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诸多利益矛盾与冲突中，依据包容性发展的内涵、要义以及我国目前的主要利益矛盾，我们可以提炼出区域、群体、代际、国际等四个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利益矛盾。为此，我们认为，在践行包容性发展过程中，要协调这四个方面的重大利益关系，必须以“非均衡改革发展→重大利益扭曲、发展失衡、公平缺失→重大利益协调→包容性发展”为分析逻辑主线，并从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以推进公平经济增长、完善体制机制以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审视全球经济“利益失衡”以确定我国利益平衡保障战略取向、探索“代际”均衡发展以提升可持续发展综合竞争力等四维角度，探索包容性发展中重大利益协调的四条途径及政策选择。在此基础上，应侧重从非均衡、非协调、非系统改革发展模式角度分析我国四大领域利益矛盾与冲突之纽结的根本原因所在，进而从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社会经济均衡协调改革发展模式角度去探析我国重大利益协调和包容性发展的根本途径与目标方向。对于我国重大利益矛盾的基本成因、表现及化解途径，可以如图2所示。
图2表明：（1）由于单维效率或GDP导向下的非均衡改革发展模式，引发了区域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人口、环境与经济不协调，内外失衡这四方面的重大利益关系失衡问题，从而产生区域、群体、代际和国际四大利益矛盾与冲突。（2）这四大利益失衡与矛盾问题，相互传导、相互渗透，由此而汇集成重大利益矛盾纽结，进而促发了发展失衡与公平缺失等不包容性发展问题。（3）基于包容性发展重大利益矛盾的表现及基本成因分析，我们认为，要化解包容性发展中的重大利益矛盾，则应从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以推进公平经济增长、完善体制机制以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保“代际”均衡发展和可持续综合竞争力提升、实施内外均衡发展战略以确定我国利益平衡保障对外开放取向等四维角度，探索包容性发展中重大利益协调的四条途径及政策选择，在此基础上，应从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社会经济均衡、协调改革发展模式角度去探析我国重大利益协调和包容性发展的根本途径与目标方向。
为了探索包容性发展中重大利益协调的路径，应找出关键性问题进行战略性重点研究。我们认为：
（一）在产业空间合理布局的途径方面
应依据区域经济非均衡改革发展的历史背景，分析研究GDP与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空间布局导致的地区利益失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体制机制原因。在此基础上，要研究如何通过基于比较优势的地方长期产业政策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制订，以及基于效率和民生二维评价的产业空间合理布局，来构建地区关系协调和利益平衡的体制机制，进而提出我国区域之间公平经济增长路径及政策选择。
（二）在群体利益协调的途径方面
首先，应客观实证研究目前我国群体利益矛盾的主要表现及程度，并侧重总结非均衡改革发展模式的得与失，分析群体利益矛盾加剧的体制机制成因，最后，应依据“共同富裕”规律要求，从更加关注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收入角度，研究如何通过深化产权与所有制、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资源要素市场等方面改革，以及如何通过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收入分配宏观政策的完善，来协调群体利益矛盾与冲突。
（三）在代际利益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方面
应针对人口众多与赶超策略、地方政府主导下高速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所引发的代谢断裂、罗德戴尔悖论和效率缺失等代际利益冲突问题，以解决经济子系统和生态母系统的关系扭曲、提升可持续发展综合竞争力为目标，从代际利益平衡的角度，深入分析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综合竞争力提升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探寻一个能够推动资源利用效率更高、更加绿色且竞争力更强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基础上，要侧重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合理匹配、低碳经济模式选择、民生导向技术创新方式的形成、人本主义发展战略等方面，分析研究能够推动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与政策选择。
（四）在国际利益协调的途径方面
应以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发展战略失衡为背景，分析国际经济联动的作用途径，探讨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战略的影响和挑战，并侧重从非平衡对外开放角度，分析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利益矛盾产生的体制机制原因。在此基础上，着力研究如何通过提升经济独立性、合理关联依存度等途径，以协调贸易均衡为核心的国际利益关系，并探寻新型的能确保我国利益平衡保障的对外开放战略。
最后，应从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社会经济均衡协调改革发展模式角度去探析我国重大利益协调和包容性发展的根本途径与目标方向。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均衡改革发展模式过程中，既要对中国改革发展模式进行有理性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更需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基本价值取向与目的所在，努力探索能够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成果的体制机制基础。为此，要健全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成果的体制机制，应着力解决生产力发展标准人本化、产业区域布局民生公平导向化、生产条件与收入分配公平化、经济发展可持续化、公共产品供给普惠均等化、国际经济共赢等价值评判转型问题，在此基础上，促使经济发展目标从单一经济发展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总体转变。
四、利益协调视域内包容性发展有待求解的基本问题探析
为了有效践行包容性发展，我们必须对包容性发展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包容性发展的目的及目标、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制度保障等基本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求解。
一是要有效践行包容性发展，则必须结合目前国内外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利益矛盾和冲突，深入剖析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包容性发展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从理论上厘清并求解包容性发展是为了什么人，以及谁应包容谁等主体性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的人，是不同于现代新福利经济学阿马亚蒂等所强调的普适意义的人。因为，马克思反对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反对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考察人的本质，而主张要从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去理解人。他在考察人的本质时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依据列宁的理解，社会关系包括物质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和思想社会关系，其中社会生产关系对人的本质又是其决定性作用。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集中体现为阶级关系，所以，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本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都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要研究包容性发展中的主体关系，其基础必须深入研究当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而空洞地或抽象地讨论包容性发展的主体性。
博鳌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侧重从国际角度，提出包容性发展是不同国家、民族与公民共同发展、平等参与、成果共享的发展模式。显然，这里是从共赢角度或矛盾的同一性层面讲包容性发展国际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诚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发展方式存在着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因此，研究包容性发展的国际主体关系，是很有必要通过对各国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多样性的包容性分析，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挑战与失衡问题，从而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世界各国必然要面临的一大选题，也是包容性发展的实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物质生产关系及其由此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社会关系的不同，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内在作用和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富占有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特别是由国际金融和债务危机而引发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则决定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在利益关系和阶级立场上是存在矛盾的对立性属性。为此我们既要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的政策与战略之间的相互包容性，更要研究它们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差异性、排斥性甚至对立性，特别是要研究具有战略依存关系但又具有明显的利益对立关系的不同国家，其利益排斥和对立的根源所在，及其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从而寻找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发展的策略。
就我国内部包容性发展的主体关系而言，主要体现为各地区之间、各群体之间以及不同代际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关系。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生产“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其基本属性而言，应当是一种包容性地发展。由此决定，我国经济发展各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同一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此，我们在研究我国内部包容性发展各主体关系时，其侧重点应放在同一性方面。即要通过站稳群众立场，贯彻群众路线，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着力研究如何实现各发展主体之间的统筹兼顾与利益兼容关系，从而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占有、所共享。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过去30多年在增长动力，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自然、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失衡增长与发展”与非均衡体制改革产生的诸多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之缺陷，促发了“非均衡改革发展”型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以及自然、经济与社会不协调发展问题，从而导致了不同经济主体在利益关系上的排除性甚至对立性。为此，要研究国内包容性发展不同主体之间的包容性问题，则必须从深化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为视角，深入分析研究社会生产方式，特别是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不同利益群体产生了哪些不对称性的收益效应，进而为科学求解改革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等基本价值取向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与价值判断。