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到《新青年》
1916年初春的一日，阳光明媚，东风送暖，东京郊外高田村一间简陋民房“月印精舍”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和陈独秀《青年》杂志的感染，李大钊满怀激情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充满革命活力的《青春》一文。“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文章结尾，李大钊纵笔放歌，发出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守常其文如其人啊！”接到李大钊寄来的《青春》，陈独秀一气读完，深深为李大钊浩然正气所触动。“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此时，他才体会到章士钊评价李大钊的话恰如其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叫陈独秀头痛的事。因为嫉妒《青年》杂志的影响，上海青年会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上海青年会态度硬，陈子沛、陈子寿胆子小，陈独秀执拗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改名。
夏历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陈独秀寓所，主人正一手挥扇，一手执笔，加紧编排更名后的《青年》杂志2卷1号，新杂志取名《新青年》。陈独秀对来访的汪孟邹说：“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汪孟邹说：“你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大约是这个思想的实验吧？”陈独秀点头说：“他们补习法语，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
《新青年》在国内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陈独秀计划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他决定和汪孟邹去北京集资招股。
8月21日，胡适翻看去年的1卷3号《青年》杂志，见陈独秀称赞谢无量长律为“希世之音”，称为“子云、相如而后，仅为斯篇”，觉得陈独秀也太夸大其词了。陈独秀提出废除古典主义，而谢无量长律少说也有100处用古典套语。他在给陈独秀的信里，谈到了最近思考的文学革命八事。文学革命必须要8个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
信发出不久，胡适收到陈独秀8月13日的来信，可谓心有灵犀，去信和来信在路上撞车了。自己信中的几个问题，陈独秀都提到了：《决斗》译文将在《青年》杂志2卷1号刊出，他要自己利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多译短篇名著如《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谁杀死了邵飘萍
军阀时期，北京的新闻业非常发达，有个二三百元就可以办一个简单的通讯社。然军阀政府变更比较频繁，对新闻人的威胁性也就很大（今天骂的人，明天可能就是执政官），可这并不影响新闻人趋之若鹜，盖因越危险的地方越有新闻吧。而新闻人成为新闻焦点，则是新闻人的不幸，可在那个时代却时有发生。军阀政府时期的报人案件，以“青萍白水”最为著名，其中“青萍”是指邵飘萍，“白水”为林白水，均为军阀政府杀害的有名报人。
邵飘萍，原名邵振青，浙江金华人，飘萍为其笔名，却为人所熟记。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了新闻编译社，这是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通讯社，同年十月，创办《京报》。邵飘萍在外界的形象，除新闻人以外，邵飘萍还是个常泡八大胡同的风流浪子，尤以其与夫人共泡妓院闻名于世。北京八大胡同，是妓院街，邵飘萍常因工作需要与朋友、官宦娱乐其间。邵飘萍的夫人叫汤修慧，是一现代知识女性，对其夫泡妓院无法阻止，也就跟着一起去。八大胡同的妓院各有各的门脸，从一个妓院带着妓女到另一个妓院玩耍叫“过班”。有一次，邵飘萍等带着汤修慧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跑厅”过来引领，见着汤修慧在其中，便大喊“过班”，把她当作了别院的妓女，汤修慧不干了，上去就一耳刮子，一时传为笑谈。
1926年4月，张作霖部队进入北京，接管了北京政府。此前，因邵飘萍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多次谴责张作霖亲日卖国，因此上了张作霖的黑名单。张作霖入京后，下令以“鼓吹赤化”罪名收捕邵飘萍。奉军刚一入京，邵飘萍就跑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躲了起来，这期间还不老实，通过夫人在《京报》上发文《飘萍启示》，自言五大“罪状”：“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人惨杀多数良民；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文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算是他最后的宣言吧。
4月22日，邵飘萍遇见张汉举，两人聊了起来。张汉举也是个报人，但专为军阀服务，因其经常口出脏言，人送外号夜壶张三。张汉举告知邵飘萍已经安全无事，政府不再抓他，可以回家了，不必再躲藏。邵飘萍相信了他的话，因惦记报馆事务与家务，当天下午赶回家中，随后被捕，《京报》报馆及邵宅均被查封。24日凌晨，邵飘萍在天桥法场被枪决，时年38岁。
对邵飘萍的罪名，说法不一，言其通共，却无实据。事实上，在1925年，邵飘萍已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这件事情，很少有人知道，直到其死，都是一个秘密。
张作霖因何杀掉李大钊
张作霖是绿林出身的军阀，李大钊是留日出身的大教授，在风云变幻的1927年，张下令绞死了李大钊。这个历史事件似乎一目了然，历史书上记载也似乎黑白分明，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历史的细节和因果，结论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张作霖当时在杀害李大钊时面临极大压力，而最后下决心判李的死刑，也是认为自己有可依赖的证据。近年，关于李大钊之死的档案陆续公开，特别是苏联亡国后一些共产国际档案也大批面世，关于那段历史的真面目，已经能大体勾画出来了。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李的一个特殊身份长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认定。正如他本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的“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这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员。我们知道，马克思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必须是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成功。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李大钊最早与共产国际人员的联系下，并且派来特使帮助成立的。而李大钊并没有出现在前台，他实际还有一个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的角色。在中共一大上，为了中共是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分析。在第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决。而李大钊一直是以国际的立场努力促成此事的。李大钊在北方，更是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和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李大钊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比如，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工作，在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俄关系上，一直是重要联系人的身份，他并不单单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而是以代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行沟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模糊了国家概念的身份很难认定。
李大钊参与了苏俄和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秘密谈判，一度使吴转向“左”倾。但是李大钊最成功秘密活动是转化冯玉祥支持南方国民政府。冯玉祥和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曾经合作过，秘密策划反清起义，互相结下很深友情。苏俄对北方军阀中的冯玉祥部一直抱有期待，主要因为李大钊的工作。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掌握了政局，但由于自己力薄势单，请来了段祺瑞临时执政。可是冯还是坚持促成了孙中山北上。当时，苏俄对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抱有很大期望，并在军事援助上大量投入。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两个相继被派往中国，一个是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仑将军，后来北伐战争基本由此人指挥，另一个是叶戈罗夫，以元帅军衔任驻华武官，负责中国北方军事。从1924年，苏俄军事援助就不断支持冯玉祥，派去军事顾问团，当时，邓小平就是以邓希贤的名字直接从苏联派到冯的部队。而李大钊则是冯和苏俄的最重要的联系人。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一致反对，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双方进行大战，而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北伐，全国进入全面混战。
1926年4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和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当然是抓捕的重要对象。而李大钊则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郊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后来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那里避过难，从没发生过问题。而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是不很占理。这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他们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政府，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很快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他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23年入党，任过中国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李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很深地卷入中国内战，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所以，张作霖函商外国领事团，因为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默许张的军警入内缉捕暴乱人员。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300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7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等等，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是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是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是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是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事实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至今没有公开。
李大钊被捕后，鉴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征询意见，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将领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当时报刊也记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赤党首要不置诸法，可以激励将士？另有一种说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来电主杀。张作霖绿林出身，对苏联和日本等国本都不买账，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赤匪，在战争状态，更是惟认武力至尊，对前方将领的意见更为重视，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19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
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后来根据翻译整理出版了《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但是张作霖的政权很快倒台，该书只印了极少册数，目前已经很难找到。
张学良与邵飘萍之死有关系吗
黄山书社出版的“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之《中华民国之谜》一书，内有“谁为祸首，邵飘萍被枪毙之谜”一节，作者云：1926年4月北洋军阀的直、鲁、奉军队开入北京之后，“奉系军团司令张宗昌对同情或支持冯玉祥国民军的人士立即采取非常手段，大肆逮捕与镇压”。这里，所谓奉系的首领，应是张作霖父子，张宗昌应系鲁系势力的首领。大概由这个错误起头，书中又提及邵飘萍被捕后，“北京新闻界推举代表十三人前往张宗昌司令部，请求释放邵社长”等，而“狗肉将军张宗昌则骂道：‘我非看看，是他的笔厉害，还是老子的枪厉害！奶奶个熊，非杀他的头不可。’他还说：‘取缔宣传赤化分子，早经奉天军事会议决定，警厅奉命执行，邵飘萍不过其中一人而已。’”于是，最后对邵飘萍签发死刑命令的便也就是这位“狗肉将军”了。
显然，这一描写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节。原来，1926年4月，奉军和直鲁联军将领在天津举行军事会议后，就由张宗昌任前敌总司令开始进攻北京，至15日，直、奉军攻入北京，24日，避入东交民巷的邵飘萍被人诱出被捕，随即汤修慧夫人迅即告知北京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恳请其采取行动紧急营救邵飘萍。此后北京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会议当即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等13家报纸各派1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先期抵达北京的奉军首领张学良（张作霖尚未到达北京）。25日下午5时，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4辆汽车赶赴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当时代表们再三恳请驻军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邵飘萍，或将之暂予监禁，以免其死。张学良则振振有辞地告诉代表：“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13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动容。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