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广西龙州一带，最凶的鬼叫做“蛊”，老百姓总是杀鸡取血用来祭供这个凶神，因此“蛊”在当地也叫“鸡鬼”。陆荣廷自诩为关帝下凡，自以为有能力镇住“蛊”，于是就把自己的画像刻在驱魔碑上，用来镇住“蛊”，据说还挺灵的，当时流传这么一个传说：武鸡县城西门外有一条河，常常闹鬼，人在岸边走，一个不小心就不知怎么的掉进河里去了，而且在那里自杀的人很多，河流湍急，很少有活着从河里救上来的，疑是有鬼神作乱。当地的士绅请了不少道士，僧人来驱妖都不灵。陆听后，命人特地建造了一块刻上自己头像的驱魔碑，立在那里，说来也怪，自从有了那驱魔碑后，那里就很少出人命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的老百姓都去拓印下驱魔碑上陆的头像，贴在自己的门框，以做驱邪之用。
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机缘凑巧之事情也十有发生，如果陆荣廷真是关帝下凡，又怎会到头来自己下野，老死上海呢？
当初谭浩明率桂军进湘，在湖南的沿途桥头渡口也立有刻着陆荣廷像的石碑，这可以用来提高陆在军中的威望，也向湖南人显示了桂军的霸气，但好景不长，吴佩孚和张敬尧、曹锟等北洋军反扑了过来，对于这些“虎狼”，草包一个的谭浩明又怎能是对手，谭浩明在长沙大肆搜刮了一番，不做丝毫抵抗，就脚板底抹油——溜之大吉了。湖南人民大为痛恨桂军的所作所为，纷纷把那些石碑不是推进了河里，就是用来铺路，天天供来往的路人践踏。陆荣廷的神威在湘人的眼里可谓丧失殆尽。
冯玉祥“拜鞋”
冯玉祥提倡廉洁劳苦。他在开封时不准人家穿绸缎衣服，一见有穿绸缎的，他便要千方百计，使之难堪。有一次他看见有个士兵穿了一双缎鞋，他连忙上前去深深的一个揖，随着一个90度的鞠躬礼，而且还左一个作揖，右一个鞠躬，把那个士兵弄得莫名其妙、呆若木鸡！最后冯玉祥告诉他说：“我并不是给你行礼，只因为你的鞋子太漂亮了，我不敢不低头下拜哩！”那位士兵先生吓得魂飞天外，连忙脱下新鞋，飞跑而去。
对联妙说袁世凯之死
1916年2月，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后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底病死。袁世凯究竟是怎样“病死”的呢？《古今绝妙对联汇赏》里记载了当时一副无名氏的五言联，可以告诉世人答案：
起病六君子，
送命二陈汤。
这副对联非常全面地讲述了袁世凯从“起病”到“送命”的前因后果。上联“六君子”，中药汤头名，这里借指杨度、孙毓筠等六人，他们于1915年8月14日组织“筹安会”，怂恿袁搞“君主立宪”，使袁大发皇帝瘾，这样就使他得了“不治之症”。下联“二陈汤”也是一种中药汤头名，由半夏、茯苓、甘草组成，这里借指袁贼心腹陈树蕃、陈宦、汤芗三人。讨袁运动一兴起，他们便背袁倒戈，先后在陕西、四川和湖南宣告独立，使袁众叛亲离，失去了最后地盘，最终无可奈何一命呜呼。
阎锡山改名
曾长期统治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山西襄县河边镇）。其父阎书堂靠祖上家业放租收账，盘剥农民，后来又在五台县开办“吉庆昌”钱庄。这位土财东喜得贵子后，为阎锡山取名“万喜”，小名“万喜子”。
1900年，阎家钱庄倒闭了，阎书堂带着17岁的阎万喜逃到太原城躲债。不久，盘缠花没了，父子俩就在客栈上当跑堂，一住就是两年。1902年的一天，山西巡抚衙门前贴出文告，要创立武备学堂，招收武备生员。一心盼望儿子能出人头地的阎书堂要万喜子去应考，无奈万喜子虽念过十年书，但念的是私塾旧学，对洋书新学一窍不通。善于钻营的阎书堂便花钱买通一位学过新学的赵康佑去当“枪手”，替儿子冒名顶替应考。能否考上呢？阎书堂心中也没有底，便领万喜到品仙馆算命。
报上儿子的生辰八字后，只见算命先生掐指一算，连声恭喜“贵子定能考取”。但品仙先生又说万喜命中五行缺金，于是取其原名“喜”字谐音，将阎万喜改名“阎锡山”，这回有“锡山一座”，再也不必担心缺金了；万喜是长子，山与川相对应，据此又为他取字“伯川”。从此，阎万喜正式改名为阎锡山，字伯川。
算命先生的吉言是否灵验？父子俩翘首以待。赵康佑顶着“阎锡山”之名应考，发榜后，“阎锡山”大名果然在榜首。“品仙先生真是神机妙算啊！”阎锡山惊喜不已，由此迷信上算命这行。阎锡山就这样混进了武备学堂。凭他的逢迎拍马之术，1904年又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这位农村的破落子弟头一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他左右逢源，既伪装革命，被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发展为同盟会员；又与日后成为日本侵华头目的土肥原贤二、樱井隆治等勾搭在一起，为其后来在“抗日”中暗中勾结日军找到靠山。
1911年辛亥革命后，时任八十六标标统的阎锡山凭借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资本，摇身一变，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山西军权，历任山西都督、省长、省政府主席，在山西皇位上一坐就是38年。
是袁世凯杀死了张振武吗
张振武之死，史家认为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冤案，被列为袁世凯恶行之第一案，是袁诛杀革命者的有力明证。记录此案件的相关史料很多，案件过程基本一致，罪魁祸首皆聚焦在袁世凯与黎元洪身上，有言黎借袁之手杀张，或言袁借黎之意杀张云云，各种说法不一。从各家言说里，都提到了张振武的性格，褒之词以“豪侠仗义”，贬之以“粗鲁跋扈”，其最终被杀，和他的个性不无关系。
张振武（1877—1912）被认为是武昌起义的功臣之一，而正史记载的武昌起义经过中多没有他的名字，至少在那时候，他还没有重要到被提出来说的份。武昌起义前，他是个小学教员，时常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张出任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在推举黎元洪任军政府都督一事上，据说，因黎百般推辞，张拿枪顶着黎的脑袋，逼其就范。张振武性格暴烈，时常与黎元洪发生冲突，凡黎遇事不决，张即掏出枪来，顶在他的脑门上逼其决断，弄的黎元洪对他也没办法，这也是被传为黎借袁之手杀之的原因。
张振武虽是粗率之人，却因功自傲，心性高远，武昌的小庙已经容不下这个大和尚，黎元洪以其“发展前景”计，将他推荐给袁世凯，由袁安排处置。民国元年八月十日，张振武带着手下将官十数人到了京城，开始最后的旅程。
袁世凯对张振武等一行的招待是很周详的，吃喝住行，都是按照功臣的待遇，并委任张为总统府顾问。当时的湖北议员哈汉章经常为袁世凯办理一些和湖北相关的事情，给张振武的顾问委任令就是他送去的。哈汉章叙述了当时的情形：张振武看了委任令后大怒，当场就把委任令给撕毁了，然后将袁世凯骂了一通，最后提出的要求是，在东北或者西北给他一块地方屯垦，并为练兵拨巨款。哈汉章当然不能说撕毁委任令的事，只是把张的要求转达给了袁世凯，袁世凯答应了屯垦的要求，巨款当然是没有的，于是又下了“西北屯垦使”的委任令，仍然令哈汉章送交。在此期间，张振武见过袁世凯两次，傲气十足，根本没把袁放在眼里，而此时却要钱要地的，谁会愿意给一个可能的对手以兵粮呢？袁世凯可不傻。
八月十五日，张振武在六国饭店请客，宴请湖北老乡和军政要人，饭后各自归去，张乘马车出城，行至前门附近，被拘捕，其随行官员方维在所住旅馆也被抓捕。当晚，二人被送至军政执法处，以“谋叛罪”就地枪决。张被枪决的方式说法也不同，有说被绑在一个柱子上，身中六枪；有说张要上厕所，在厕所被就地枪决。事后，黎元洪发来电报，列举了张的十五条罪状，袁世凯具此公布。此案未多株连，被拘捕的其他随行人员十三人被释放并遣回原籍。
张振武雄心很大，想练出一支强兵来，大展鸿图。不过，以其性格与头脑，即使不是袁世凯当政，换了别人，也未必不杀之。
民国史料里，多塑造张振武为大义凛然、英勇就义之形象，大概是反袁的政治需要。但从多方面的不同叙述来看，张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碰巧因武昌起义而一夜成名，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天下就应该有他的一份。这家伙根本是个不懂事的毛头小子，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成了“窃国大盗”，怕是张振武的名声沉在故纸堆里早已经不容易翻找了。
袁世凯猝死之谜
1916年（民国五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亿万民众的声讨中魂归西天。
在互相庆贺的同时，人们也不免产生疑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窃国大盗的猝死呢？有人认为他是病死的，有的认为他是被气死的，而在这两种说法中又衍生出多种猜测。
一种说法称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在医疗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意见分歧，大儿子袁克定相信西医，主张动手术；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相持不下，贻误时机，终致不治。
与此相近之说，则有袁世凯患病后不肯服药而死之说。当年，袁世凯在彰德休养时，有术士给他算命，称“袁不得过五十八岁”。袁问“有何禳解否？”曰此事甚难，非得龙袍加身不可，袁世凯听后没说什么，赐酒给术士，术士出门后就死了，大家都猜测是袁世凯害死了术士灭口，从此后，袁世凯便有了称帝之心。1915年称帝后却事事不顺，众叛亲离。称帝于是积忧成疾，昏迷之中，总看见术士来索命。有人服侍他吃药，他总是不吃，因为药汤很像当年他给术士喝的毒药，他周围亲近的人都知道原因，但都不敢和大家说，最后改用针灸治疗，但也没能保住他的性命。
“气死说”论者则认为袁世凯是因帝制失败，众叛亲离而气愤而死的。有人说：“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心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死之真相因也。”
对袁世凯本人来说，始终没有向后人交代他为何人所气而难以治愈。这个窃国大盗在咽气前，只是有气无力地说：“是他害了我！”但这句话所指的是谁，仍不清楚，其用意和含义更是令人费解，也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吴佩孚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吗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军阀混战时期，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曾显赫一时，自诩为一代名将。北伐之后，兵败逃到四川。“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出山抗日，于1932年初到达北平，此时的“威孚上将军”已是名存实亡，蒋介石曾明示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学良对失势的吴氏“敬鬼神而远之”。虽然如此，吴佩孚抗日的决心却是坚定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吴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加以拒绝。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也断然拒绝。1938年，日本侵略者决定把华北伪政府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要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日本侵略者当然不会撤兵。吴佩孚大义凛然拒做汉奸，使日本人十分恼火，决定杀害他。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死在了北平。
吴佩孚究竟是怎样死的？1939年底，吴佩孚因无力摆脱日方纠缠，气急交加，突患牙疾，肿痛难耐。按照医理，牙病肿痛期间不可拔牙，否则就会感染。但日寇头子坂垣征四郎立刻指示日本牙医伊东前去探望，并下达为吴拔牙的指示。吴与伊东熟识，在伊东的再三劝说下便同意拔牙，谁知拔后即刻肿胀起来，到晚间已经说不出话来，四天后甚至连水也不能下咽了。德国名医诊断认为须入院做手术，并让赶快送往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吴佩孚素有“不入租界”的誓言，所以对入院治疗坚决拒绝。
吴佩孚周围惟一没有被日本人收买的是秘书帮办张伯伦，他在12月4日最后一个单独去看吴佩孚，吴断断续续地说：“死了的好，死了的好。”又说：“将来美日必有一战。中国定可雪耻报仇。”下午3点，几辆小汽车急速驶向吴宅，当年直系头子之一、汉奸齐燮元与日本特务川本大作带领日本军医石田等及日本宪兵进入吴宅，并且不许外人入内。进屋后，不顾家属奋力阻拦，拿出钢条和手术刀，开始撬吴的嘴巴，狭长的手术刀随着日本军医颤抖的手向吴佩孚的嘴里伸去……吴的五姑爷张瑞丰心头一紧，大喝一声：“慢着！”川本气势汹汹奔过去，用威胁的姿态问：“你——什么事？”张瑞丰怒目相问：“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句话提醒了吴的妻子，她也大声抗议：“既然是开刀，为什么不打麻药？”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石田满脸苦笑，十分窘迫，在皮包内翻了半天才拿出针剂，给吴注射了一针。然后，他撬开吴的牙齿，张瑞丰亲眼目睹，那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并不指向灌脓肿胀的牙龈，而是猛地刺向吴的喉咙，只听“啊”的一声惨叫，鲜血从吴佩孚的嘴里喷射出来，直喷到两个护士的脸上。吴佩孚两眼几乎迸裂出来，怒视着川本一伙，鲜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流，顷刻，气绝身亡。在动手术时，吴的夫人张佩兰一直被齐燮元挡着不能近前。吴佩孚去世的消息传遍了北平城，“大帅没有屈服于日本人”也感动了北平的老百姓，到了送葬的日子，纷纷前来送别……
吴佩孚之死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内情，至今仍然是个令人费解的谜。
蔡锷成功潜逃的多种传说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贫寒。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1899年赴日本留学。1900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
1911年初调云南，10月30日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后，任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袁世凯称帝后，蔡锷抛出“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誓言冒着巨大危险从北京辗转逃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
蔡锷成功逃离北京的经过神秘离奇、扣人心弦，以致产生多种传说。
传说一：是蔡锷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曾鲲化策划了蔡锷潜逃的方案。11月11日，蔡锷同小凤仙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饮茶，跟踪他的密探装成游客，就坐在不远处的茶桌上。少顷，蔡锷假装去厕所，密探见其衣物全留在原地，料他不会走远。岂知蔡锷直奔府右街曾鲲化家中，男扮女装，由曾家的厨师和马夫用轿子抬到崇文门火车站，送上直达天津的专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