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出版的著作中，和约翰逊的说法比较接近的是冀朝铸夫人汪向同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中的记载。这本书专辟《日内瓦会议》一章，其中说道：在整个会议期间，美国代表企图把中国代表视为根本不存在。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当时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许同共产党中国的代表团成员握手。当周总理在休息室等候进入会场时，杜勒斯并不知道都有哪些人在休息室，于是他推门而入。总理见杜勒斯进来了，准备走向前去同他握手，他一见到总理，马上转头便跑。但是，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将军对杜勒斯的这一做法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即使是敌人，在停战以后双方也会互相握手。因此他走到周总理身边。由于杜勒斯曾命令不许同对方握手，他向周总理伸出手来，用手握一下周总理的肩膀。
不过，汪向同本人没有参加当年的日内瓦会议，她记录的当是当事人的回忆。
当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担任新闻发言人黄华的助手，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美国研究所长的李慎之却说，他没有在现场看到人们传说的“握手”，但事后听到传言甚多。李慎之认为，如果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与周恩来迎面相遇，以周恩来的胆识和礼仪，他先一步伸出手准备与杜勒斯握手，是完全可能的。
李慎之指出，至于周恩来是不是将手伸向了杜勒斯还有一个美国人的判断问题。周恩来在延安曾坠马受伤，右臂骨折，治疗未能完全恢复，导致右臂不能伸直，所以他的右手总是弯持在腰际。对周恩来不太熟悉的人，容易将他的右手姿态看成准备伸手与对方相握。
当年周恩来的几位重要助手，基本上都否认杜勒斯曾与周恩来在万国宫内迎面相遇的可能。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的回忆录《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于1985年出版，作者在书中写道：
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进入会场。事先我对于从哪个门进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很清楚。我在前引路，周总理和代团成员跟着我一直进入我们的座位。会场座位是按每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排列的。中国CHINA，C在前，美国USA，U排在后，和苏联代表团在一起，距我们很远。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个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到一起。会议中间有15分钟的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茶和酒，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当时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因此无论从客观到主观都不存在总理主动去握手而遭到拒绝的可能。
王炳南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但不清楚王炳南的说明是否就是针对约翰逊的回忆而言。如果说还有一些余地的话，就可能在于他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已有30年过去，许多记忆被时间的潮水冲刷得渐渐淡去。此外他关于周恩来是否存在上前握手的动机这一点仍可讨论，因王炳南本人在同一本回忆录中紧接着写道：
当然在敌对的情况下，并不是绝对不能握手。我想起以前曾为此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美国驻丹麦武官在一个军事俱乐部里喝酒，他主动走过来要和我们的武官握手，当场遭到拒绝，弄得主人很尴尬，美国人也下不了台。这件事汇报外交部，是我亲自处理的。后来，部领导研究请示了总理后规定，今后我外交人员在公共场合不要这样生硬，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
如此说来，在“握手”问题上，倒是中国方面曾拒绝在先，因而去日内瓦时作了预案。
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后来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同意王炳南的说法。他在1997年第4期《百年潮》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传闻》的文章，回忆说：4月26日下午日内瓦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后，艾登走过会场与莫洛托夫握手。这时，莫洛托夫把身边的周恩来介绍给艾登，艾登马上把手伸给周恩来，两位外长很热烈地握了手。
这天会后，英国代表团成员、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杜维廉找到他的熟人、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杜维廉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介绍杜勒斯与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恩来总理同意，艾登再派人征询杜勒斯的意见。宦乡即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答复说，他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他愿意经艾登先生的介绍，与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周恩来有意在日内瓦打开对美关系的僵持局面。如果杜勒斯接受这个建议，中美关系的篇章中有多页将不是后来的样子。可是，杜维廉在第二天上午找到宦乡说，杜勒斯先生已经表态，他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熊向晖回忆说：“有没有周恩来与杜勒斯在会议期间碰面，周恩来主动伸出手来，而被杜勒斯拒绝的情况呢？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
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李越然指出，当时并没有杜勒斯拒绝与周来握手的事情发生。
然而，对这件事的叙述或转述却出现在大量的外交史著作中，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周恩来本人在同外宾谈话中多次谈及此事，甚至在作大报告时也讲过。比如，他在1958年4月15日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就说过：“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样笨法，到了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许握手。”
对此事印象最深的大概无过于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他在飞往北京的航程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6次，要他们在飞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不要紧跟着他出舱门，要让美国总统独自与周恩来握手，以弥补当年杜勒斯的失礼。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在北京着陆以后，他即和夫人走下舷梯。这时，周恩来正在寒风中等着他。尼克松在回忆中写道：“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决心一边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尼克松担任美国副总统，他对此事的记忆总归是有依据的。
其实，不管“握手”的具体细节是否存在，都不影响周恩来的人格力量，无损于周恩来的形象也不影响人们对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杜勒斯无视中国代表存在的态度，使美国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握手的机会消失了，中美两大国家继续彼此隔绝与对抗，待到周恩来和尼克松日后来弥补这段隔绝岁月，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从宏观大局来说，当时的杜勒斯确实不愿意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这个“说法”本身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因此，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握手”，倒真的成了中美关系的象征性词汇。
不结盟运动
不结盟运动萌发于冷战年代。1956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会谈，针对当时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严重对抗使夹在其中的广大中、小国家深受其害的情况，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
1961年9月，在南斯拉夫、埃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倡议下，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25个国家出席了会议，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
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支持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斗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文化和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主义；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不结盟运动不设总部，无常设机构，也无成文的章程。它定期召开首脑会议、外长会议、协调局外长会议及纽约协调局会议等。首脑会议为最重要的会议。从1961年到2003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先后在贝尔格莱德、开罗、卢萨卡、阿尔及尔、科伦坡、哈瓦那、新德里、哈拉雷、贝尔格莱德、雅加达、卡塔赫纳、德班和吉隆坡举行了13次首脑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等重大问题的宣言或行动纲领，为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不结盟运动各种会议均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如有分歧，各成员国可采取书面形式向主席国正式提出保留意见，以示不受有关决议或文件的约束。
不结盟运动现有116个成员（2004年5月19日，塞浦路斯退出不结盟运动；2006年5月接纳其观察员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两国为新成员。）都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一贯重视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与不结盟运动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并于1992年9月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
不结盟运动是冷战时期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中力量（中间力量），他们名义上是不结盟，实际上他们是不结盟的结盟，他们在一起经常开会，讨论一些重大的问题。中苏关系破裂后直到现在，中国的新时期外交政策奉行的是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
词述十大元帅生平
1质朴元帅——朱德
戎马一生，功绩卓著；忠职勤政，鞠躬尽瘁；
胸怀天下，气度恢弘；谦虚谨慎，淳朴忠厚。
2横刀立马——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3精谋善战——林彪
精于运筹，多谋善战；攻于心计，贯用机巧；
深沉寡语，用心歹毒；残忍虚伪，阴险诡谲。
4新世孙吴——刘伯承
戎马一世，勤学一生；施计用兵，略胜孙吴；
指挥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将风。
5胸怀坦荡——贺龙
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血雨腥风，英勇善战；
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豁达大度，胸怀坦荡。
6诗人元帅——陈毅
博学多才，文武两全；光明磊落，刚毅如山；
胸襟坦荡，仗义执言；宽厚仁慈，伟人风范。
7政工巨匠——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8宽和干练——徐向前
虚心善学，战中成才；敢于自责，勇当大任；
质朴谦逊，敦厚宽和；运筹自如，智勇兼备。
9睿智明达——聂荣臻
献身革命，坚忍不拔；精明睿智，果敢明达；
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一生戎马，功绩如山。
10精明机智——叶剑英
大智大勇，献身革命；聪明机智，力挽狂澜；
运筹帷幄，能参善谋；气度恢弘，纵横捭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