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到郑州的那几天，我心潮澎湃，肃穆庄严。溶在城市的队伍中，我总有一种大步流星超凡脱俗的感觉。可是上班十几天了，总是感到报社松松垮垮，一盘散沙，办事效率非常低。那时，远离家乡远离妻子的我，愈加感到空虚。无聊、孤独潮水一样漫漶头心，淹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没事的时候，我就伫立在报社的走廊上，让目光划向辽远的天空，直到被高耸入云的楼体撞得七零八落，玻璃一样跌碎一地。
有一天夜晚，孤独的我，一个人来到街头散步，刚走至一辆大卡车前，猝然从后面蹿上来几名抢劫犯。他们不由分说，架起我就往卡车投下的阴影中拖。他们主要目的是向我索钱。而我那次偏偏身上分文没有。在一阵拳脚中，我急中生智扔下作家证。乘他们争抢之际，我才“金蝉脱壳”了。
那个夜晚，我逃回住室想了很久很久。我觉得人类不管为什么梦而活着，其实那梦是很脆弱的，它就像一枚易碎的鸡蛋，弄不好，很容易溅你一身脏。
后来，我没顾朋友的极力劝阻，毅然又回到了我的那个小镇。
我回到小镇后，又把我的诊所乔迁到另一个地方。可是后来，因为房主人要用房子搞生意，眼看租赁一年到期后，我不得不又重新搬迁一个地方。那时的我，神情万分沮丧。因为家底空，没钱盖房子，无助的我，感到活在人家的屋檐下，实在没意思透了。
1996年5月，我几经思忖，又掮上皮包第二次到了郑州。我在行动前，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我只是把赌注押在我的一位老师身上。我的这位老师，是我文学的领航人，今生对我恩重如山。他是一家杂志社的总编辑。我此次到郑州，只是想投身在他的门下，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好好侍弄文学，混一碗饭吃。到郑州后，才知他的刊物订数下降，编辑部处于挣扎状态。出于一片好心，我的这位老师让我回家先坚持开一阶段门诊，等刊物订数回升，编辑部景气了，再说。
我的梦又一次被敲碎。
1997年4月份，我的一位朋友打电话让我去郑州，参加一个编委会，为他写报告文学。朋友在电话里说，编委会要编辑出版几套大型报告文学丛书，时间大概需10至20年，或许更长时间，如果乐意的话，可以长久待下去。那时我正为开门诊而感到心力交瘁，长期为看不成书、写不出东西而烦躁不堪。听了朋友的话，我没有做任何犹豫，决定摆脱门诊，弃医从文到郑州。
于是我又第三次到了郑州。
在郑州的那段时间里，我又突然心迷意乱，惶惑不安。站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下，我觉得我是那么的渺小，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坐标。立在纵横交错的十字路口，我无法举手投足，不知该迈向哪—个地方。我彷徨，忧虑，茫然无措。我又忽然怀念昔日的家乡生活。尽管在家里很忙碌，有些疲惫，但我却感到格外充实，最低不会迷失自己。那里的镇外有青青的庄稼棵子，有馥郁的野花惹眼地开。行走在田间的小径上，我总是浮想联翩，文思如涌。如今在钢筋和混凝土铸就的城市里，我慵懒了，久久没写一篇东西。我彳亍在霓虹灯下，抬首看天，好几次都没看见天上的星星。
我又烦躁不堪起来。食不知味，睡不安然。一个月下来，竟瘦掉了几斤肉。
万般无奈，我又只好卷起铺盖“打道回府”。
活着为什么
可以这么说，我的童年是在忧郁和泪水中度过的。童年时期，我的家庭非常贫寒。母亲十余岁时，双目失明至今。全家的重担自然就落在父亲的肩上。那时我们哥弟姐姐七八个，儿多母苦自不必说。每年，别人家挣得的粮食吃不了，我家却在青黄不接时，讨东家，借西家。几张嗷嗷待哺的嘴，父亲就是插上翅膀，觅来的粮食也填不饱我们窑门一样饥饿的嘴巴。在那种境况下，我们几个月吃不到一顿干饭。更甭说让父亲另开“小灶”了。为了多挣几角钱的工分，父亲总是起早贪黑，早出晚归，别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苦活，父亲总是抢着去干。无论再寒冷的天，父亲都会绾起高高的裤筒，下到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操犁掌耙，翻耕水田。一天下来，父亲回家时，双腿总是被寒冷彻骨的冰水刻划下深深的口子，纵横交错，鲜血淋漓。至今回想起来，那种情景都令我心惊肉跳，触目惊心，鼻子发酸。父亲累死累活，犒劳他的也不过两碗“光可鉴人”的稀饭，大不了就着半碗腌菜，咂几口从代销点沽回的烈性黄酒。
苦难贫穷的家，自然养就父亲暴躁乖戾的性格。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三天两头和母亲吵嘴，动辄摔碟子，掼婉子，刨锅灶。那时我们哥弟几个，很少不挨父亲揍的。父亲揍我们时，无论揍得再疼再狠，还不允许我们哭泣。前半刻刚挨打，后半刻就让你端碗吃饭。遇到心里有疙瘩，怄气想不开，父亲再揍。于是我们每次挨了打，哪怕吃不进饭，也得木然地端着碗，任大颗大颗泪珠子，叭哒叭哒砸落稀饭里，溅起朵朵水花。
在这种阴郁的天空下，我心中的太阳就是考大学，跳出农门，改变我的家庭环境。可是我的心思又完全没有发挥在学习上面。看着劳心劳力的父亲，我在学校里怎么也待不住。每当上课，老师正起劲地讲着讲着，我心灵的小鸟就莫名地放飞窗外，绕着田野泥土的芳香，嘁嘁喳喳，一路鸣叫着，又回到了我正在劳作的父亲身边。父亲如弓的脊背是一座桥，怎么也驮不动我对他的爱怜。于是读高中的我，白天在教室里，夜晚就回家主动帮助父亲收割插种。有时一干就是大天亮。然后舀一盆冷水，仓促擦一把脸，又赶到学校去上学。
在这种情况下，再有毅力和体力的人，都是学不进去的。两年的高中生活，如白驹过隙，眨眼间就过去了。父亲对我考大学的期望值一直很高。可是我夜晚在家干活，白天坐在教室里，疲惫不堪，混沌不开，头昏脑胀得连针扎的缝隙都没有，就甭说学习了。因此，有很多时间，我都是躲进寝室，用厚厚的被褥把自己垛在下面，偷偷睡觉。有时学校查紧了，我就越墙而过，跃进学校围墙后面的蒿子林里，呼呼大睡。我覆盖在厚重炙烈的阳光下，任粗野的蝼蚁在我的耳朵眼肆无忌惮地爬进爬出，我都浑然不觉！
我的大学梦就这样在两年的高中生涯中“寿终正寝”了。
后来我又四处借钱，考进了县城的一所成人中专，上了3年卫校。
父亲为了给哥弟们成家立业，四处讨借，债台高筑，家徒四壁。双双有病的父母亲实在无力供奉我去读书。在卫校的这段生活中，为了节俭开支，我常常饿得头晕目眩，两眼发黑，头痛欲裂，睁不开眼睛，似乎从来没有睡好过觉，直至如今都落下个怕看阳光的毛病。我常常是几个星期都没有钱买菜票。有时实在坚持不下来了，就回到家，希望从父母手里要几块钱。可是每次我鼓着希望的帆回家，又折断精神的桅归校。
记得有一次，我回家后不但没要到一分钱，连返校的车费都没有了。没办法，我只好向侄子借辆破自行车去赶六十多里的公路。屋漏偏逢连阴雨。走至半途，自行车没气了。可我连打气的一角钱都没有，幸亏有位熟人路过，接济了我。那天，我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一路吱吱嘎嘎，当摇晃到卫校时，已是夜里两点多钟。
那段生活常常令我悲伤。
就在那时，我接触了文学，希望挣一点稿费，以弥补生活上的不足。
如今，我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文学事业也蒸蒸日上。可是生活一度令我不安，搅扰得我吃不香，睡不甜，感到举步维艰。初来这个镇上开门诊，因为初出茅庐，家贫如洗，小镇的人们看不起我，同行的医生排挤我。如今，当我混得人模人样，花红柳绿，又有人嫉妒我。我多少次踽踽独行在夜空下，看苍穹的星辰升起陨落，茫然四顾，无所适从。要想到人活在世间这么艰难，父母真不该种下我这个苦瓜！
特别是近段时日，因为门诊生意忙，又赶上儿子降生，我生活的三弦琴，已被弹拨得叮咚乱响。实出无奈，我只好请了一位保姆。但没想到保姆吃我的饭，为我干活，却违反了别人生活的“交通秩序”。于是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我请保姆其实就是娶“二房”。镇民们再见到我，总用一种夸张变形的眼光看着我。有的人见了面甚至带搭不理的。仿佛我成了一个危险分子，人们对我纷纷退避三舍，躲避温疫似的。我一直生活在一种痛苦的渊薮里。就连一向善解人意的妻子，一时也难辨谣言的真伪了，好长时间都对我很冷淡。憋闷得太久，我就和妻子吵嘴。每次妻子和我吵嘴都是信心十足。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是，在我病中和心灵最憔悴时，妻子和我的战事仍然烽火连天，连绵不断。每一次吵嘴之后，镇民们诽谤最多的当然是我。我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我好痛苦。
那一阶段，是我心灵的阴霾最浓重的日子。我沮丧极了。我每次走在街上，与人说话，都觉得人们用眼睛的余光睥睨着我。我的心头哀哀的。我甚至想到了死。自杀也好，让车撞死也行。反正死亡对我来说成了一种解脱。我打坐在长夜的牢狱里，希望妻子儿女来看望我，给我带来怜悯与慰藉。可他们似乎不愿再领我回家。
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我吞吃了20片安眠药，自己给自己肌注了两支安定。我悔恨来到这世上。我痛悔自己没有给亲人带来新的转机。我觉得小镇的人们对我说三道四，就显得我太没有分量。
当天空还有太阳的时候，雨已停了，我又如雨后的蚯蚓，爬出门洞，爬向城市各个朋友的家。朋友们对我依然还是那么客气。每当他们向别人介绍我时，总是在文学成就上，对我冠以过高的荣誉，听的人总是对我肃然起敬，另眼相看。我突然又雄心勃勃起来。因为我在文学上努力了，面包和牛奶就摆在桌子上，供我享用。我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的眼前堆砌着前途和光明。
我必须好好活着。活着就是向社会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童年的“文化衫”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了—位叫茹萍的老师。茹萍老师20岁左右的模样，剪着短发，脸盘白净，大眼睛，高颧骨，薄薄的嘴唇红润有色，说起话来娓娓动听。
那时，10岁少年的我，根本不懂得啥叫男女之爱，但懵懵懂懂中，我对茹萍老师却有一种很深的眷恋。我总觉得茹萍老师很妩媚曼妙，犹如春天的兰花，灿烂着我混沌初开的心灵。茹萍老师说话的声音很温婉动听，讲起课来更是声情并茂，绘声绘色，音质甜润，仿佛百灵和着泉水的吟唱，令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茹萍老师教数学，代我们班主任。因为茹薛老师的缘故，平常最头疼数学的我，这时也忽然一下子迷上了数学！听茹萍老师讲课，我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阳春三月，茹萍老师引领着我们，于水榭亭阁间，看百花盛开，赏峰蝶群舞，浑身暧洋洋的，舒泰异常。那时，我既怕和茹萍老师的目光相碰撞，却又很渴望和茹萍老师没话找话说。每当茹萍老师走过我的身边，一缕淡淡的馨香从她的身上隐隐地散发出来，钻进我的鼻孔，溜进我的肺腑，使我久久有一种沉醉的感觉。
我觉得能和茹萍老师多说上一句话，都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更甭说得到她的表扬了！茹萍老师的表扬是一块甜之如饴的奶糖，含在嘴里，能甜遍全身，回味无穷。
最令人贻笑大方的是，10岁少年的我，开始在茹萍老师面前刻意留心起了自己的打扮。
有一次，父亲将卖草籽的几块钱，咬牙为我买了一件白汗衫。那时，时兴在汗衫背后印字，即现在所谓的“文化杉”。我为了让自已穿上这件白汗衫在人群中更“抢眼出众”，引起茹萍老师的关注，就想印字，可是又掏不出那印字的钱。我便想着法子，在一块厚硬的塑料薄膜上，用小刀刻下一个大大的“8”字，然后将薄膜摊在汗衫上，用红墨水精心拓下，这才穿上汗衫，趾高气扬地走进了校园。那一刻，我感到同学们都向我投来了羡慕的目光。茹萍老师似乎对我汗衫背后那个大大的彤红的“8”字，也多留意了几眼。我立时幸福得有一种快眩晕的感觉……
谁知放学的时候，下起雨来，当我一路小跑奔回家时，脱下汗衫一看，只见汗衫背后的那个大大的“8”字，早已模糊—片，红墨水的印渍把整件汗衫都洇润得面目全非！一件好端端的汗衫就这样被我白白糟踏了，为此，我还挨了父亲一顿揍……
那件汗衫从此再没有穿，但我郑重其事地把它叠起来放进了箱角。一件汗衫是一段岁月的纪念。如今每当看到街头上流行的各式各样的“文化杉”，幼时的回忆，便如彩蝶一样，由万花丛中翩翩向我飞来。
再看父亲一眼
2002年的12月份，在事业上极度失意的我，茫然中来到周口市的太昊陵寻人求签算卦。算罢卦，我要求老先生给我测字。开始要测的是什么字，我至今想不起来了。记得我最后在纸片上随手写了个郑州的“郑”字。老先生端着纸片沉思片刻后，幽幽地叹口气，说我最近要“穿重孝”（意即戴白布，亲人间有白事发生）。他说，“郑”字，左边是繁体字祭奠的“奠”字，“奠”字，亡人也。
老先生所言，引发我心中隐隐不安。我不知道亲戚朋友间究竟有谁会遭遇大悲大哀，在脑海里过滤了几遍，也没有把谁联系起来。坦率地说，我也曾担心过父母的健康状况，但我当时压根儿就没把这件事情往父亲身上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