。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他举枪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
在抗日战争期间，阵亡的集团军总司令仅两人，一个是1944年5月战死于黄河的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另一个就是张自忠。张自忠曾说：“我死则国生！”他的气节人格震撼了敌军。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付出了二百多人的伤亡，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再将灵柩运往重庆。先由陆路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事先并未公布。但消息一经传出，宜昌民众不期前来祭悼者逾数万人。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率军政要员来到江边，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来到重庆北碚双柏树小山落土安葬，并追晋上将。冯玉祥把这里更名为“梅花山”，并亲自为自己的老部下题写“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
张自忠阵亡，举国震悼。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国葬，蒋介石亲自主祭，并题词“勋烈常昭”，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延安各界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挽词。1943年张自忠殉国3周年之际，周恩来著文将其誉为“抗战军人之魂”，而赋闲在家的陈独秀的题词则格外意味深长：“岁寒然后知松柏。”
皖南事变中项英是怎么遇害的
1941年1月，新四军在转移的路途中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的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扣留，政委兼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这便是皖南事变。对于项英的遇害，出乎许多人意料，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队历史上，类似的反革命暗害事件未曾有过。
项英原名项德隆，湖北武昌人，曾领导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是声名显赫的工人运动领袖。项英生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军的无数次残酷“清剿”，项英坚定、沉着，带领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反“清剿”，屡屡化险为夷。然而无数次逃过国民党反动派手掌的项英却被他信任的副官刘厚总所杀害，这使人难以理解。
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刘厚总的为人，就不难觉察项英遭难的必然性。
刘厚总，湖南耒阳县汇头乡曾家冲人，膀大腰粗，面容丑陋。刘厚总在战斗中敢打敢拼，耒阳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煞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总是惟我独尊，为所欲为，最典型的是有一次他竟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14、15岁的女儿“娶”为妻子的事。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后改任大队长。组织上曾派刘德总、刘向明等到第三大队指导工作，刘厚总对此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因此他与耒阳地方领导之间矛盾重重。七七事变爆发后，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刘厚总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在思想上有抵触情绪，他默许手下一个排长暗中活动，对抗集中整编北上抗日。1938年春，刘厚总随耒阳红军游击队整编进入新四军，后奔赴皖南。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5月下旬，随军部移驻土塘。刘厚总恶习未改，在土塘时即有调戏妇女、侵犯群众利益、还抓老百姓的鸡鸭烧吃等违反军纪的恶迹。后来，刘厚总被安排到军部担任副官处副官。这样的工作分配，说明新四军干部部门对他的实际表现是了解的，但刘厚总认为这是大材小用，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对组织的不满。他在副官处管理饲养班、木工班，工作吊儿郎当，作风流里流气，经常满嘴粗话。刘厚总在副官处与同事们的关系也很差，还经常挑拨离间。
在皖南事变后的突围途中，刘厚总同项英等军部领导人在大康王附近相遇，随即一起行动，并被留在项英身边。久经斗争考验、政治警惕性极高的项英，竟对刘厚总这样的人失察，真可谓是千虑一失。当时曾有人提醒项英，说郑德胜、李德和是跟随多年的警卫员，应将他俩放在身边。但项英信任刘厚总，没有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据项英当年的警卫员郑德胜回忆，他曾听到项英对周子昆说，刘厚总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加之刘厚总喜欢跟在首长后面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迷糊住了项英，项英常说他办事利落，别人干不了的事他能干。也许正因如此，刘厚总深得项英的赏识，项英走到哪里，刘厚总始终形影不离。
在激烈战斗中，被冲散了的项英等人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隐蔽在南容濂坑石牛坞村蜜蜂洞一带。蜜蜂洞位于接近山顶的悬崖边，三面峭壑千仞，地势极为险要，实为人迹罕至之地，从对付反动军队搜查清剿上考虑是理想的隐蔽处所。项英、周子昆、刘厚总以及另一个警卫员黄诚住在上面的洞里，其他二十多位同志住在下面的洞里。
3月13日夜，为照顾首长，忠实的警卫员黄诚挨着里侧石壁睡下了。洞内四个人睡的位置，从里到外依次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凌晨3时许，刘厚总丧心病狂地开枪打死了熟睡中的项英、周子昆、击昏黄诚后，抢走项、周身上的“国币二万四千余元，自来水笔三枝，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支，赤金捌两五钱”之后，随即仓皇逃窜于泾（县）旌（德）太（平）一带，后被国民党地方当局抓获投降。有人据此认为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动机是谋财害命，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同他长期以来“山大王”思想、报复心理的恶性膨胀，对党、对组织的极端不满也是大有渊源的。
法西斯鼻祖为何当庭殴打东条英机
熟悉“九一八事变”的中国人对于石原莞尔这个人都不会陌生，这个石原曾经和板垣征四郎被并称为“石原之智，板垣之胆”，由此可见石原莞尔在日本军队中的影响。这个石原莞尔就是大川周明的弟子。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鼻祖，能够阅读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和英文，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在《朝日新闻》记者眼里，“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卫勃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开始宣读起诉书。一个日本记者对开庭第一天曾作过比喻：“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在季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大川周明突然朝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表情僵硬的东条苦笑了一下。而这之前，大川周明已打过东条一巴掌了。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后据说受了刺激，开庭前，他的辩护律师曾请求对他做精神鉴定，但被驳回。
当庭长下令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时，他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我要杀死东条！”
第二天，法庭准许大川周明退庭去进行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最后认定他患有精神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我是装的。”梅汝璈对他曾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